回归文学常识:新世纪“文学与思想”争的反思

该文是普通语言专业文学作品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关于文学作品方面自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与回归文学常识:新世纪“文学与思想”争的反思相关论文例文，适合文学作品及思想及文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文学作品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在文学史上,无论主张文学离不开思想而必须仰仗于思想的,还是坚信文学有其自身独特性而无须乞灵于思想的,甚至辩证折中,认为文学应该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的,实际上都不乏其人.然而,近几年,这些老生常谈却像一枚枚石子,频频投向“新”的水面,激起了一些微澜,引起了一番争论.

一、文学与思想：重新成为“热点”话题

最先激起微澜的那枚石子,应是2006年5月刊登在《南都周刊》上的一篇报道：《思想界炮轰文学界》.这报道指出：众多思想界的学者,向当下中国文学开炮,认为当代作家日益丧失了思考能力,使文学沦落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当下文学作品因而让人看不到对当下中国人生存境域的思考.看不到对人生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思考.文学已投入商业的怀抱,成为获取世俗利益的安全通道.那么,文学怎样才能摆脱这困境呢?主要的出路就在于重振文学的思想性,强化文学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强化文学对存在真相和深层人性的思考.

这很快在文学界激起了反响,不少作家、批评家都纷纷发表讲话或文章,对此予以回应.作家们的普遍态度,是始终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认为：这些思想界的学者不在文学现场,而且不太了解文学标准,他们对文学的看法,不过是一种“隔靴搔痒”.因此,残雪发表题为《给思想者们讲讲文学常识》的文章,极其不满地指出：思想界的学者,一落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便无不显露出陈旧僵化的观念,幼稚初级的审美意识.苏童拒绝了思想界人士“用文学反映现实”以强化思想性的主张,坚信文学表达的社会现实并不是简单的“社会信息”.以关注社会问题闻名的方方,也旗帜鲜明地坦言：至少我读文学作品,不是冲着它的思想去读的,文学的最终意图不是为了表达思想.作家魏微也明确表示：如果有人说我的小说写得很深刻,我不觉得是赞扬我,因为我的思想显然被别人看出来了.

批评家们的态度则普遍有些前后不一.或许,因为思想界人士在否定当下创作的同时,也否定了当下批评,宣称“批评已经沦为广告”,所以,批评家们最初的回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的反对.广东评论家谢有顺则表示：文学的意义空间是多解的,甚至是无解的,单一的、可以形成思想结论的那些东西,反而可能窒息文学本身.北京评论家李敬泽,甚至毫不掩饰地嘲讽道：按“思想界”他们的看法,把文学取消,光有思想就行了?然而,面对这“难得”的兴奋点,许多批评家很快便转变了自己的态度,认同了“思想界”的主张.因此,在2009年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李敬泽竟判若两人,率先指出：今天的文学,普遍缺乏思想的深度；文学需要一种思想背景,应该回归时代的思想前沿.据报道说,这引起了与会批评家们的“强烈共鸣和热烈探讨”.于是,在批评界,与炮轰“文学界”的“思想界”人士同声相应的,就越来越多了.邵燕君主张：当下的复杂社会,需要作家不断创造新的思想.张清华强调：现在确实需要文学的思想性品质更高些、思想性力量更强大些.谢有顺则开出了一剂药方：只有站在绝境意识上写作,思想才会被体现出来.此外,王光东在《文艺争鸣》上探讨《新的“思想能力”问题》,霍俊明在《南方文坛》上关注《尚未抵达思想前沿的“征用”写作》,王尧则在苦苦思索《文学为何缺少“思想容量”?》等

而且,探讨文学的思想性,在媒体的参与下,还掀起了一阵“热潮”.2009年11月,在珠海举行了第八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其主题就是“文学：回到思想前沿”.对此,《文学报》《新华日报》和《光明日报》等,都做了及时报道.紧接着,2009年12月,在成都召开了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会议也围绕文学的思想性问题,把其主题确定为“文学需要什么样的思想”.2009年12月,《人民日报》还设立专栏：《文学盛宴,思想不能缺席》,约请李敬泽、盂繁华和施战军等,展开了一次关于文学思想性的讨论.2010年9月,《光明日报》组织了《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品》的系列报道,也极力推崇文学的思想性,宣称：思想性永远都是衡量作品成败最为重要的条件.可见,在新世纪文坛,文学与思想这个话题方兴未艾,正形成一股“热潮”.然而,如前所说,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它涉及的诸多观念,往往都是一些老调重弹.

