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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变、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些现代化的结果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如不平等,贫富悬殊,商业欺诈和疏离等.为此,要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带来的各种矛盾,找到社会运转的良性机制,我们必须从整个社会的系统原理出发,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途径发展市场的理性秩序门阀－承诺契约保障机制、宪政的装置－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和多中心治道的实践形态――合作治理,这是实现社会良治和国家行动张力的必然道路.
[关 键 词]契约保障 协商 多中心治道
我们知道,休谟、斯密和密尔开创的经典自由主义禁止国家干预经济,并把国家的作用仅限于守夜人的角色.弗莱堡的“新自由主义”则更强调和谐的法律结构对保障个人自由和经济过程的重要作用.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市场经济的出发点是自由而非控制,经济活动只要不产生确定的社会危害,就不应受到政府的管制.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政府的消极能动性使问题变得复杂,现代化、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更是如此.因此,尽管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内生于市场交换中,但国家形态的出现有时会阻碍法律系统成为市场的主导治理机制,出现所谓的政府悖论.当然,要解决现代化或后现代化带来的政府、市场矛盾,化解时代悖论,我们不得不从整个社会的生态角度和系统原理出发,以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途径发展市场的理性秩序门阀－承诺契约保障机制、宪政的装置－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和多中心治道的实践形态――合作治理,是必然的战略选择.
一、 经济的逻辑：发展私人治理和第三方治理并重的市场契约保障机制
市场活动的核心是基于个体契约上的交易活动,交易双方都希望从交易中获取较多的利益,但是如果一方采取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违背原宪法阶段上基于预期或威胁的承诺而形成的契约,交易将是危险的.正是政府和市场基于利益追逐的契约背叛和道德漠视造成了彼此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们就必须建立某种新的承诺和契约保障机制来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范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以维护市场交易信任和秩序,同时确保各方利益的实现.
具体来说,我们要明确各方利益,建立市场交易的多层治理机制,并独立于政府作用之外.市场活动是在自由契约和承诺信任上进行的,各种保证承诺或契约的正式与非正式机制就是市场交易的治理机制.从政府与私人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分为私人治理机制和国家作为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国家治理机制.私人治理机制包括商业信任、交易者的道德规范、惠顾关系和交易协议等.国家治理机制包括经济管制,行政法治,司法审查等,它是其首要任务保护产权与实施合同的第三方实施机制.为了确保政府与市场的冲突规避和利益牵连下的机制失效或腐败问题,我们应保持两种机制的充分独立,并行不悖.既要有私人治理机制的非制度选择,又要有基于政府行为的正式制度选择. 景跃进就曾指出“这三种权利”之间又必须发生制约的关系,如果它们之间在功能上完全分开,像铁路各管一段那样,那么其他的政府部门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制约”.私人治理机制应发挥主要作用.国家机制只有在个人的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出现时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大多数人,大多数组织以及大多数活动都应外在于“政治”因为他们是非政治的,政治性的“公域”才为政府机制提供了唯一的活动空间.
二、政治的逻辑：建构宪法秩序,践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协商
按照拉斯韦尔的界定,政治就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怎样获得什么的过程,那么惯穿其中的权力理应成为政治的核心概念.还如海伍德所说,整个社会都处于政治之中,所有的政治实践经常被视为权力的运作,政府是权力运作的中心.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应是政府权力运作的一般受体,同时也是权利行使的合法主体.在市场秩序或价值受到政府权力的强势挑战时,处于权力劣势的经济主体有诉诸司法救济的各项权利,所以在二者经常性的权能影响失衡的状态下,权力与权利之间时常发生矛盾.另外,当市场主体的商业性矛盾在市场机制下无法解决时,我们也可以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借助于政府主导下的合法行政程序来解决,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非理性市场行为或消极性的政治冲动.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践行宪政,尝试协商,让公众实现有序政治参与,以协调市场的自由秩序和政府的威权活动之间的矛盾,为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诉求提供政治渠道,并通过此种政治装置搭建二者经常性的沟通平台、规范二者的能动性边界,以达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某种博弈平衡.
“宪法秩序”和“有序参与”是协商的前提条件.宪法秩序要探求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切人都有同等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主体性和自以为是的生活方式,而如此多彩多姿的个性和个别生活又必须在互相承认其它自律人格的对等性的前提下和平共处（这其中既包括政府也包括市场）.直接设定这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装置是宪政体制的议会.议会的基本原理有二：体现各种各样利益诉表的代表原理以及通过讨论妥协来调整不同利益的参与原理.当这种“代表制”下的“参与”达到一定的覆盖范围和理性程度时也就实现其“有序性”,最后也就构成了“协商”.在这样一种政治装置的作用下,方可实现社会主体的有序政治参与,通过某种“程序”来弥补其先天的权力劣势和市场等社会机制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而缓和与政府的非理性冲突,强化双方的理性行为.
三、社会的逻辑：迎接现代化的挑战,走多中心治道
21世纪的现代社会是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到来,各国相继进入了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瓦解的迹象,强劲的经济增长,迅速的技术化以及眼前的就业保障可以释放出推动或携带工业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的风暴.自反性现代化正使我们进入了一风险社会.在这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的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这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秩序正失去其存在的效力.传统的制度绩效几乎越来越近乎于零.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当今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就是这种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的结果或表现.为此,政府必须对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的现状作出结构性回应,以化解风险社会的危机.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积极的轨道上进行.
吉登斯强调,“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很明显,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可见,现今政府要走出后现代化带来的治理困境,我们必须使“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承认多权威中心的重要意义,使现代化、自反性现代化在共治的秩序中发挥某种积极的进步作用”.这种重构现代社会政府与市场行动结构的适应时代趋势和社会特点的治理机制便是“多中心治道”.
“多中心治道”的治理结构形成了“国家―市场―社区”共生的宏观角色功能场域层,同时也存在“公共组织―私人组织―非正式组织”共治的微观组织行动层.只有“多中心治理”模式才能与公共服务的价值和要求相契合,才能在应对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中群策群力,摆脱单一行动的能力限制.同时协调社会各项功能以保证生产力的达成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也是“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社会现实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