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再出口”和“转运”与中美贸易统计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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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大连116026

2.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作者简介：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关经贸关系：

赵放(1961-),北京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摘 要 ：有关中关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关 键 词 ：香港；再出口；转运；镜像数据；统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15-06　收稿日期：2007-10-24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彼此存在差异的原因,其中有关香港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结论：Fung and Lau(1998,2003)认为,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归因于中美对经由香港转口、转口毛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编纂双边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特别是中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的计价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使用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USCBC(2004)认为,美国的统计方法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按照f.a.s(装运港船边交货)计价,进口按照c.i.f(成本加保险加运费)计价,并且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尽管香港的附加值高达25％.沈国兵(2005)将以上观点进行了综合,得出香港转口贸易和转口毛利是直接造成中美贸易数据失真和扭曲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引入Michael J.Ferrantino(2007)“镜像数据”的分析方法,将途经香港的货物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探讨其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一、再出口与转运

在实际业务当中,再出口(re-export)和转运(transshipment)经常被混淆,前者是指当进口的商品以某一香港买家为收货人,该买家随即拥有对该进口品的法定所有权,并且可能在再出口之前时商品进行一些不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特性的加工；而后者指的是在同一联运提单下的货物,由香港外某地运至香港,而目的地为另一地时,在香港水域内的同一艘船上装运或者由一艘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转运同为再出口而将货物进口至香港是不同的,它属于“过境中的商品”,通常并不通过香港海关的估价程序.

附表1和附表2提供了香港、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贸易数据.附表1是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附表2是由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有关数据.香港调查统计局将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分为四类,即进口、出口(包括本地出口和再出口)、向中国国内转运、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运.附表l中的A部分比较了香港和中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的“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卸下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问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出口(但是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目的地)和香港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和作为美国总货物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中国转运至美国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的A部分).附表I中的B部分比较了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装运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间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进口(但香港不一定为原产地)和香港报告的向中国的出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自美进口和作为来自美国进口的总船货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美国向中国转运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中B部分).

由此可见,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而在中国海关数据中,很有可能出现途经香港的出口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其转运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定,因为在香港的贸易和货物数据中再出口是以美元来衡量,而转运则是以公吨来计算,因此很难直接地比较两者.要想明确中国通过香港的再出口与转运及其同中国报告的直接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海关要完全理解双方在贸易数据上的显著分别,所以在这里引入“镜像数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镜像数据与东、西行贸易

理论上说,一国对其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应与其贸易国相应的进口数据相匹配,二者称为“镜像数据”.本文使用以“东行贸易”和“西行贸易”为基础编辑的镜像数据来估算中国、香港、美国三者之间贸易数据的差异.在编辑镜像数据时,一面用中国、香港所报告的数据,另一面则用美国报告的数据.镜像数据的一对恰当的匹配指的是通过该途径报告的贸易数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然而很多原因导致了数据差异的存在.

(一)“镜像数据”的引入按照联合国指导方针,美国是按原产国来记录进口数据的.美国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包括直接从中国的进口和通过香港及其他国家间接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的进口仅仅包括原产地为香港的进口.所以,在东行贸易(中国一美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当是中国报告的出口到美国的数据、香港本地出口数据和香港报告的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之和,而进口一面的数据应当等于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和中国的总进口值之和.

类似的,在西行贸易(美国一中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该等于美国报告的输到中国的出口加上美国报告的输到香港的总出口值之和,而进口一面应等于经过离岸价／到岸价调整后的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值减去美国途经香港再到中国的再出口值,这是因为美国通过香港间接对中国的出口将在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进口中被计算两次：一次是在货物进入香港海关时,紧接着当再出口到中国时又会被中国海关计算一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香港均是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按照货物的原产国来记录数据的,这一点和美国做法相似.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避免调整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格,简化了实际数据差异的估算,即通过这 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差异的实际大小将免去由于估算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而产生误差的难题,因此从统计上更加令人满意.报告的贸易数据的镜像联系见图1和图2.

(二)东行贸易附表3列出了中国和香港对美国出口的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问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报告的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开始,以中国和香港报告的同时期出口数据结束(该数据包括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商品向美国的再出口).从附表3叫‘以看出：第一,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报告的同时期从两地输入的进口量,到了1997年,两者才大致相等.从1997年开始,双方数据差异迅速增大,并在2004年达到最大差异点,相差19.53％.自1998年到2006年间,中国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和美国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量问的差距超过2倍.第二,在过去10年来,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中介人的地位迅速下降,从曾经超过60％的比例到目前大约14％的比例,而在香港再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占到了超过90％,该比例一直保持稳定.第三,香港本地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下降,并且随着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一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三)西行贸易附表4列出了中国和香港自美国进口的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间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开始,经过了fob／eif的价格调整,另加上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再出口至中国的数据,最后以中国和香港报告的同时期的进口数据结束.

