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怀诚:我只是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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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被称为“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140年前的1998年,经济形势同样相当严峻,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之手,不仅化解了严峻的挑战,还催生了经济新一轮腾飞的黄金10年.

就在当时的严峻时刻,项怀诚出任财政部部长.改革者的执政智慧给我们现在应对复杂的经济难题提供了怎样的养分

“我只是一个执行者.”2008年8月4日,项怀诚接受《新理财》专访时如是强调.

被迫性的财政调控

“1998年,我从国家税务总局调回到财政部,任财政部党组书记和财政部长,就觉得当时的经济形势很特殊.”项怀诚回忆道.

第一个大的形势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当时出台一个政策,人民币不贬值.第二个是1998年夏的长江流域和松花江流域的大水.另外,还有第三个大的形势,中国经济从1992年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出现了转机,但是没有很好的管治好物价,所以从1992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问题,到1993年已经非常非常严重,开发区热、股票热,房地产热,全面过热.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竣,货币政策已经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什么东西都很难卖出去了,市场上到处都是大减价,跳楼价.没有人贷款,贷款是为什么贷款是为了发展经济,获得利润,东西都卖不出去,还有谁来贷款建厂呢”

接下来就是提出来启动财政政策了,项怀诫说：“1998年发行1000亿国债,就是这个背景.不是说我个人有什么雄才大略,要振兴经济.而是逼出来的,无可奈何,没有别的办法了.”

但选择这样做并不容易.“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在今后五年要实行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我的前任刘仲黎同志在交接工作时就交待我说：1997年的财政赤字是580亿,今年编制预算的财政赤字是480亿,希望你在五年的时间里实行相对紧缩的财政政策,基本消除赤字.”

“我接班后,提出发行适度的国债,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部里给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最主要是三个人,第一个是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第二个是现在的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第三个是现在的财政部经建司司长王保安,这三个人给我提出建议：现在货币政策不行了,该由财政发债发挥作用了.现在看来他们都是有识之士,我没什么‘识’,只是把这些建议汇报给了.”项怀诚非常平和地回忆说.

“我们当时提出来是适度的发债,没有很具体的金额,认为500亿已经不少了,后来党国务院决定发行1000亿.我就给当时的朱基总理汇报说1000亿国债做帐不太好做,总理说不行就变通一下,说发行500亿,再代地方发行500亿.”

至于国债的用途,项怀诚说：“经国务院正式研究,搞一些最急需的而不是营利性的投资,比如飞机场、水利设施、公路,铁路等等.领导是清楚的,我当时不清楚,搞这么多基础设施,一分钱也回收不了,将来怎么办呢当时要是搞一些营利性的项目,搞一个赔一个.”

“后来看,包括1998年和2003年这两届政府经济之所以发展这么好,这些基础设施是功不可没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项怀诚深有体会.

主动性的机制改革

“我接任财政部长就想,5年很快就会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又是繁忙的,也可以做5年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看起来很忙,可是回过头来再看什么事都没做.”项怀诚坦言当时的抉择.

5年做些什么呢,四件事浮出水面：第一件是坚定不移地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整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0％,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达到55％－60％；第二件搞好税费改革；第三个目标是建立起公共财政的框架；第四个是财政支出改革.

“五年里做好这四项工作,部党组一致通过.这四项任务必须向总理、副总理汇报,可是总理都很忙.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朱基总理会见回国休假的世界银行副行长张晟曼,我当时作陪,就利用空闲时间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听后说：这几件事我都赞成,但我建议你把第一条放到最后一条,不要穷凶极恶,把人吓回去.经济上去了,机制上去了,财政收入自然就有了,也不要非要20％,18％不是也很好吗也不要提60％,55％就行了.总理非常亲切,我印象深刻,所以后来这几年,我们都是本着总理指示做的.”

至于为什么把税费改革作为财政部的四件大事,项怀诚说,当时1998年的这一届政府,朱基总理提出五项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税费改革,并且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是点了我的名的,朱基总理说：“税费改革的任务就交给项怀诚你了”,大会上这样讲了,当时容不得我有半点犹豫和半点退路.

