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滞后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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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已逐步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全球经济结构呈现服务化发展趋势.在此新形势下,一国服务贸易发展水平成为衡量其国际竞争力以及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胜的重要标志.但是,受计划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的束缚,转轨国家尤其是CIS和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较为滞后.本文通过分析转轨国家GCI（全球竞争力指数）和KEI（知识经济指数）的世界排名,得出转轨国家具备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的结论.本文认为,就CEEC而言,今后应着重提高制度环境质量水平,尤其应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建设并继续强化知识经济优势；就CIS国家和中国而言,应将现有科技和创新能力充分、有效地应用于提高日常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的效率与竞争力方面,同时注重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关 键 词 〕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5268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3）02008007

一、引言

关于转轨国家范围的明确界定,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致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转轨国家是指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以及东欧国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根据各自不同的概念,把10—30个国家的统计数据列在转轨国家的分类项下.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在2008年的转型报告[1]中所列的转轨国家包括：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东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格鲁吉亚于2009年8月正式退出独联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土库曼斯坦于2005年8月宣布退出独联体.

基于样本的代表性及数据可得性的权衡考虑,本文根据EBRD对转轨国家的分类,选取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8国以及东南欧的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3国,共11国,在后文将其合称为广义的中东欧国家,简称为CEEC（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选择独联体国家中的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9国,后文简称为CIS（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再加上中国,共计21个国家,作为本文研究的对象.

二、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

用来测度贸易竞争力的指标很多,如市场占有率指数、可比净出口指数、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出口增长优势指数

出口增长优势指数用一国某产业或产品的出口增长率与该国整体出口增长率的差值来表示,它反映了一国该产业或产品出口增长的相对优势.相对于国家整体出口而言,该指标值越大,说明该产业或产品的出口增长越快,对出口的贡献率则越大.等.但是,运用较多的是可比净出口（Normalized Balance Trade,NBT）指数

可比净出口指数又称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或净出口率指数（Net Exports Index）,是指一国净出口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用该指数衡量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就被定义为一国服务贸易净出口额与服务贸易总额的比值.其计算公式为：NBTij 等于 （Xij - Mij） / （Xij + Mij）.其中,NBTij为j国i服务的可比净出口指数；Xij为j国i服务的出口额；Mij为j国i服务的进口额.NBTij的取值范围为[-1,1].很显然,当NBTij等于1时,表明j国i服务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即j国i服务处于极强的优势状态；反之,当NBTij等于 -1时,表明j国i服务处于完全劣势状态；而当NBTij等于0时,表明j国i服务与国际水平相当,处于中性优势状态.所以说,NBTij值越接近于1,说明j国i服务的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越小.和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来的.最初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商品或某个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相对于别国的比较优势.其计算公式为：RCAij 等于 （Xij/∑iXij） / （∑jXij/∑j∑iXij）.将该指数应用在服务贸易领域,RCAij就表示j国i服务的显性比较优势.其中,Xij为j国i服务的出口额；∑iXij为j国所有服务的出口额；∑jXij为世界i服务的出口额,也就是世界各国i服务的出口额之和；∑j∑iXij为世界所有服务的出口总额.一般地,若RCA大于1,说明该国该种服务在全球市场上相对于别国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反之,则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从另一个角度说,若RCA指数在一段时期内上升,则表明该种服务在这一时期的比较优势有所加强或比较劣势有所减少；反之,则说明该种服务的比较优势降低或比较劣势程度加深..NBT指数与RCA指数虽然是国际上用来测量竞争力大小的常用指标,但两者却都存在明显的缺陷.NBT指数仅仅包含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因素,并未考虑世界市场的规模因素,从而不能准确反映一国在世界市场的影响力.而RCA指数尽管包含了世界市场规模因素并剔除了国家总量波动的影响,但它仅从出口方面来衡量一国的比较优势,未考虑到进口的影响.1988年,由Vollrath和Huu[2]设计的改进后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显性竞争（Competitive Advantage,CA）指数,不仅克服了上述缺陷,还综合了两个指标的长处,可以更真实地反映一国某种商品或某种服务的竞争优势.其计算公式为CA等于RCA-（Mij/Mj）/（Miw/Mw）.其中,Mij表示j国i类商品或服务的进口额；Mj表示j国全部商品或服务的进口额；Miw表示世界i类商品或服务的进口额；Mw表示全世界商品或服务的进口额.CA指数值越大,说明j国i类商品或服务竞争优势越明显；反之,则竞争力越弱[3]. 从理论上讲,用CA指数衡量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显然要比用NBT指数和RCA指数都理想.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与可得性,本文将在下文的分析中,次优地选择以NBT指数为主、CA指数做有益补充的指标形式,定量地考察转轨国家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情况[4].

