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会作家发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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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十年文学研讨会”与会者中不仅有批评家、学者,而且有作家、文学期刊杂志主编.与会作家不仅有资深作家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台湾),还有年轻的“80后”作家张悦然、蔡骏、唐睿(香港),7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任晓雯以及科幻小说家韩松和飞氘和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郑晓琼.他们中有的在传统的纸媒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已被划为经典；有的则活跃于新媒体和网络上,拥有众多的年轻读者.他们的发言涉及了当下文学深层次的问题,不乏精彩观点.

老一代作家更多地是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王安忆说道,“我感觉自己很幸运,我们起步的时候刚刚结束一个相当封闭的时代.在一个开放的思想下允许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写作尝试.还有我们及时赶在一个市场化极端不堪之前,站稳了脚跟.似乎不用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辛苦地喊出自己的声音,让别人都听到.回过来看这三十年,有很多变化.再一想也没有那么多变化.过去三十年里我总是在想什么是小说,怎么把小说写好.今天事情变很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好听的故事”.

苏童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点像苏州街上的评书艺人,其实‘说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方式,不是那么激烈,那么铿锵,没有攻击性,没有煽动性,爱听就听.写小说也是这样一种散布方式,比较慢地,散乱地说自己的故事,从而获取自己的听众和读者”.

台湾作家骆以军先生形象地把长篇小说的工作比作搬运故事,‘把本来可能被遗忘的神话或传说包裹起来,一篓一篓带到其他地方”.他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我年轻时在台湾父亲的客厅里听到了那个我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实体的中国.我从莫言小说里才看到一个繁花簇放、汹涌爆炸的‘原来’中国.我小时候可能从张爱玲小说知道上海,直到看了王安忆的小说,重新建构另一上海.我从苏童小说里看到什么是南方――不是福克纳式的南方,而是一个情感投射的虚构的南方.这些伟大的小说家们在一个我没有置身其中成长其中的时空,而我坐在台北的宿舍里.好像他们翻山越岭把一兜一兜的故事运到我面’.但对于骆以军来说,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说故事而已：“正如昆德拉讲到的,对于人类存在处境的描述的热情,带给我的不光是故事,有时是一个观看的方式,是一个把时间脱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描述方式,或是一个永远和生命本身冲突的人,或,或愤怒,或忏悔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光.”

莫言、余华则都谈到文学正在走向式微这一现状.余华接过王安忆“关于上葡萄牙对沙拉马格的敬意”这一话题,提到“”时期中国人民对鲁迅的敬意.他还联想到,挪威人民把易卜生的头像印在飞机尾翼上,在天上飞来飞去.如果说这纯属余华的调侃之辞,莫言则认为,“说易卜生的头像印在飞机尾巴上,还不如说日本把夏目漱石的头像印在日元上.易卜生飞来飞去,但夏目漱石被全日本的人或用日元的人摸来摸去.将来我希望中国作家的头像能印到人民币上,或者卫生纸上.总之要印到一个经常要用,不得不用的东西上,让你无法忘记,强制性地让人们与文学建立一种联系.当然,这时文学也到了一种非常悲惨的地步”.莫言总结说,“文坛十年现状基本上是乱象丛生,现在就是一个文学的战国时代.有的按照老一套来写作,有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作.有的人之间结成一个一个小圈子,有的孤军奋战.有的当面恭维,背后攻击；有的当面怒骂,有的今天怒骂明天夸奖.总之很难用一个观念概括文坛现状.文学盲目夸大是不对的,无论印到飞机上钞票E卫生纸上,都摆脱不了文学正在走向式微的现状.属于小说和诗歌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因为科学发展,一种新的艺术传播方式出现了”.

新媒体对于传统文学的冲击,很多作家深有体会.青年作家徐则臣先生谈到,“作为传统文学的从业者,我们同时也已经身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中.这个困境当然不包括新媒体给文学写作、传播和阅读提供的便利,这个困境主要针对的是,经过新媒体改造过的世界给写作带来的巨大困难”,“在当下,在这个新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整体感和陌生感正在迅速地丧失.全球化同时在加速信息传递,无数的信息迅速覆盖、叠加,世界只能以片段和碎片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眼前.作家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平面和几近透明的世界里,所能占有和处理的资源基本上都是公共资源.我们的写作只能在整体感和陌生感日渐丧失的困境中转换思路求得发展”.

与徐则臣不同,任晓雯非常乐观地看待新媒体带给文学的影响.她认为“商业发展,网络崛起,打破了单一文学势力.一位作家,哪怕不被学院趣味接受,也可在商业社会、网络时代出尖.有人怕商业导致文学消亡.可我认为,损害文学的不是商业,是商业化得不够.在成熟的市场,不同文学品种,都能各得其所.细分小众市场,定位目标受众,而非在所谓大众的低水准上批量复制,后者才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真正原因.我认为理想的文学生态,应呈三足鼎立：学院、商业、网络.学院独立于商业和政治；商业高度发达,门类齐全；网络赋予充分的发表自由和通畅的传播渠道”.

