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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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分析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研究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具有挤出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分析显示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投资具有通货膨胀效应,而且和消费具有互相抵消的效果；挤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存在,而在中部则不存在,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导致了挤入效应上升；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挤入效应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在较小和较高水平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上挤入效应比较大.

关 键 词 ：挤出效应；动态面板GMM；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1-05

作者简介：胡坚（1957-）,女,北京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投资学与资本市场；杨光（1977-）,女,北京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学与资本市场；王智强（1982-）,男,辽宁大连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

一、引言

2012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确定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会议指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的第一项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在陈述积极性财政政策时,首先提到了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之以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等.而在之后的改革环节,则包含了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

当前诸多宏观经济指标,诸如工业增加值增速、PMI等等,都预示着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风险.从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囿于传统的“高储蓄—低消费”模式始终难有起色,净出口由于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而持续萎缩,因此2012年最为可靠的增长动力仍然是投资,正是基于此原因中国政府必然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当然是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亮点,但是传统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性政策依然会成为财政政策的主要支撑力量.然而,这其中也不无担忧.根据央行2012年1月8日公布的统计报告,2011年全年财政存款减少300亿元,这创造了2000年以来的全年财政存款投放的历史记录,同时也意味着2011年12月单月的财政存款减少了132万亿元,2011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了3 762亿元,超过了2008年实施财政刺激的水平（2008年11月财政存款减少1 403亿元,12月104万亿元,全年增加408亿元）.2012年伊始,大规模的政府财政支出已见端倪,5月份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节奏的行为更是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新一轮“X万亿刺激政策”的猜测,这不由得令人产生一旦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持续扩张,能否导致经济学中所谓“挤出效应”问题的担忧.换言之,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是否会导致私人部门的萎缩?本文使用200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的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具有挤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关于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国外的实证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果,总体上来说,可以将其研究结论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具有积极的影响.Aschaure（1989）通过研究美国的数据发现,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投资回报率的上升,因此不但不会降低投资水平,反而会对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Vijverberg（1997）认为,政府部门财政支出的先期扩张,会导致私人部门的繁荣,从而促进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Lopez（2006）对西班牙不同地区1965-199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指出政府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溢出性,特别市教育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溢出性最为明显,但是地区间不存在政府财政支出的溢出性,即某个地区财政支出的扩张不会提高相邻地区的投资水平.Ang（2009）通过马来西亚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多元协整的方法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性的,而是具有明显的互补性.Hatano（2010）考察了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误差修正机制从而导致长期的均衡状态,日本的证据表明财政支出对投资是具有“挤入效应”的.

第二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挤出效应”是客观存在的.Bairam和Ward（1993）研究25个OECD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其中24个国家都是负相关关系.此外,另有多篇文献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也都发现了政府财政支出对投资的“挤出效应”,例如Blejer和Kahn（1988）对24个发达国家的研究,Ghali（1998）对突尼斯的研究,Ghura和Goodwin（2000）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Kitaoka（2002）、Nakazato（2004）对日本的研究等等.

第三类研究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投资的影响是状态依赖（state dependency）或者国别依赖（country dependency）.前者认为某些因素或者状态的改变决定了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而后者认为国别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到底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主要因国别而异.对于状态依赖的研究,某些文献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首要的关键的影响变量,例如Cohrane（2001）、Dupor（2001）提到,物价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或者地区的财政政策,因此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下结果会截然不同；而Devarajan等（1996）则认为财政支出是否为生产性的（productive）才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不同,则同时有可能出现“挤入效应”或者“挤出效应”.对于国别差异的研究则比较常见,Atukeren（2005）选择2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非洲国家存在“挤出效应”,而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同时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Afonso等（2009）选取17个发达国家（包括14个欧盟国家、加拿大、美国和日本）进行实证研究,他们的结论同样是财政支出对投资的影响因国家差别而异. 对我国的财政支出和投资间的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并未达成一致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入效应”,例如郭庆旺（1999）、贾康（2003）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和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挤入效应”是存在的,研究方法则是采用VAR模型居多,最新的方法也有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也有部分研究认为我国存在“挤出效应”,例如张延（2010）研究了财政支出、投资和利率之间的关系,认为“挤出效应”尽管不大,但是仍然存在.此外,部分研究指出长期和短期结论可能会不同,地域之间也可能结论不同.董秀良等（2006）的实证结论是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则应为“挤入效应”.靳春平（2006）指出了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和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而韩仁月（2009）采用VAR模型对我国省级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部地区为“挤入效应”,中西部地区则为“挤出效应”.