二、文学与思想：杂语喧哗的老调重弹

这场论争,其具体观点虽然多种多样,可谓杂语喧哗.但实质上,它们大多都是一些缺乏新意的老生常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文学与思想密切相关,虽然承认文学中的思想有其特殊性,但强调思想对文学的决定作用,坚信文学中思想不能缺席,只有思想才能使文学更辉煌.这方面,李敬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承认文学的思想能力和社会科学等的思想能力存在差别,但他认定：文学不能放弃思想,作家应该和时代最前沿的头脑对话.而且,如何回到时代思想的前沿?这事关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事关文学在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位置.持相似观点的人尚多.譬如,江岳也毫不含糊地强调：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中,思想性的生命力往往占据更突出的地位.陆贵山也认为：文学的思想性是文学的灵魂,一流的文学家,尤其是一流的小说家,那就是思想家.邵燕君则指出：今天某些著名作家最大的悲哀,是不能跟思想的前沿结合,其作品表现的是过时的思潮.

实际上,这些都是文学史上诸多相似话语的回响.譬如,17世纪,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就曾主张：文学要以思想义理为指归,作家“首须爱义理：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义理获得价值和光芒”.其后,许多浪漫主义者也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比如,柯勒律治坚信：“一个人,如果同时不是—个深沉的哲学家,他决不会是个伟大的诗人”.斯塔尔夫人也宣称：文学应该立足于时代思想的前沿——“诗歌应该紧跟上一切与思想有关的事物,紧紧跟上当代哲学的发展”,“表达随着时间日益丰富的新思想”.在文学史上,这样的话语可谓不胜枚举.可见,新世纪文坛对文学思想性的提倡,其实只是前人诸多相似话语的老调重弹.

重视文学的思想价值,自然有其合理l生：思想确实可以赋予文学独特的魅力,文学确实可以体现时代的思想水平.所以,美国文论家韦勒克说：“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因此,文学史上确实存在诸多富于思想性的作品.然而,他们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也有其明显偏颇：过分夸大了思想对文学的作用,其实质是以思想价值取代文学价值.因此,他们宣称：思想的力量永远是衡量作品成败最为重要的条件；思想有深度,文学才有力度.甚至,他们宁愿忍受作品艺术上的缺陷,而不愿忍受作品思想的贫乏.所以,李敬泽说：“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现在看起来很粗糙.却站在那个时代思想的前沿,具有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偏颇,其实也源远而流长.当时的中国文学普遍“思想大于形象”,而且,主流的文学观都公开提倡“思想大于形象”.因此,当时有人坚称：“在艺术中,思想永远大于形象”,“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中,思想性是主要的、第一性的东西,艺术性是次要的、第二性的东西”. 其二,这场论争,还存在另一种不同的声音：虽然也承认文学与思想密切相关,但却更加强调文学中思想的特殊性.这方面,施战军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当下文学,确实出现了普遍的思想焦渴,但这并不是因为普遍缺乏思想,而是因为普遍缺乏能够有机地寓于文学的思想.因此,他主张：既然从文学范畴呼唤思想性,无疑,思想性应该寓于文学性之中.不然,就会出现忽略整体艺术品性和丧失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倾向.为此,他严正警告：现在许多人呼唤在文学中体现强有力的、引领潮头的思想,如果对此问题过分看重,可能会适得其反,非常可怕.持这种观点的,也不是少数.比如,王光东也坚持：文学中的“思想”不是外在的观念,而是内在于文学审美世界的重要因素,它与作家的经验、情感、想象、甚至叙述方式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开.作家毕飞宇也认为：作家使用思想,更要重视思想在文学中是如何表达的；小说中的思想毕竟不能从概念出发.所以,他表示：我愿意把自己的脚永远站在文学基石上,迎着思想的光芒往前走.

这些,其实也是前人相似话语的当下回响.譬如,黑格尔就曾明确强调：艺术表达的思想“理念”具有其独特性,“在艺术和诗里,从‘理念’开始总是很靠不住的,因为艺术家创作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在艺术里不像在哲学里,创造的材料不是思想而是现实的外在形象”.文学史上,与此相似的话语也不胜枚举.可见,新世纪文坛强调文学中思想的独特性,也是前人话语的老调重弹.