与东行贸易中的数据不同的是,1995-2006年间西行贸易总的统计差异似乎没有明显的模式.仅在其中的1999年和2004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额稍稍超出美国所报告的对其出口额,在余下的10年中,在镜像数据的出口一面,统计差异比进口一面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出于逃税和其他动机,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低报价的情况更为平常.该数据的其他显著特征就是香港作为方便美国对华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由香港再输出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05年的12.4％.同时,由美国参与的香港通过中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10％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5％.

在贸易的双流向中,同贸易合作者所报告的贸易数据问的估算有一些统计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比如同荷兰(由此最终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巴拿马(中国出口至此地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最终输至美国的)的贸易,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但是中国和香港在同其他贸易者的贸易往来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如、低报价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所搜集的数据问的整体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才可能找出导致统计差异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通过贸易流的子部类来分解中美贸易间的统计差异

根据上文的以东西行贸易数据为基础的镜像数据显示出了中美两国与香港之间记录的贸易数据差异,要进一步研究差异的来源,有必要进行贸易流向的分解.

(一)对镜像数据进行的贸易子部类的分解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中,中国海关要求贸易商说明启运国和消费国,其中前者是指在出口货物离开中国港口后下一个要到达的地点,它并不一定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国,而后者是指消费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以这一信息为基础,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细分为三类.

a.美国既是启运国又是消费国,这指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

h.香港是货物的启运地,但美国是消费国,这指的是出口货物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到达美国；

c.启运国是除香港外的第三国,消费国是美国.

如前所述,香港调查统计局将进口和再出口时两次不同的估价称作“香港调高价”,而在通过香港的转运中(通过香港港口的货物而没有通关),只报告货物的重量值而并非价值,所以香港的转运数据仅以总量报告且以公吨为单位,对商品不进行分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海关数据中h类型贸易能否反映出通过香港的再出口或转运.最明确的解释就是h类数据能够反映出转运的有关数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国与货物第一次通关的国家是同一个,所以在中国报告的数据中再出口数据会被记录为以香港作为消费地的出口,而不是对美国的出口.这类贸易就是传统上被归结为导致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货物通常被香港的中间商支配,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事实上并不清楚货物的最终日的地.如果出口商知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的话,而货物由于物流原因需要经过香港时,出口商很有可能会开立一张联运提单以避免在香港通关时产生的费用和麻烦.然而,这样理解并非总是可信的,如果一些中国出口商拒绝接受通过香港时的商品分类,那么有的再出口就要记录在b类统计中.

这样从中国和香港海关的数据中,就可以找出五种可能的贸易流,归纳如下：

C1.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直接出口；

C2.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c3.中国报告的通过第三国而非香港对美国的出口(C1-C3对应上文a-c)；

.香港报告的对美国的本地出口；

c5.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向美国的再出口.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的贸易数据仅仅指出的是货物的原产地.但是,在美国商务部的详细记录的进口数据中,却含有货物是否在途中经过第三国到达美国的记录,这一进口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间美国从中国的所有进口数据.这里将这一数据作为美国报告的自香港进口的数据的一个补充,并将美国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A1.从中国境内港口直接运至美国的货物；

A2.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货物在香港并未通关；

A3.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在除香港外的第三国；

A4.美国对原产地为香港的货物的进口(来自公布的数据)；

A5.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香港通关且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即通过香港的再出口.

如果采用对上述C2的最简单的理解,C1-C5同A1-A5之间依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出图3中列出的五种镜像关系.该图中有两个额外的盒子.右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上标注了在香港货物数据中报告的通过香港转运的数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些数据不标明商品的名称也不以价值来记录而是采用以公吨为单位记录,所以不能把它们用作分析中.左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代表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第三国的对外再输出.如果将c3理解为仅仅包括转运而A3既包括转运又包括再出口的话,就会潜在的遗漏一部分数据(即通过第一 国而不是香港的再出口),而它们正是此盒子中代表的数据.

(二)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在恰当地找出美中贸易中镜像数据的两方面后,就可以定义数据差异的两种衡量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商品水平上衡量贸易双方的差异.

在这里M指的是贸易者r在第t年从s国进口商品i的贸易数据,E指的是s国在第t年报告的输到r方的商品i的出口值.这一指标总是用于衡量镜像贸易数据双方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使用双方报告的数据总和作为标准,它的值在100(M等于O,E≠0)到100(M≠0,E等于0)间变化.当双方报告的数据差别不大时,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就会十分接近.

在东行贸易中,E等于中国报告的对贸易国的出口值、香港报告的对贸易国的本地出口值及其为中国的再出口值的和,M等于贸易国报告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1值之和.在西行贸易中,E等于贸易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值之和,而M等于中国与香港报告的来自贸易国的进口值减去香港报告的到中国的再出口值.

根据(1)、(2)计算出的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见表1.

从表1可知中美之间通过香港的贸易差异最大的是转口贸易,2005年其DIF和ER值分别达到了-66.01％和-49.63％；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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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第三国而不是香港的贸易,其统计差异非常大.按照美国调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在2005年经第三国从中国的进口值达到111亿美元,是中国海关报告的4.59亿美元的20倍还多,它是统计差异的第二大来源,占统计差异的23.0％,与此相比它仅占美国进口数据的4.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