三、数据、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样本包括中国内地31个省份、自治区及直辖市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①,来源为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为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具有挤出效应,需要引入其它的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由于各省具有各自的特征,包括文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而其中某些无法测量的特征不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对于这样的面板数据通常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本文所采用的固定效应（FE,fixed effect）模型如下：

此外,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现实情况看,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自我加强的特征,因此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常常和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厉以宁称这种特征为“投资冲动怪圈”,他指出,在改革过程中,投资冲动怪圈一直反复出现.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和GDP增长的积极性大于政府,而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兴趣小于政府.另外,地方为了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和缓解就业压力,总是要增加GDP,这就得增加投资,信贷量也随之扩大.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投资的急剧上升和信贷通胀就造成了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因此,考虑这一特征,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将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项也引入到自变量中,采用动态面板差分GMM的方法进行分析,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上面的模型,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

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2等于9400%,整体拟合情况比较好.从上表的实证结果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的影响是正向的,而且该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从实证结果上看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促进了地方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入效应”,边际弹性的分析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弹性为27%,因此当政府财政支出变化1%的时候,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会相应地增加027%.

第二,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系数均为正数,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且两者的边际弹性都大于1.这表明地区生产总值对私人投资的增长具有放大效果,地区GDP每增长1%,地区私人固定资产总值可以增长1351%,因此正如刘伟（2005）所言,我国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高于GDP的增速,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大瓶颈.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弹性为1042%,这表明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存在一定的货币幻觉现象,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中性的,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而升高,通货膨胀每上升1%,则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042%.

第三,消费和私人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和投资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从理论上说,以Ramsey模型为例（戴维·罗默,2004）,家庭需要在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进行衡量,因此当期消费越多,则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也就越少,因此消费和投资之间存在互相抵消的关系.从实证结果看,地区消费零售总额每增加1%,则固定资产投资会相应下降0347%.

第四,其它因素同样可以影响地区私人固定资产投资：首先,地区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和该地区的出口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论初看似乎不合常理.因为出口水平越多,则出口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应当相应地增加.但是事实上由于模型中同时包含了地区GDP和出口这两个变量,负相关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其它变量不变的前提,然而出口的增加必然伴随地区GDP的上升,进而重新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计算出地区出口和地区GDP的相关系数是0852,因此实际的出口对于固定资产的影响应该为0928（0852×1351-0223）,两者之间仍然是正相关关系.其次,地区货运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货运量越大,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越高,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应会提高.最后,地区工业企业资产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地区工业企业的资产越多,则相应地表明该地区的资本存量比较大,如果投资率没有差异,则资本存量比较大的地区其投资水平也必然比较高.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的拟合结果.对于差分GMM模型而言,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来克服内生性问题,其前提是因变量存在明显的序列相关性,Arellano-Bond检验表明差分前的序列存在自相关性,而差分后的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此外,Sargan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237,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从实证拟合结果看,滞后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系数为正数,且在1%水平下显著.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存在自我加强的作用,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越高,则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也相应会升高,上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越低,则本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相应会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换言之,实证结果支持厉以宁的“投资冲动怪圈”的论断,固定资产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另外,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中,和固定效应模型FEM相比某些系数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引入了滞后一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以后,消除了某些变量的内生性,因此其系数自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地区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得不再显著,也就是说,当考虑到过去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之后,货币幻觉现象会消失. （二）东部、西部、中部地区的“挤入效应”区域差异性分析

上文的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私人投资具有“挤入效应”.在这一部分,本文将研究这种“挤入效应”是否同时存在于我国的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将整体样本按照东部、西部和中部划分为三个 ,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包括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等12个省（区、市）.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从拟合结果看,东部、西部和中部的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R2都超过了93%,整体拟合效果比较好.分区域的固定效应模型表明：东部和西部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而且两个地区的“挤入效应”非常接近,两个区域的“挤入效应”分别是229%和224%.与此相比,中部地区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也不存在“挤出效应”.此外,三个区域的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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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挤入效应”的时变特征分析：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影响

