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性度量方法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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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准则的发布,越来越多的文章开始研究制度变迁对谨慎性的影响.对谨慎性的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评价.首先,论述了谨慎性的涵义及其产生原因,其次,总结了已有的谨慎性度量方法,并进行评价,最后,总结并指出该方法的不足.

关 键 词 :谨慎性,度量方法,评析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034-02

0 引言

谨慎原则(Conservati)是财务报告中一项重要的惯例,是传统会计中的一项基本的计量原则.传统上,谨慎原则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其定义为:“如果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同等的可能性,谨慎性要求使用较为不乐观的估计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定义如下:“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需要运用判断作出必要的估计中包含一定程度的审慎,比如资产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

谨慎性是会计中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现象,动因主要归纳为税收、法律责任、政治和管制等因素都可能导致会计谨慎性的存在(Watts,2003).除此之外,监管环境等也对谨慎性产生一定影响(詹雷和胡鑫红,2010).

盈余谨慎性的实证检验源自Basu(1997)的开创性研究.发展至今,形成了多种计量方法并存的局面.学者们在研究谨慎性时,会考虑多种方法并用,甚至会采用整合的计量方法,如Hui et al.(2009),以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有此可见,对谨慎性度量方法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加深.

1.谨慎性度量方法概述

Watts(2003)衡量会计谨慎性的方法主要可分为三大类: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净资产度量法、盈余―应计度量法.

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的核心思想是:在谨慎性原则下,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确认更及时.因此,会计盈余与负的股价回报(坏消息)的相关性将更高.

净资产度量法和盈余―应计度量法都是从谨慎性的结果来衡量.净资产度量法是指:在谨慎性原则下,对亏损的确认比收益的确认更加及时,这样导致净资产低估,因此可用净资产被低估的程度作为谨慎性指标,而盈余―应计度量法下可采用盈余持续性程度来衡量谨慎性,是因为谨慎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及时充分地反映,对好消息则逐步反映,从而造成负的盈余和盈余变动更容易反转.

我国学者使用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法的比较多,如李增泉和卢文彬(2003)、曲晓辉和邱月华(2007)等.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盈余―应计度量法和C_Score等改进后的计量方法(邱月华,2008).

2.谨慎性度量方法评价与改进

2.1 盈余―回报关系度量模型

EPSitPit-1等于α0+α1*DRit+β0RETit+β1RETit+ε(1)

其中,EPSit代表公司i在t年度的每股收益,Pit-1公司i在t-1年末的股票收盘价,RETit代表从t年的5月至t+1年的4月i公司t年度因市场均值调整后的股票累积年度报酬率,DRit是虚拟变量,当RETit时取值为1,否则为0.

在有效资本市场中,股票价格能够及时反映包括会计盈余在内的全部公开信息,故模型1中使用股票累计年度报酬率衡量好消息和坏消息,负的股票年度报酬率表示经济损失,即坏消息,正的股票年度报酬率表示经济利得,即好消息.在该模型中,β0度量了会计盈余与正的股票年度报酬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会计盈余确认“好消息”的及时性,β0+β1度量了会计盈余与负的股票年度报酬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即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的及时性,因而,β1度量了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较之确认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由于谨慎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映比对好消息的反映更为及时充分,故可通过检验谨慎性系数β1是否显著大于零来判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是否谨慎.

(1)对于该模型的评价.

Basu(1997)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对它的质疑也有很多.Dietrich,Muller和Riedl(2003)最早对Basu(1997)的盈余―回报度量法从计量经济学角度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盈余―回报计量方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Basu回归中使用内生变量(回报)作为自变量使结果不可解释.第二,由于负回报观察量相对少,自变量(回报)的这种截断导致了谨慎性计量中的偏误.Givoly,Hayn和Natarajan(2006)认为这种及时性差异计量有严重的计量错误问题,一些与谨慎性不相关的企业信息环境特征影响了及时性差异计量,在没有控制这些特征的情况下,及时性差异计量并不能可靠地计量会计谨慎性.

Ball和Shivakumar(2005)也指出了Basu计量存在的一些缺陷.首先,它无法将盈余中的暂时性收益或损失从应计中的随机误差(比如错误的存货量)中分离出来,也无法从某些盈余管理(比如过度计提准备)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些都是暂时的并且导致收益变动的负序列相关.第二,模型只能识别暂时性部分的存在性,而不能识别它们的确认是及时或不及时的.Basu的相关性检验通过识别是否暂时性盈余部分与同期的股票回报(其作为经济收益和损失的代理)相关而减轻了这两个缺陷,但仍无法完全消除.此外,私有企业没有股票回报,无法使用Basu模型计量谨慎性.

曾力等(2008)也认为他国现有相关研究直接采用Basu(1997)模型测量盈余谨慎性存在问题.一方面由于Basu模型主要基于市场指标(包括股价、股票收益率等),而中国上市公司因受市场机制、股权分置等因素影响,直接使用Basu模型必然承受较大的市场噪音,另一方面,Basu模型侧重于反映对损失的及时确认,但并未反映出对收入的推迟确认.基于此,他们考虑基于会计指标的度量方法,进一步从更微观的层面上全面考察制度演进对盈余谨慎性的影响.

(2)对模型的改进.

