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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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的秘书.

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了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属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志趣相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等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罗家伦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90多位职员被裁去20多位.原55名教授,被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20多位30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还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香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人要的货色,可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一下子共辞退6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史学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学贯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15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钟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钟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常通信,切磋诗词,互相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生活设施.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二十万现款等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发动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等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1930年罗家伦黯然离开清华.其外因是当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要扫除的人；内因是清华有些学生对罗家伦不满,要求他辞职.尽管要求罗家伦辞职这项议案当时没通过,但他还是采纳了冯友兰的意见,为维护校长的尊严决意离开.在他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时,便拂袖到武汉大学当教授去了.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的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罗家伦是教育家、学者,又钟情于艺术,尤可称道的是他还是位富豪迈气质的诗人.他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在他的诗词、音乐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他的《玉门出塞歌》曾传诵一时,他在该诗集后附言：“自‘九一八’后,国难愈迫,悲愤难言,常谱笳声,而励士气.”

1932年8月,罗家伦出任大学校长.他执掌中大十年,是中大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他自己的“黄金十年”.他亲自为中大作校歌.歌词言简意赅,蕴涵丰富,以至到2002年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大）百年校庆时,有人提议取歌词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八个字为校训.

他接手中大,便拟定“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针.不久另选了新校址,准备大展宏图.孰料,刚刚进入“发展”阶段,日人的战火就迫使中大迁入了后方.他慨叹“这件伟大的学府建设事业,当时竟陷入功败垂成”.在日寇的炮火中,罗家伦坚持与中大共存亡.“大学每次（遭）轰炸,我都在场,我自己家里的物件器具全部放弃,什么事先尽公家,亦只有这种做法,才可以对得住大学这些同事.”由于他的睿智和才干,在敌机轰炸中成功地指挥师生隐蔽,顺利地迁运了贵重的教学仪器,为迁校后的中大保存了元气.当师生们称誉他时,他平淡地说自己“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罗家伦是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中离开南京的,随身只带了两只小手提箱,装的是几件换洗衣服,书案上的珍玩陈设一件也没带.有趣的是,他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并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一队21架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寻路去炸芜湖的机场等罗家伦从容地坐在汽车上,在如蚁的敌机阴影下疾行.后来他以“凯旋作国士,战死为国殇”的悲壮心情写了首《抗日军歌》：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

飞机我不睬,重炮我不慌,我抱正义来抵抗.

口对好,进膛,冲锋的号响!冲!

冲过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

等

在抗战时期罗家伦出版的《新人生观》,是他“献给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的礼物.印刷了27次,影响甚大.他感伤地写道：“政治本来是求公道的,是发扬真、善、美的,是使人性变得更加高尚的,然而,近来好多政治,却成为勾心斗角,倾轧排挤,不择手段,互相吞食的假的、恶的、丑的黑暗场合.”

1941年,身心交瘁的罗家伦离开中大.他在告别演讲中,提出教育中存在的六大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现在的青年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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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一生交游甚广,在众多的人际交往中,显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是罗家伦的恩师.罗家伦的留学、执掌清华时“恶战”的胜利,都受惠于蔡元培.他与张维桢结为秦晋,蔡元培是证婚人.蔡元培七十寿诞时,罗家伦与王世杰、胡适等六人拟集资在上海为老人置小筑作寿礼,“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遗憾的是,因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张元济是罗家伦的恩人.罗氏本受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前去留学,三年后穆氏企业濒临破产,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此时蔡元培出面,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援手.张元济慷慨解囊,罗家伦收到张元济第一笔汇款后,书五千字长函申谢.张元济见罗家伦是个英才,邀他回国后到商务当编辑.两人书函不断,成了忘年交.即令如此,罗家伦“不愿无故累人而受人之惠”,坚持以两本译稿作抵押.罗家伦回国后,经济稍一好转,便分次璧还借款.张元济一再婉辞,罗家伦还是借贺寿为名,说服老人收下.商务印书馆毁于日人兵火,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建赞助委员会.罗家伦勇担南京分会会务,竭全力予以襄助.