在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内,发生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政策性事件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4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的“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战略部署指导下进入新阶段,财税体制改革充当改革的先锋,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税种统一划分为税、地方税、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了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成功地实现了在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税种、税权、税管的划分,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

从实质上说,分税制改革主要影响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财政收入分配的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财政支出.分税制成功地使全国税收总收入中,和地方的分成比例达到六比四,然而支出改革却没有同步进行,和地方的支出比例仍为3：7.根据预算,2010年本级支出中除了656%是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第二大项支出就是国防（占比111%）.而省本级财政的支出,以广东省2009年为例,最大的支出项是教育119亿,约占省本级所有支出的16%；第二大支出是交通运输,约114亿,占比154%.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普遍依赖于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受到的影响也变得更为明显,本级财政产生的相当于其收入2/3的大量结余,绝大部分会被转移到地方政府,以弥补他们的支付缺口.因此,将全部的样本分为1990-1994,1995-2009年两个子样本,以期分析是否分税制改革会影响到“挤入效应”的水平,亦即研究“挤入效应”的时变性特征.在此我们引入Year1994的虚拟变量,该虚拟变量在1994年之前（含1994年）为0,之后的年份为1,然后引入其和政府财政支出变量的交叉项Year1994×g,分别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的随机效应模型,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从结果上看交叉项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挤入效应”在分税制改革之后显著减弱了.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财政支出每上升1%,相应地地方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9%,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仅会上升0231%.分税制改革对“挤入效应”的削弱和上文的分析是一致的,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对于财政转移的依赖,因此其财政支出预算受到政府的影响增大,导致其对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的自主决策能力减弱了.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的结果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的自我增强现象仍然存在,而分税制改革可以部分削弱这种自我增强的趋势.

(四)“挤入效应”的非对称性：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研究

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分位数回归的方法研究“挤入效应”是否存在非对称性.具体而言,我们将逐个分析每个分位点回归的“挤入效应”的大小,观察其是否在不同的分位点下具有非对称性,即是否在某些分位点下存在极大或极小的“挤入效应”.与最小二乘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利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条件分位数进行建模,因此能充分反映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分布的位置、刻度和形状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些非常关注尾部特征的情况非常有效.因此,我们将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讨论“挤入效应”的非对称性.采用不同的分为点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挤入效应”,因此此处省略了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上图可以看到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随之分位点的上升,其效应首先会下降,然后再逐渐上升,并超过了低分位点下的“挤入效应”.因此,在中等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下,财政支出对其影响是最低的,而在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下,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更高分位水平的固定资产投资下,财政支出的“挤入效应”会变得很高,在90%分位点上,政府财政支出每增加1%,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超过55%.

五、结论

本文通过中国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政府财政支出是否存在“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政府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不仅没有“挤出效应”,反而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政府财政支出上升1%可以拉动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上升027%.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研究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程度接近的“挤入效应”,而中部地区既不存在“挤入效应”也不存在“挤出效应”. 第二,“挤入效应”存在时变性和非对称性.时变性分析表明分税制改革之后“挤入效应”的程度降低了,这可能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对财政的依赖性程度增加所导致；而对其非对称性的分析则表明,“挤入效应”在较低水平和较高数量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下程度较高,而中等水平的私人固定资产投资下政府财政支出对其拉动效果较差.

第三,对于私人固定资产投资而言,存在一定的货币幻觉现象,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不是中性的,会随着通货膨胀的增长而升高,通货膨胀每上升1%,则真实固定资产投资会上升0042%.此外,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和投资存在一定的补偿效应.

第四,动态面板GMM模型的检验表明,厉以宁提出的“投资冲动怪圈”的论断是客观存在的,固定资产投资自身具有强烈的自相关性,具有自我加强的特性.

综上所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不仅不会造成“挤出效应”,反而可以有效地提升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水平,从而拉动经济走出低谷,避免经济的继续下行.然而,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揭示了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几点隐忧.首先,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长期而言会诱发通货膨胀,而私人投资同时具有通货膨胀效应和自我加强效应的双重属性,因此会导致私人投资水平出现超过预期的放量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可能过分拉动经济迅速走向过热,伴随着高位运行的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经济的再次失衡.而且私人投资的过度增长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十二五规划”的转型要旨相背离.其次,由于消费和私人投资之间具有补偿效应,投资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同样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长期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健康运行并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