对该模型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将一年的股票回报改成多年累积的股票回报,以降低模型受期初所有者权益结构的影响,两一方面设计C_Score指数,用于度量公司年的谨慎性水平,以弥补它使用局限性.

2.2 盈余―应计度量模型

(1)Ball和Shivakumar(2005)为研究英国非上市公司的谨慎性而设计的“应计额―经营流量”模型.他们利用及时损失确认是通过会计应计实现的观点提出了谨慎性计量的另外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为根据权责发生制,会计谨慎性意味着模型(2)中的3应该显著为负:

ΔNIt等于0+1DΔNIt+2ΔNIt-1

+3DΔNIt-1*ΔNIt-1+εt(2)

其中ΔNIt为t年资产收益率减去t-1年资产收益率,DΔNIt-1为虚拟变量,如果ΔNIt-1小于0,则为1,否则为0.该回归等式的意义在于亏损比盈利更不具有持久性,更可能反转,即3应该显著为负.

第二个方法使用应计和流之间的关系,会计谨慎性意味着模型(3)中的3应该显著为负:

ACCt等于β0+β1DCFOt+β2CFOt

+β3DCFOt*CFOt+γt(3)

其中ACCt为t期应计除以期初总资产,ACCt为t期经营流除以期初总资产,ACCt为一虚拟变量,当ACCt小于0时为1,否则为0.首先,根据应计与流之间的负相关关系,β2为负.此外,该回归的意义在于谨慎会计下收益的确认更可能基于实现原则,而损失则更及时地得到确认,因此应计与负经营流之间的负相关性更强,即β3显著为负.

Ball和Shivakumar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可适用非上市公司.同时,可有效地避免股票价格中的噪音对谨慎性计量的影响.

(2)从会计理论上讲,盈余谨慎性的存在依赖于权责发生制原则.正是权责发生制直接造成了应计收益(损失)与流入(流出)的时间差,构成盈余谨慎性必要性的必要条件.因此,应计与跨期流变化的关系为盈余谨慎性提供了一个更为本源的研究视角.基于这样的思路,Anup和Senyo(2007)提出了一个三区间模型(A-Smodel):

ΔCFit+1等于α01+α02NegativeAARegimeit

+α03sMALLaaRegimeit+β21NormaAccrualsit

+β22NegativeAARegimeit×NormalAccrualsit

+β23SmallAARegimeit×NormalAccrualsit

+β31AbnormalAccrualsit+β32NegativeAARegimeit

×AbnormalAccrualsit+β33SmallAARegimeit

×AbnormalAccrualsit+β4Controls+γit+1

其中,NormalAccruals为当期应计额,Abnormal Accruals为当期超额应计,NegativeAAregime为负区间识别指标,中性区间SmallAAregime为中性区间识别指标,Controls为各控制变量.

A-Smodel虽然创新性地引入三区域划分以检验企业是否在或有收益和或有损失确认中表现出谨慎性,但是其模型设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其三区域划分未能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企业的Abacc在当期的分布情况,也未将企业经理在面对损失和收益时的不同态度考虑进去,而是简单的对Abacc进行行业/年度分组(分组标识是40%、60%分位数),即中性区间在概率上是对称的,这显然不符合行为金融学中个体的行为特征.其次,该模型中存在大量的虚拟变量,从而可能导致设计矩阵非满秩的情况,导致模型不可估计,另外,为了剔除其他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变量的影响,而必须引入相应的控制变量,但是不合适的控制变量可能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从而得不到参数的一致估计.于是,他们对A-Smodel进行必要的改进,使其在行为解释上的能力更强.

2.3 净资产度量模型

从Feltham和Ohlson(1995,1996)使用“谨慎会计”一词来表示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长期超过其帐面价值后,MTB及其变体就广泛地成为了计量谨慎性的一个方法(Ahmed et al(2000)等).Pae等(2005)提出了类似于上述Feltham和Ohlson的“谨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谨慎性的概念.Pae等使用期初的权益市场价值―权益帐面价值(P/B)来计量资产负债表谨慎性,发现盈余谨慎性(与及时性差异为同一概念)和资产负债表谨慎性之间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同时,这种负相关关系主要来自于盈余的应计部分,而非流部分,这与会计应计导致了会计谨慎性的观点一致.这意味着谨慎性来自于两个因素.第一个为会计准则的强制要求,比如研究开发支出和广告费用的立即费用化.更重要的发现来自于第二个因素,即随着期初资产负债表谨慎性下降,诉讼风险上升,会计师会提高确认损失相对于确认收益的及时性.因此,有了盈余谨慎性和期初资产负债表谨慎性的负相关.

3.总结

近来从各个角度研究谨慎性的文章越来越多,因此正确设计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显得更加重要.Basu(1997)的模型为这项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还是存在缺陷的.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在尝试对模型进行改进和创新,但是还没有得出非常成功的结论.因此,在这方面,还需要后来者继续作出艰辛的努力.

这篇文章对现有的谨慎性度量方法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文章还存在很多缺陷:基于研究谨慎性的角度越来越多,对模型的改进层出不穷,本文未对所有的改进进行详述,对于谨慎性的定义方面没有深入研究,William和Stephen提出了有关条件谨慎性和非条件谨慎性的定义,不同定义下,对谨慎性的度量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