当时推进的第一个税费改革是车辆和道路费改税,推行燃油税.“我们做了很多调查,也想了很多办法,车辆和道路费改税方案搞出来,国务院也通过了.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请当时交通部的部长黄镇东代表国务院来宣读报告,相应地做解释工作.因为这个改革要取消公路上的收费站,触动了交通部门的利益,牵涉到20万交通职工的利益,结果提交讨论时以一票之差给否决了.”项怀诚非常遗憾地说.

“我们就把第二套方案农村税费改革推出来.有一次我去安徽,安徽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太华告诉我,安徽农民约占中国农民的十分之一,他测算如果拿出八十亿元就可以解决农民负担过于沉重的问题.后来从安徽开始推行试点,朱基总理说八十亿元肯定是不够的,可能要二百亿,甚至二百亿都不够,这个事情是下了决心的,多少也得干.”

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被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

而其他的三件大事,实践也已经给出了答案：我国的财政收入由项怀诚出任部长时的九千多亿元,达到了他离任时的两万多亿元；公共财政框架在五年的努力下初步建立起来：转移支付取得长足进步,由1993年时的460多亿,到现在的1万多亿,如云南省支出100元,就有财政转移的57元.

干大事实际上是抓机制,主动进行机制改革.四件大事,件件背后都是一项项制度改革,种种改革都会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经济从“形势相当严竣”终于完成“软着陆”,继而实现了“新起飞”.

“财政工作几十年来我有个体会,应该下决心抓机制,我觉得机制改革很重要.”项怀诚的这番体会,恰好诠释了他不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的抉择.

现实性的应对之鉴

曾经的执政智慧,无疑给我们现在应对复杂的经济难题提供了良多启示.2008年“经济最复杂的”情况,与10年前经济形势的“严峻”不无类同.启示之余,曾经的执政者又会给出怎样的应对良策呢

但项怀诚对于记者的这一提问,一直没 有给予回答.

“有评论认为,现在宏观经济出现的这些困难,和财税过快增长有一定的关系.”记者只好用这种“刻薄”的问题来争取这位老者的回应.

项怀诚动情地说：“税收得多不是罪过,不是错误,税收得多是好事,只要不违背税法,不征过头税,在法律规定之内就可以.现在税收收得多一点,意味着税收流失减少了,这是好事.我到国家税务总局上任时就开了一个减少税收流失的会议,指出税收增长率低于GDP是不正常的,结果与会的几位省市税务局长没有一个赞成.现在看来是正确的.中国的税收在治理流失的过程中增长高于GDP的增长是正常的.税收是个契约关系,一旦制定就要执行,不能随便更改,要改变必须报全国人大,那是一个正常程序.”

项怀诚并没有单纯评判上述观点,同时说：“现在企业有些困难,税赋可以适当调低,减税是世界潮流,大家为这种趋势高兴,税率低一点是好事,至于说哪个调高,哪个调低,要请专家来研究.但是要讲清楚,宏观税赋并没有调高过.”

“现在经济遇到的这些困难,不是税收造成的,不是财政造成的,是另外的原因,比这个深刻的多.”项怀诚不由地说.

“至于说经济热不热,现在讲防止经济偏热,其实依我看早就热了,2002年开始,连续五年经济年增长到了11％.所以现在都在讲防止过热的话,其实现在更应该防止经济一下子下来.经济发展有四个客观阶段,到高峰就要下来,我们要防止经济突然萎缩.”项怀诚虽然点到为止,但一脸的关切和使命.

项怀诚又有些欣慰地说：“现在和以前有一个不同,应对条件不同,综合财力强.”

那位强势作为的财长形象顿时浮现.

我们不由想起2004年他曾对媒体说过的一段话：“很多人对我讲过,要慢着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我都对他们讲,哪怕以我做代价,也必须坚持.当一个官员,要想不受攻击,不受反对,是不可能的,除非你无所作为,或者你跟着跑.中国历史上真正立志于改革的人,必须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已经幸福得不得了了.人这一生能够做点亭是最重要的.”

临别时,记者问：“您怎样评价作为改革者的自己”项怀诚真诚地回答：“我只是一个执行者,我只是一个财税从业人员.”

我们这才发现,他的一件普通的上衣正随意地披挂在办公椅上,而背后的墙壁上是一幅波浪正起的海岛油画,一如激流勇进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