运用CA指数和NBT指数定量分析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将得到的指标值绘成直观图,如图1—4所示.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转轨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由CEEC服务贸易CA指数变化趋势图（如图1所示）可知,克罗地亚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最为明显,处于遥遥领先地位,且在考察期内呈上升趋势；罗马尼亚的CA指数值总体较低,但也处于缓慢地波动上升中；保加利亚的CA指数尽管变动幅度不大,但总体呈上升态势；立陶宛的CA指数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过程；爱沙尼亚的CA指数则呈波浪起伏式的发展状态.除这些国家外,其余CEEC的服务贸易CA指数均表现出不同程度下滑的变动趋势.尤其是拉脱维亚,CA指数起点相对较高,虽然目前拉国该指数值仍位于CEEC前列,但其下降幅度也最大.另外,斯洛伐克的CA指数值也自2007年起连年下降,直到2010年降至CEEC的最末位次.从NBT指数来看,2011年,除爱沙尼亚外,其余所有CEEC服务贸易竞争力状况均有改善；1994—2010年CEEC服务贸易NBT指数的变动趋势（如图2所示）与CA指数（如图1所示）的变化情况基本吻合.也就是说,就CEEC而言,无论采用CA指数还是NBT指数衡量其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两指数值的变动曲线在1994—2010年的大部分年份基本都位于X轴上方,这说明CEEC均在国际服务贸易竞争中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个别国家以外,其余CEEC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却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不断弱化的发展趋势.其中,以斯洛伐克自2009年起服务贸易CA指数和NBT指数双双为负值的情况最为典型.实际上,CEEC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分析结论,对所有转轨国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警示作用：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在转型过程中某些领域已经发展到较具竞争力的阶段,也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在立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开拓、创新,以使优势地位得到长久地保持和加强.

CIS和中国服务贸易CA指数与NBT指数的状况远不及CEEC理想.如图3和图4所示,从总体上看,这两项指数值的变动趋势线大部分位于X轴上方（CA>0且NBT>0）的国家仅有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且,在该组别中,服务贸易CA指数平均值大于0的国家要多于NBT指数平均值大于0的国家,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出现了CA>0而NBT<0的奇怪现象.这一情况实质上是一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处于“假优”状态的反映.符合服务贸易竞争力“假优”的国家有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吉国在考察期内的相当多年份甚至绝大多数年份都处于这样的状态中）.仔细分析后发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虽然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但其进口规模更是庞大,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三国都是贸易逆差国.基于此,从国际竞争力与国家出口能力正相关的角度判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竞争力不强,综合国力相对较弱,三国的经济转型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CIS和中国组别中,服务贸易CA指数和NBT指数值均小于0的国家有中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除个别年份外,塔国两指标值均为负数）,说明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很弱.特别是两个最大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和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劣势地位.具体来说,十几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CA指数与NBT指数变动趋势平稳,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状况改善不大；俄罗斯CA指数和NBT指数均表明,其服务贸易经历了劣势程度先加大再缩小的过程.总之,从总体上看,CIS和中国的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较弱,且与CEEC相比,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实际上,这一结论也是CIS和中国综合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滞后于CEEC的真实反映.

三、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不足与潜在优势

在具体分析了转轨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状况之后,有必要更深一步考察其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在优势,即探究各转轨国家是否具备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潜力.在下文的研究中,本文利用世界经济论坛在《全球竞争力报告2010—2011》[5]中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dex,GCI）和世界银行发布的知识经济指数（Knowledge Economy Index,KEI）,根据转轨国家的两指数世界排名,试图探寻其服务贸易竞争力提高的潜力空间与努力方向.

GCI是在已知国家微观与宏观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得出的全面衡量一国竞争力的高度综合性指数.该指数涵盖了考量一国竞争力的基本要求、效率促进因素、创新和成熟度因素这3大类分项12个细项指标

“基本要求”分项包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和保健与基础教育4个细项；“效率促进因素”分项包括高等教育和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和市场规模6个细项；“创新和成熟度因素”分项包括商业成熟度和创新2个细项.,并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一一列出每类分项及其细项的具体得分和排名.其中,制度环境和技术准备细项指标的含义有必要做以详细介绍.制度环境（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一词更多地被学者们译为“制度”或“体制”,本文中采用GCI中的“Institutions”这一指标更强调在某一制度或体制下产生的效应,因此,将其译为“制度环境”.）决定着个人、企业和政府在法律与行政框架内,通过相互作用在经济中创造收入和财富的能力.制度环境质量的高低无疑对一国的竞争力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实际上,制度环境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法律,因为它体现着政府对待市场、自由化等的态度以及政府自身的效率.技术准备（Technological Readiness）指标是用来衡量一国应用现有技术提高产业生产率的敏捷程度,尤其强调充分发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在日常活动和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与竞争力的能力.因此,技术准备指标值的大小对于判断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GCI的12个细项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作用,任何一个弱项都会对其它项产生消极影响.本文选取GCI中与服务贸易发展相关的细项指标及其排名,并据此找出转轨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以期诠释其服务贸易乃至整体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所在. KEI值的计算是基于一国或地区在经济激励制度和体制、教育和人力资源、创新体系以及ICT等4个方面的标准化得分.它将环境因素考虑在内,是用来衡量一国环境是否有利于知识被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该数值的大小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向知识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KEI值的世界排名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一国当前服务贸易尤其是知识、信息或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状况.而将该指标排名与GCI及其细项的排名相结合,可以从中找出一国在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竞争力方面与别国的差距与不足,从而使该国明确今后提高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各转轨国家KEI和GCI及其细项的指数排名,如表1所示.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CEEC中,无论作为KEI衡量指标之一的创新体系变量是否进行了加权计算,所得到的爱沙尼亚KEI值都稳居排名榜首；而罗马尼亚的该值则位列最后,但其名次也高于CIS和中国组别中KEI排名的最高国——乌克兰.CEEC的KEI排名绝对领先于CIS和中国的结果说明,CEEC知识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完全高于CIS和中国.事实上,这一结论也是对CEEC基本都为经济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总体高于CIS和中国这一客观实际的真实反映.因此,对于CIS国家与中国来说,知识经济是其经济发展的绝对弱项,提高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对提升服务贸易竞争能力乃至国家整体经济实力都大有裨益,同时,也是CIS今后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与落脚点.当然,就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应当充分结合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和实施.

