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校长的自信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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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大学校长,不过是一名国家干部,是党和政府派到大学的一位负责人.因此,他们不仅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还要完成党和政府交付的任务,至于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则无需过问.这就使他们从骨子里缺乏应有的优雅与从容、自信与智慧.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当年的大学校长为参照,来比较一下.曾经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到了晚年,仍然对当年的学术环境充满感情.为此,他在回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也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无独有偶的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有类似的观念和趣闻.按规定,清华大学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应该由校长主持.但是在开会的时候,梅贻琦却总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自己很少说话.因此大家称他为“寡言君子”.对于这种情况,梅贻琦曾经有过解释.他说：我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于是有人说：梅校长有一种忘我的人格,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他待人以诚,遇事都要公开讨论；如果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在具体事务上,他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大学的制度是很脆弱的,如果没有梅校长的同情和支持,就不可能确立.作为一校之长,蒋梦麟、梅贻琦把自己比做“宋江”和“王帽”,不仅体现了他们的优雅与从容,也证明了他们的自信与智慧.所谓自信,主要来自他们的学识.就拿蒋梦麟来说吧,他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因此他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发展个性,培养特长,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大学校长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它应该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以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就“社会”而言,它应该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以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所以教育学还要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内容.正因为如此,蒋梦麟强调：“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所谓真教育家,就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所谓智慧,更多地表现于他们“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众所周知,当年的大学都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所谓教授治校,就是要让教授“有为”,校长“无为”；如果校长总想“有为”,那么教授就只能“无为”了.对于“无为而治”,胡适曾给予很高评价.他说道家之所以提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是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智慧和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开明的领导人必须依靠众人的智慧和力量.这种依靠“众智众力”的政治,就包含着的意味.相反,如果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太相信自己,太“有为”能干,那其实是老百姓的灾难.因此胡适认为“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应该成为领导者自觉遵守的一条戒律.遗憾的是,胡适的这个观点在当今社会是很难被理解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者稍微负点责任,就总想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于是,大学校长们不仅要修大门、盖大楼,还要在毕业典礼上出风头、赚资本,至于大学的功能、教育的真谛,则因为无能为力,只好不管不顾.摘自《燕赵都市报》2010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