然而,相比较而言,这种观点更具合理性：一方面,它承认思想对文学具有积极的价值,另—方面,它又重视思想在文学中的独特性,从本质上讲,这是对文学独特价值——审美价值的重视.其实,文学中的思想往往是浮浅的,如韦勒克所说：“其内容不外是讲人的道德或者命运无常之类的老生常谈”.而且,即便那些站在时代思想前沿的独特思想,在文学中也不能地存在.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马斯·曼虽然都堪称站在了时代思想的前沿,“托马斯·曼的《魔山》表现了同样的矛盾：前一部分关于疗养院世界的描述显然比充满了哲学假说的后一部分艺术水平高”.可见,强调思想对文学的作用,把思想视为衡量文学成败的最重要条件,只会导致对文学的伤害,因此,应该重视思想融于文学的独特性.

当然,这场论争还存在其他一些看法.譬如,有人因为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特性,而断然否定文学与思想密切相关,认为文学与思想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因而嘲笑任何对文学的思想性吁求.他们断言：作品太追求思想性,反而会使文学作品缺失价值；对文学提出思想性要求,是一种精英的观念,文学已经走下了神坛,不需要承担时代思考的重任；要求文学重返思想的中心,是一个幻觉.其实,在文学史上,从那些“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或独尊形式的形式主义者那里,我们都不难听到诸多相似话语的轰鸣.因而,这依然是一种老调重弹.

总之,新世纪这场关于文学与思想的论争,虽然众声喧哗,却多是一些陈词滥调.这极大地消解了这场论争的价值意义,使其像当下诸多“学术论争”一样,也沦落为一种跟风赶热潮的表演,显得浮浅而功利,成为徒有“学术”之表的一种精力浪费.因为流于意气之争,随意发挥,所以难有对相关问题的静心学习,也就难有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剖析,故常常缺乏新意,只好谈一些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因为只能谈一些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所以往往违背起码的文学常识,东拼西凑,漏洞百出,难以得出正确的见解和主张.于是,我们触目所及,常常都是一些惊心动魄的偏颇和荒谬.而这,正是长期以来当今文坛许多论争的一种通病.

显然,要想在文学论争中克服明显的偏颇与荒谬,得出正确的见解和主张,以避免贻笑大方,其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摈弃跟风,从问题出发,回归文学的基本常识.

三、文学与思想：文学史上的基本常识

思想是多种多样的,对文学而言,人们尤其关注的是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翻翻文学理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之类,我们发现：关于文学与思想,文学史已经得出了如下一些常识性的结论.

基本常识之一：文学与思想并非密不可分,相反,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极其明显的.以文学与哲学思想来说,文学的精髓是感性,哲学的本质是理性；文学侧重体验,哲学侧重智慧；文学给人童年般的鲜活感受,而哲学则给人老年般的沧桑感悟.因此,文学与哲学不同,乃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思想价值并不等同于文学价值,思想标准并不等同于文学标准；思想功能并不是文学功能.一部作品的哲理性越强,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学性就越强；一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越高,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学价值就越高.所以,即便面对那些“哲理性”极强的文学作品,我们仍然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一首诗中的哲理愈多,这首诗就愈好吗?难道可以根据诗歌所吸收的哲学价值的大小来判断它的优劣吗?或者,可以根据它在自己所吸收的哲学中表达的观点的深度来判断它的价值吗?难道可以根据哲学创见的标准,或者根据它调整传统思想的程度去判断诗歌吗?”

当然,也有一些哲学家,譬如尼采、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等,总嗜好用文学来表达其思想,因而形成了“诗化哲学”.但这并不能提高其作品的思想价值,能够提高其思想价值的最根本因素,永远只能是其作品的思想内涵本身.可见,作家即便在作品中表现了前沿思想,也并不能保证其作品一定会优秀.其实,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在优秀诗歌中,有许多都是写景言情的抒情短诗,哲理性作品只是其中的少数.优秀小说写什么的都有,有注重情节的,有突出语言的,有揭示心理的,并非都在表达哲理和思想.

基本常识之二：文学与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相反,在特定情况下,二者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许多哲学家和哲学著作,都深受文学影响.如前所述,尼采、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擅长文学的表达方式,常用文学表达思想.而且,“他们不是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一点儿个人的哲学思想,而根本就是

该文是普通语言专业文学作品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关于文学作品方面自考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与回归文学常识:新世纪“文学与思想”争的反思相关论文例文，适合文学作品及思想及文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文学作品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但是,文学与思想的这种联系,并不是一种普遍联系,而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存在的特殊联系：一方面,如前所说,哲理性的文学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还存在大量非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这种联系是以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为前提的.因此,文学与思想的联系,不能被夸大.但在新世纪的这场论争中,人们却常常夸大了这种联系,因而往往得出一些明显偏颇的结论.比如,有人妄言：“事实上,没有没有思想性的艺术性.除非你把艺术理解为纯技艺,但即使是技艺和形式,其实也预设着明确的思想”.

