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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文学的判断有悲观论和乐观论两种判断.悲观的论调,在我看来,大多是对当代文学能否良性发展的忧虑,同时也是某种深层的反思,出发点是好的.与此相对,当然也有持乐观态度的,学者赵毅衡说：“近20的中文文学,与世界上任何文学比较,都并不逊色”,他说这话还早在世纪之交,主要指8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张颐武如此申辩：“文学不死,但变了样子,文学绝不都是垃圾,但却和过去大不相同.我觉得真正重要的就是需要对于新世纪以来文学的调整有深入的理解.”这大概是很中肯的看法了.在我印象中,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张清华等几位教授都先后表达过肯定当代文学的意思.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新世纪之交,对文学悲观的态度确实不在少数,然而到了世纪之交再往后的十年之间,对中国文学持乐观态度的似乎还是占据了主流.在中国,文学到底有没有乐观的前景有没有较大的发展势头这是一种自悲或一种的心态,还是各说各话确实难以看清事情的真相文学是真的死了,还是向死而生这委实是一个难以在短期内或在几篇文章中所能说清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无论社会如何转型,无论全球化到了何种程度,文学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有多少文化形态的变化更迭或变体的存在,文学依然是很多人坚守的精神家园,读者永远没有消失.
说者泛泛,实证才更可信.《花城》自创刊以来即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有的说她是“先锋的摇篮”,有的说阅读《花城》的小说,“确实产生了年度小说风景尽在眼底的感觉”.“先锋”和“尽在眼前”专指小说,《花城》有自己的积累,有自己的特色和立场,她关注那些实验性、探索性的先锋作品,也不偏废传统小说意义上的写实,同时还是很多初出道作者的起跑线,其实绩确非一般期刊可比.其实,《花城》所竭力呈现的文学,远远不止小说.本文将以新世纪以来的《花城》为考察对象,以窥中国新现象之一斑.
一、《花城》的“新世纪”：先锋性,还是先锋性
前文提到,《花城》历来都看重文本实验和先锋品质(主要针对小说),这是本文的核心所在.但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花城》并非一味只专注于先锋作品,同时她也十分重视迅速而及时的写实,这至少不至于使她身陷凌空蹈虚的嫌疑.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花城》几乎是最早发表所谓“打工文学”作品的,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花城》专门开辟“世纪之恸”栏目,用67个页码发表“纪念汶川地震专辑”作品,当然还发表了大量其他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作品,只是对内容与形式结合的要求更高,更具文学的品质.
话说回来,《花城》之所以与其他同类刊物有所区别,其先锋性肯定是最为人所重视的.创刊之初在当时文学尚处僵化与破冰之际,即对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和港澳台及海外文学进行大力绍介,显示出少见的魄力与敏锐,这也奠定了《花城》三十年来的品格基调.接下来是80年代直至90年代对先锋实验文本的大力扶持,即使由于社会转型,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先锋作品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之后,《花城》也仍然坚持先锋性品质,不随大流不从俗,坚持小说内部的探索,在文学的精神性追求上葆存自己可贵的品格.在这个方面上,《花城》在国内的众多期刊中,可谓首屈一指.“中国先锋小说点滴些微的变化都可以在《花城》里得到反映.”(晓华、汪政：《立场与气度——(花城)2004年小说述评》)
事实上,9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已面临诸多障碍,有学者将之概括为：虚浮的思想根基、孱弱的独立意识、匮乏的想象能力、形式功能的退化、市场化的物质屏障、先锋批评的滞后.这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花城》是否也面临90年代的转型与尴尬在我看来,《花城》也会面临这一困境,只是她在积极地突围与寻求新的突破,而并非拘泥于先锋小说初兴时的状貌,并坚持汉语小说的探索性创新.正如早在1986年,《花城》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勇气和敏锐的眼光,出版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第一版征订竟达280万册,这难道仅仅是出版商业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花城》由来已久而自始至终所秉持的先锋性.不过,本文的重点在于考察新世纪以来《花城》先锋性的表现,以期证明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仍然暗涌着先锋探索的流脉.笔者曾著文提到：“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先锋小说实验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也给文学带来多种生长的可能性,当时的那种发展势头确实令人欣羡.先锋小说的实验终结当然有历史与自身的原因,可是新世纪以来,当‘现实性’的作品铺天盖地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重提另一种先锋性呢那种带有实验性的文本,那种充满想象与精彩虚构的作品,那种横空出世的充满理性批判的大吕之作,那种能让读者暂时摆脱虚假‘现实性’的完全属于精神性提升的小说,对这些,我们实在是渴盼已久了.”当然,笔者其中提到的不仅仅是实验性的文本.实际上,新世纪的《花城》已超越了纯粹文本形式意义上的实验,在精神性上也有了更高的追求,这正是笔者要肯定的.
小说的形式感是文学本体的生命所在,上世纪末与新世纪以来,《花城》潜游于社会转型的背景之河,在密切关注现实的同时,也在走着“反抗现实的叙事”之路.从中国文学期刊的总体来看,《花城》其实并非寂寞,包括《大家》《作家》《山花》《莽原》等在内的期刊也都在关注着小说文本的实验,都开辟了相应的栏目,只是《花城》做得更为突出.
《花城》在1999年第1期和第5期分别发表张锐锋的《皱纹》和赵玫的《怎样证明彼此拥有》,其实已拉开了《花城》新世纪继续追求先锋性的序幕.2000年,《花城》除了发表毕飞宇颇受好评的《青衣》之外,还发表了三个长篇：艾伟的《越野赛跑》(第3期,注：以下期数均只用数字注明)、柯云路的《蒙昧》(4)、《黑山堡纲鉴》(6),一般认为,这些作品表现出了对历史叙事的强烈兴趣,然后又是超越了普通叙事的小说文本,具有鲜明的先锋探索性.残雪、吕新、崔子恩、商河等也有较好的展现.2001年《花城》“一方面是写实因素以及对于当代生活的关注程度的增强,另一方面则是其纯文学品位的继续坚守”.夏商的《全景图》(1)、蒋志的《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1)、葛红兵的《我的N种生活》(3)、林白的《枕黄记》(4)、夏榆的《闷雷的狂欢》(4)、张小波的《重现之时》(5)等等均为多元化先锋实验的代表.其中,《铁皮人的秘密情节+关于身体》是集新闻报道、剧本、诗歌、数学推理游戏、注释等于一炉大杂烩式的跨文体写作,《重现之时》是各种梦境和谜团的混杂,《全景图》则充满了阴森怪异之气.《我的N种生活》是一部浸透理性光芒而又具有强烈主体性精神追求的实验之作,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枕黄记》是林白超越以往路数的又一部实验之作,小说带有明显的调查报告特征,但又给人一种莫大的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