GCI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复合式指标.与KEI排名相比,各转轨国家的GCI排名变化较大.但在CEEC中,爱沙尼亚的GCI排名依然名列前茅,克罗地亚位列最后.这符合CEEC中只有克罗地亚为非欧盟成员即非发达国家的客观现实.在GCI基本要求细项的制度环境指标排名中,CEEC的名次总体高于各CIS和中国.但该指标排名位居转轨国家首位的爱沙尼亚也仅排在世界第31位,这说明各转轨国家虽然在多年的经济转轨中在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仍然需要继续提高制度环境的质量水平.而完善制度环境质量的建设工作不仅体现在政府对正式规则的构建要做到与时俱进,还应该重视对非正式规则的影响与渗透.这不仅涉及到要学习并吸收先进国家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理念等,更要求充分发挥并不断增强自身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此外,另一个重点关注的GCI细项指数——技术准备指数排名表明,CEEC的该项排名绝对领先于各CIS国家和中国.这一结论与其KEI的排名结果相同.本文认为,CIS和中国技术准备指标排名的落后,充分说明了其服务贸易、知识经济乃至整体经济实力不强的根源所在,即对现有技术的应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ICT在日常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与竞争力的能力.因此,尽管中国和某些CIS在包括创新指数在内的GCI个别细项指标排名高于某些CEEC,甚至出现了中国的GCI综合排名位居所有考察转轨国家榜首的情况.但是,如何将CIS和中国目前拥有的科技和创新能力充分、有效地应用于提高其日常经济活动和生产过程的效率与竞争力方面,是所有CIS和中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需要切实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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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个最大的转轨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国际竞争劣势地位.因此,有必要对两国是否具备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进行考察,以期探究在优势具备的前提下如何将该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根据GCI和KEI的世界排名发现,中国的GCI及其制度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和创新3个细项的名次都列在世界前50名的榜单中,且这些指标的排名均居转轨国家榜首；而KEI和GCI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训、金融市场发展和技术准备等指标的排名相对靠后,尤其是KEI（按人口进行加权后的指数值）和技术准备两指标的排名分别为81和78名.这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稳定,具有一定的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能力,但是其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待进一步完善,对高等教育和培训的支持有待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将现有的知识和技术有效地应用于提高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效率及竞争力的能力亟待提升.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具备发展服务贸易的外在条件（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稳定）,但是对于发展服务经济尤其是现代服务经济的最关键因素——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薄弱.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中国自经济转轨以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目前仍处于高速低效的发展阶段；中国以传统型服务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应在继续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条件下,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其充分发挥促进服务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资金“通道”作用；同时,通过对高校教材和教法的改革,有效地改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提高全民的文化修养和素质,以创造一个良好的、有益于知识和技术传播的人力资源基础,从而切实地提升知识和技术在日常生活及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能力.不容置疑,这些方面能力的改进,将会有效地提高中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水平,促进服务贸易结构升级,最终推动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俄罗斯在GCI和KEI的世界排名中,KEI和GCI项下的高等教育和培训以及创新两个细项指标排名相对靠前（但其名次也都排在世界50—60名,如表1所示）,而GCI综合指数及其项下的制度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3个细项排名均靠后,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其名次位于139个考察国家的第125位.这一结果说明：俄罗斯具有一定的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本基础（这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最关键要素）,拥有发展服务贸易的潜在优势.众所周知,俄罗斯拥有世界上先进的人才库,曾在基础科学研究、航空航天、核能及生物技术等方面都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人才流失现象严重,直接导致其科研实力下降.相应地,经济发展潜力也被削弱.但是,俄罗斯目前依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科技强国,其科技水平仍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军事和基础研究方面独具优势.因此,只要俄罗斯政府能够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将人力资本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并做好将部分军事和基础研究技术应用到日常经济和生产过程中的转化工作,同时着力构筑健康的金融市场体系,完全有可能提高其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实现在该领域的赶超战略[6].基于此,当前俄罗斯政府应当充分做好人才“回流”与激励工作,调动其积极性；加强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的发展；尤其注重金融市场的建设,健全金融体系；完善制度环境、稳定宏观经济,为加快俄罗斯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供一个宽松、良好的商业运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