基本常识之三：深刻的思想,在特定条件下,对文学确实大有裨益.思想可以增加艺术的深度,哲学思想内容,在恰当的语境里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深刻的哲理思想,确实能有效地强化作品的内涵,提升作品的品位.《浮土德》和《卡拉玛佐夫兄弟》,在语言、人物和故事等方面,与一般作品并无太大差异,而文学史却给了它们极高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内含了“思想的重负”.“冰心、朱自清的作品就文笔之漂亮、艺术之感性而言,恐怕也不在鲁迅的作品之下,但却不能与鲁迅的作品比肩者,就在于其作品所承担的文化内涵以及对存在体认的深度,不能与鲁迅的作品相比”.所以,在当前作品思想普遍贫乏的背景下,强调文学的思想性,是有其积极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但是,思想对文学的益处,也不能被夸大.思想对文学的积极作用,有一个前提性条件：思想必须成功地转化成文学要素.但是,很多时候,文学中的思想,尤其是那些时代的前沿思想,却无法有机地融入文学之中,因而反倒成为文学的累赘.所以,不能夸大思想对文学的益处,“这种强调一旦过了头,以为文学家都受到哲学家单一的影响,甚至以反映了时代哲学的光辉为大作家的标准,就可能陷入谬误”.

然而,在新世纪的这场论争中,人们却常常夸大思想对文学的益处,以至于随处可见这样的偏激之辞：文学盛宴,思想不能缺席；作品需要思想的容量,只有思想能使文学更加辉煌；没有好的文学,是因为没有好的哲学；思想的力量永远是衡量作品成败最为重要的条件；文学：回到思想前沿；重振文学的思想性；等等.实际上.文学的盛宴,最不能缺席的不是思想,而是审美；能使文学更加辉煌的,并非思想,而是艺术.因此,衡量文学成败的最重要标准,永远是艺术标准；文学最应该回到的前沿,是艺术的前沿,而决不是思想的前沿；文学最应该重振的,是审美能力,而决不是思想能力.

基本常识之四：提倡文学的思想胜,关键在于强调思想进入文学的特殊方式.“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尚未解决或尚未展开充分讨论的具体问题：思想在实际上是怎样进入文学的”.思想本身并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只是文学创作的素材或原料.在文学中,任何思想都不能以素材或原料的形式存在：“只要这些思想还仅仅是一些原始的素材和资料,就算不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问题”.思想必须经过审美化,以审美的方式存在于作品,才具有文学价值.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卡拉玛佐夫兄弟》,其深刻的哲理思想,就内化成了小说的血脉和肌理,内化成了他对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对人物关系的精心编织和对隋节结构的巧妙设计.这样,思想就被转化成了形象,被寄寓到戏剧人物、戏剧情节和戏剧场景之中了,成为一种审美存在.因此,“思想放出了异彩,人物和场景不仅表达了思想,而且真正体现了思想”.

这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特殊能力：直觉把握思想的能力,也即将思想感觉化、形象化的能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思想就难以转化为审美存在.这样,思想就非但无助于文学价值的提高,反倒会阻碍文学价值的实现,这就导致了哲理性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弊端：思想大于形象.当思想比审美和艺术本身更卓越,以致压抑、遮蔽了审美性和艺术性时,它就失掉了成为文学的资格,就非但不应该被视为文学中的精华,反而应该被看作文学中的糟粕,是缺少审美与诗性的东西.所以,对文学家而言,即便立足于时代思想的前沿,即便攀上人类哲理的巅峰,也并不能保证其作品的优秀与杰出.

综上所述,文学与思想并非密切相关,但有时,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而且,思想对文学确实大有裨益.然而,思想与文学的联系,思想对文学的益处,都不能过分夸大.关注文学的思想性,关键在于强调思想存在于文学的独特前提：思想必须有机地融人文学之中.对任何文学论争而言,唯有回到相关问题的基本常识,我们才能有效地克服论争中的明显偏颇与荒谬,才能摆脱那些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独出心裁的见解,才能避免论争的浮浅与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