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与比较优势陷阱:来自广东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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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早已经超过一般贸易而成为广东省的主要贸易方式.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广东的加工贸易进口占贸易总进口量的６０．２２％,加工贸易出口占贸易总出口量的７６．０２％,同时,广东的加工贸易进口、出口分别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口、出口的４４．９８％、４４．４０％.但近几年来,广东的加工贸易在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日益突显出所面临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广东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陷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本文将对广东这一加工贸易的典型样本进行分析.

一、广东加工贸易的贡献

１、加工贸易对ＧＤＰ的贡献

广东加工贸易的主要贡献体现在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上.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我们对国民收入平衡式进行进一步分解,测算了１９９８年以来广东省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测算结果显示,１９９８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４０．３４％,１９９９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降为－７．１２％,２０００年恢复为２８．０６％,２００１年为３０．６５％,２００２年为１２．２１％,２００３年为４１．９８％,２００４年为２９．７１％,由此看来,近年来广东省名义ＧＤＰ的增长率有相当部分是由加工贸易贡献的.

２、加工贸易对劳动就业的贡献

广东加工贸易对劳动就业的贡献尤其不可低估,不仅吸纳了本地劳动力的就业,而且吸纳了大量外地劳动力的就业.１９９８年广东的从业人员总数为３７８３．８７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４３１．６９万人,外省劳动力占从业人员总数的１１．４１％.到２００３年,广东的从业人员总数增长为４３９５．９３万人,其中外省劳动力８８５．４３万人,外省劳动力已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２０．１４％.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３年,广东新增就业人员６１２．０６万人,其中新增外省就业人员４５３．７４万人,新增外省就业人数占广东新增就业人数的７４．１３％.新增就业岗位的一半是由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的.

二、广东加工贸易存在的问题

１、加工贸易增值率停滞

加工贸易增值率是一个反映加工贸易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倾向的指标.我们根据海关统计资料进行计算,１９９７年广东加工贸易增值率为１６．９３％,１９９８年为１９．２２％,其后一直徘徊不前,维持在１８％左右.这实际上表示,广东加工贸易已经出现了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停滞的倾向.

与加工贸易增值率密切相关的,另一个衡量加工贸易国内链条部分延伸倾向的指标是加工贸易国内配套率,即加工贸易中国内配套的比率.我们可以用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差额来简单表示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值,但这个配套值明显高估,至少还应该减去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约占５％）,再减去加工贸易企业除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以外的费用如工资、利息、水电费用等（约占２５％）,以此国内配套值与加工贸易进口值比较,即可以求出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需要注意的是,来料加工贸易与进料加工贸易有所不同.来料加工由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必要时还提供设备,由我方按对方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对方销售.进料加工由我方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加工成品或半成品后再返销出口的交易形式.因此,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通过结汇数来衡量更为合适,限于资料困缺,在此不考虑来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我们只考察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根据我们的测算结果,１９９８年以来广东省进料加工贸易的国内配套率基本停滞于２５％―３５％的水平上,未见明显进步.

２、加工贸易的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分析不再是一种单纯的静态分析,而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经济学家尚存在争论,已经形成的共识是：贸易条件恶化时出口增加但同量出口产品所换回的进口产品减少,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超过产出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最终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出口却带动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扭曲,是一种“贫困化增长”.

广东的加工贸易完全符合“贫困化增长”模型中的条件.第一,进出口数量足以影响国际价格贸易条件,广东的微电子加工等产业已经在世界制造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影响相关产品国际价格的重要因素；第二,经济增长偏向出口部门,即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大；第三,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高,国民经济对出口高度依赖；第四,出口品的价格需求弹性比较弱,供给增加会迅速降低出口价格,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同质化竞争就比较激烈.

我们编制了一个简单的广东加工贸易价格贸易条件指数.编制方法是,选取几种重要的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作为样本,样本中出口商品选取医药品、收录机组合音响、照相机、静止式变流器,进口商品选取医药品、数据处理设备、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电子件、制冷压缩机,分别根据其贸易量和贸易值确定单位价格,以１９９８年基期为１计算每种商品的价格指数,再按照每种商品贸易值分别在进出口样本总值中的比重为权数,计算出综合的出口价格指数和综合的进口价格指数,综合出口价格指数与综合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即为加工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因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３年国内价格水平变化不大,暂不考虑此因素.结果显示,广东加工贸易的出口价格指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０下降到到２００１年的０．７４,其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因素使其上升,２００３年为１．２１；广东加工贸易的进口价格指数则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０一路飚升至２００３年的１．８７.这导致广东加工贸易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１．００狂泄至２００３年的０．６５.

