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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艾瑞予曾有过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接任,甚至稍稍与之比肩.”
艾瑞予的感叹,其实也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将目光回溯至大师辈出的民国时期,而谈到民国大学,就不能不提那些夯筑民国大学“灵魂”的老校长们.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质高度匮乏、西式高校教育模式的实施在中国尚处于摸索阶段的艰难时代,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无疑决定着大学的未来.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智效民,专门撷取了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任鸿隽、罗家伦、胡先骕等共八位民国校长,从他们身上努力打捞民国大师辈出的历史“”.
八位校长虽然在具体办学方式上各有千秋,但在“大师”式办学理念上则趋于一致.梅贻琦曾套用孟子之语指出：“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黄延复和出版人钟秀斌指出：“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十四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二十三位）,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位位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同样,张伯苓、任鸿隽、罗家伦等人也无不广揽优秀教职人才,有的还不拘一格,如钱穆和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沈从文的正规学历只有小学水平,都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在教育实力推进方面,胡适的“十年教育计划”颇具前瞻性,这一计划着眼于当时捉襟见肘的经费,从长远角度重点培养十所国际一流的大学,他甚至不赞成花太多的外汇公派出国留学.
今天,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特别响亮,在国内一些课题小组满腔热血的排名中,一些大学似乎也有过上乘表现.然而,我们无法掩盖这样的尴尬事实：连清华北大这样国内一流的大学,亦无法避免沦为哈佛等国外大学的博士培训基地.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是学术论文发表的绝对大国,但论文引用率却远在百名之后.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当社会上为大学培养不出大师而深感悲哀之时,一些著名大学却以培养出诸多富豪沾沾自喜.大师,越来越像是一个仅供观瞻吊仰,早已布满尘埃的历史符号.
除了对“大师”式教育极力推崇外,民国老校长们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仅尊重学术,而且努力为高校学术“独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在他们看来,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民国校长们的个人人格魅力也令人备加尊敬.他们虽然手执教学还有人事、财金重权,但权为教学所用.像而立之年便当上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不仅向由实权部门把持的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刀,还拒绝了诸多走后门的游说.清华大学“终身名誉校长”梅贻琦逝世后,人们打开他备加珍惜的破旧皮箱,发现里面不过是美国返还庚子赔款基金开支的账目明细.
回顾这八位民国老校长,他们为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有的还奉献了毕生精力.为给南开大学筹款,张伯苓游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南开服务数十年,却晚景凄凉.梅贻琦自从1915年踏进清华大学的门槛,至死都在为清华大学（1949年后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操劳,不能不令人钦佩.
从这八位民国老校长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太多宝贵的经验,哪怕时过境迁,依然熠熠生辉.挖掘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当然是为了警醒滋养今天的大学教育.从他们艰苦求索的历史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办好大学并不是登天般的难事,关键在于要让大学回归于学术,而非将其变为权力机心博弈之所.
【原载2012年7月22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插图／这果子不甜／尹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