在香港年轻作家唐睿看来,这种商业和网络的影响,并没有在香港掀起一股网络文学浪潮.他谈到,“网络几乎没有被利用到文学创作,这和香港人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传统有关.与大陆文学不同,香港人在阅读和创作上都有另外一套美学等我把香港文学形容为‘小国寡民的文学’.在‘小国寡民’的体系里,有很多老一辈的作家.文学传承主要在学校和刊物里,编辑或老师很难得地发现了一个会写作的人,他们会很珍惜地让其成长.从余光中之后的那一代,一直有传承,没有断裂的关系”.

张悦然谈到“80后”创作时借用王安忆曾在80年代说过的话说,“不管你们承认不承认,我们已经存在了”.她认为“‘80后’这个群体其实内外的差异很大.虽然我被称为‘80后’,但是我不知道其他的‘80后’都在干什么.‘80后’群体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和文化影响方面都存在多样化选择.现在我们都会用一个物质化标签,去描述这一代人或这一代人的一部分.我们这一代人不存在一个群的概念,差异还是很大的,可能差异可能深入到作品才能感觉到.十年前还可以说这是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一代,现在这样说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标签失去意义.我希望不要再把我们压缩打包,运输到这里,传到那里.在未来五年,可以给我们解压缩,可以让我们全方位展示自己,我指的是作品”.

蔡骏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总是以悬疑作家的头衔给我贴个标签,甚至还从来没看过我的书就已经下了个定论,其实我一直觉得悬疑小说只是我的创作生命中的极小一部分等”他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野心：‘不管现在是在搞学术的纯文学作家,还是在埋头码字赚钱的畅销书作家,从对农民工的影响力来说,在当今的中国,他们都是小众作家,这些书描写的都是‘小时代’等这样一个大时代,需要有大作家,需要有大作家来用大作品描绘我们的大时代等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波澜壮阔的大 时代,在我们这个可能会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国家的这个时期,我们却缺乏中国作家真正的声音.我并没有说我们就一定要回归以前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哪怕是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比如卡夫卡的作品,同样可以反映大时代.哪怕是魔幻的,比如拉美的那种,也同样可以反应大时代.甚至于哪怕是非常通俗的,就像我极其喜欢的一位美国作家斯蒂芬金把通俗小说进行到底的这位大师,他的作品同样反应了一代美国人的精神世界.我们也可以做到,我也愿意去尝试,不管用哪种方式,我想都会是殊途同归.

年轻一代作家在要求“去标签”的同时,也有着自己对时代和文学的独立思考.同样地,被称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借用“马甲”这一比喻说：‘‘我们的文学被不断的套上‘马甲’,有根据题材的,有根据内容的.因为我的身份,我被套上‘打工文学’的“马甲”.我个人也被套上一个‘打工妹’的‘马甲’.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更关心‘马甲’背后的东西.我相信,我们要面对的依然是去掉‘马甲’之后的文学,即文学本身.很不幸的是,当文学披上我们给的‘马甲’之后,我们在意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马甲’.文学的文本本身越来越被弱化,我们对文学的审美也成为了对‘马甲’的审美.”她同样也提出了自己对当下文学的思考,“文学更需要保持着纯粹,抗拒着异化：市场的异化,资本的异化,权力的异化和媒体的异化.文学是强大的,在诞生后就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异化.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在坚持着它的本真,它不断用本身的力量来脱掉种种披在它身上的‘马甲’,还原它的本性.无论科学技术主导下的传媒方式如何改变,或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如何改变,或者权力主导下如何侵蚀,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文学本身.当代文学的问题,应该是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如何保持着文学的纯粹.”

科幻小说在新世纪的发展突发猛进,但是在主流文学界一直未受到重视,常常被误解.韩松认为,‘科幻文学之所以会在新世纪产生吸引力一个是想象力.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国度,科幻解放了想象力.二是传奇性.科幻继承和发展了文学的传奇性.三是它很直接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命题和困惑.科幻并不过多地选择批判现实,而是选择了逃离现实.科幻构造出了平行世界和未来世界,它是最具技术性的、最具逃离感的文学形式,与现实有一种真实而天然的陌生化和疏离.不过,这逃离本身,就像行为艺术一样,却又是最大的现实主义,我们是逃不出去的等不管怎样,科幻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了我们自我解嘲的艺术――如果我们不能自我救赎的话”.飞氘则讲了四个科幻小说的故事,试图改变人们对科幻的看法.前两个故事来自韩松的小说,飞氘认为,‘他笔下的世界是阴郁、鬼魅、压抑和荒唐的,人物是卑微无力的.科幻能超越民族劣根性批判,尝试进一步探讨在技术文明背景下中国人日益进化着的诡诈、卑鄙和阴暗,一种以信息化、法治化和富裕化为特征的新愚昧.如果说,鲁迅的‘染缸’给人一种滞重、无变化、静态的印象,韩松的笔下那个鬼气森森的国度,更像是一种动态的、生长着的巨怪,它是五千年的固有逻辑与现代科技联姻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这一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侧面.科幻的美学特征,使它在探讨某些新的文化命题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后两个故事来自刘慈欣的创作,飞氘认为,“他的小说提出了一个关于“崇高”的问题.20世纪中国文学中充满了崇高而庄重的中国形象,这是与作家们对民族苦难的哀痛与复兴的强烈期许相符合的风格,然而历史的变故使得80年始的主流文学中,奇异或新奇性的中国形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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