三、广东加工贸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１、“比较优势陷阱”与加工贸易的本质

加工贸易增值率的停滞和加工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共同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在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和加工贸易条件恶化的前提下,加工贸易企业仍然能维持一定的利润水平.正因为如此,加工贸易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效率水平的动力就不足,从而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完全依靠静态的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分析广东省加工贸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要从加工贸易的本质谈起.

加工贸易,不论是来料加工贸易还是进料加工贸易,都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只是产品的产业链中一个链条转移到了国内.之所以出现这种转移就在于链条中这一部分的生产成本比国外便宜,具体地说就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因此加工贸易实质上是一种以劳动力为交易对象的生产要素贸易.２００３年,广东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８５３．９３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出口的７２．２８％；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进口５８８．６２亿美元,占广东加工贸易进口的７２．７６％.也就是说,广东３／４的加工贸易由外商投资企业所从事,其用意完全在于看中了广东低廉的劳动力成本.

２、加工贸易劳动力价格的确定

在广东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力有相当大部分是省外劳动力,主要是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农民工,而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则间接取决于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农产品的大部分,即粮食,在全球范围内属于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产品,其平均价格可以通过国际期货市场粮食价格来反映.中国的粮食产量主要由耕地数确定,而不是由劳动力确定,因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劳动力出现剩余前劳动力的边际要素报酬早已经达到了０的临界值.也就是说,在价格既定的条件下,我国的粮食总产值基本上是既定的,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业劳动力的单位产值是极低的,扣除生产费用,农业劳动力的单位报酬就更低.在此基础上,只要加工贸易企业的工资稍有增加,增加部分超过农民工在城市的最低生活费用,则加工贸易企业面临的劳动供给就是无限的.

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了我国农业从业人员的月收入.计算方法是：假定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９０％为农业从业人员,在农业总产值基础上计算农业人均产值,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和水电费用按产值的３０％估计,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估的,相应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会高估.即便如此,农业人均月收入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只由２７７．２４元增加到３０８．３２元,增幅为１１．２１％.而同期,我国名义ＧＤＰ总量则增长近１倍.以此足见我国农业工资水平的粘性状态.

在我国几乎多年不变的农业工资水平上,平均每天增加１０元左右的城市生活费用,就成为常年不变的加工贸易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准,即每月６００元人民币上下,这与我们常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观察基本吻合.

由此观之,由于发达国家较高的农业生产率造成较低的国际农产品价格水平,使我国农业总产值几乎长期停滞,形成较低的农业工资水平,再造成加工贸易较低的工资率,于是我国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下去.在广东,以从事加工贸易为主要动机的外商投资企业单纯为了获取低劳动力工资的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动力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甚至将广东作为其落后技术和设备的转移目的地.我国农业工资水平粘性成为广东缺乏动力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根本原因.

四、对策与出路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当密集使用某一种生产要素生产某种产品时,其边际收益率呈递减趋势,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广东的加工贸易依靠吸纳临近省份的农民工,劳动力低价格优势被极端强化,技术甚至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过程被延缓或排斥,结果只能是影响广东整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基于此,笔者建议广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对策和出路,避免长期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

首先,重新确立对外贸易产业选择标准.广东省加工贸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依赖国内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静态比较优势原理,但忽视了未来若干年后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可能发生的逆转.因此,广东省不应该再简单按照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方面的静态比较优势来确立对外贸易的战略标准,而代之以动态的比较优势标准.在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两个具体标准,即“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和“收入弹性标准”.“比较技术进步率标准”是选择那些即使生产成本暂时偏高,但其技术推动力大,技术进步率相对较高,从而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工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也就较强的产业.“收入弹性标准”则是用某种产品的世界需求的增加率与全世界实际收入的增加率之比来计算的,其数值越大,说明其需求弹性越大,出口获利的市场潜力越大.

其次,提高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国内配套率,延长加工贸易国内产业链,提高增值率.针对当前广东加工贸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生产加工集中在下游产品,中间产品的国内配套能力差,加工贸易关联水平低的现实,一方面制定优惠的政策措施引导外资进入加工贸易的上游配套产业；另一方面通过给予国内加工贸易料件生产企业提供贷款支持和信息支持的方式,扶持国内配套企业的发展,同时增加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以提高国产料件的技术含量和工艺质量,并取消国产料件生产企业由于国家税收政策不当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另外,还需要逐步改变单纯的以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方式,向生产、仓储、转运并重的方式转化,将加工贸易同仓储转运业结合起来以延长国内产业链.总之,使加工贸易在国内“生根”,使其上游产品本土化,变劳动力的生产要素贸易为技术含量高和产品附加值高的一般产品贸易.

再次,促进加工贸易升级换代,将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进一步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广东的加工贸易格局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产业结构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广东省有必要将当初承接的较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进一步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广东本身则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制造.当前广东省需要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渠道,简化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通关手续,落实进口关键设备零部件和软件技术的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待遇,落实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待遇,以此促进广东加工贸易的升级换代.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