对当初“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穆藕初先生,罗家伦没齿不忘,工作后的他亲笔给穆藕初写信：“先生曾以提倡学术的精神,扶植我们学业的进展.我们历年服务却深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这种为学为公的精神长足为社会的法式,决不为我们成就的不多而有所贬损.我们在惭愧之余,只能以继续先生这种精神的一个小小方式来表示我们对先生的感谢和佩服等”1937年由罗家伦牵头,与其他几位受惠者筹集一万元国币,设“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奖进国内大学而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抗战时,此基金延续多年,杨振宁即是受惠者之一.

罗家伦小胡适六岁,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罗家伦始终尊崇、卫护胡适.雷震案发后,胡适返台在日本停留期间,罗家伦与张雪屏悄悄打电报到,提醒胡适情况复杂：“雷案尚在法律程序阶段,先生抵机场时记者及家属必环绕,务请不必当场有所表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节外生枝.胡适猝死,罗家伦为其安葬、遗著出版、遗属安置、拟墓志诸事张罗了整整一个月.他送的挽联是：“为文化拓荒,回祖国殉道.”

在同辈学人中,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交情最深.

罗、傅是北大的同学,虽不同系也不同级,但同为胡适的学生,同为新潮社的同事,同被后人称为“五四健将”.那时他们风华正茂,共话天下大事,讨论人生真谛,纵论古今中外,引领学界.他们有共同的志趣与理想,不过性格差异较大.傅斯年气魄宏大,个性张扬,疾恶如仇,涵养不足；但率真,一旦知错,马上抱拳致歉.罗家伦在史学知识上稍逊傅斯年,但社交经验丰富,稳健有涵养,又善解人意.两人都很睿智,又有幽默感.罗家伦说：“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特别是罗家伦尊重傅斯年,“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患难朋友.出国留学他们都是穷学生,常有掉锅之危,大家都义不容辞互相“拆东墙补西墙”,同舟共济.某年罗家伦在柏林衣物遭窃,傅斯年闻讯,立即要把自己的外套和帽子借给他御寒.但仍不忘打趣：“闻真人（他送罗的绰号）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

两人都争强好胜,有时便互不相让.罗家伦说得真切：孟真和我“不见要想,见面就吵”,我们是“骂不开的朋友”.

只要两人在一起就要“斗”,但更多的是关爱.1950年12月18日,罗家伦造访傅斯年,见老朋友还是那样不要命地拼命工作,不禁为他的健康担心,劝他注意身体,要善于养气.还故意用讽刺的话激他：“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傅斯年当时不以为然.遗憾的是两天后,傅斯年脑溢血突发辞世.罗家伦不胜悲哀,立即写了篇声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名斯年）》,称他是“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末句是“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晚年的罗家伦出任“国史馆”馆长.曾主张推广简化汉字,他以繁体“台湾”两字为例,说繁体笔画多达38笔,为发展民族科学文化起见,大有简化的必要.因当时台湾方面正大骂大陆的文字改革是“毁灭中华文化”,故此罗家伦的主张遭到来自上上下下的非难和攻击,有人骂得不堪入耳,甚而公开撰文在报上攻击他与大陆“隔海唱和”.在“国史馆”馆长任上,下属许多部门无称职人选,他坚持宁缺毋滥,宁让一些处、科长席位空缺,也不拿行政职务随便送人.

罗家伦一直是以孔子的“温良恭俭让”作为自己持身的准绳（柳长勋）.他对师长的敬爱是至诚的,对下属是亲切、自然的,连普通工作人员到他房间,他都握手示坐,走时起身相送.蒋廷黻生前常对人说最早赏识他的是罗家伦.罗家伦说“廷黻这话太客气了”.罗家伦为蒋梦麟做“传略”时仍虔诚地说：“此篇还是用语体文写成,唯恐先生英灵暗笑‘五四’时代北大老学生没有长进!”

罗家伦向来自奉甚俭,病倒之前一直自带便当上班.有人劝他不宜这样俭朴,他却说“读书人应该如此”.老朋友劝他应珍惜晚年的精力,留下时间写自己的回忆录传世.他却说“应该倾注全力给国史奠基础”.

罗家伦喜爱收藏古字画,生前参与王世杰等编著《艺苑遗珍》《故宫名画三百种》的工作,并为《故宫名画三百种》英文版撰写序文.罗家伦去世后,98岁的夫人张维桢在台湾纪念罗家伦诞辰100周年（1996）大会上,遵照罗家伦的遗愿将毕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历代珍贵古画40件（前已捐23件）全部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

（选自《人物》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