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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域文化通过个体行为与制度选择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东北文化在其基因的累积与裂变中传承至今,凸显出不善进取、不甘约束、因循守旧等与市场经济相斥的文化特质.东北经济亦被铭刻着东北文化的印记,即产业结构软化缓慢、经济对外开放度低、企业竞争意识薄弱等特征.振兴东北经济必重塑东北文化,通过构建强化市场型政府,优化政策制度安排,重塑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环境,形成崇尚竞争、创新、开放的区域经济文化.
关 键 词 ：文化；文化影响；东北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B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所有其他作为社会一员的人获得的能力和习惯”［1］.由于历史和地理的缘由,文化势必会彰显出国别或地域差异.经济发展是由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来完成的,人的经济行为受文化精神的导引与制约,人的价值观念、主观精神、道德信仰以及在人际交往活动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制度安排都会给区域经济打上文化的烙印.由此,一个地域的文化传承便对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却令人不易觉知的影响.说其深远,是因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远非具有客观物质属性的生产要素的多寡所能解释的；而说其不易觉知,是因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沿着“文化——个体——经济”与“文化——制度——经济”这样的特定路径间接发挥着作用.探究经济现象的文化成因,再反观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对后发区域发展困局以及发达地区实现持续发展,都将有所裨益.
一、经济现象的文化阐释
在20世纪初,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精神因素就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阈.马克斯·韦伯认为勤奋、节俭、守时、诚信、自我克制、奉行公正原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特征, “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最重要的动力不是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量的来源,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最终能够表现出来,它就会自己创造出资本和货币供给来达成自身的目的”［2］.约瑟夫·熊彼特肯定了企业家应该具有“首创精神”、“权威”或者“远见”的论述,并认为正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才将生产要素第一次或按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到一起,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3］.在熊彼特的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这种由创新的企业家所引发的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也十分关注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德鲁克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管理型”经济彻底转向了“企业家”经济.在这一时期,美国创造出超过4 000万个新工作岗位,从而吸纳了第一批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就业人口,以及从家庭生活中走出的约1/2的已婚妇女.之所以出现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并不是因为高科技的发展,高科技企业在此期间所提供的岗位不足五六百万个,其最多只能弥补“烟囱工业”衰退所造成的岗位减少,“康德拉杰耶夫周期理论”完全无法解释美国经济在这一时期的繁荣.德鲁克最终认为所有这些就业机会的来源不止一个,但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20-25年间,相当多的美国青年的态度、价值观和抱负都发生了改变等例如突然间出现那么一大批人愿意长年卖命工作,而且宁愿选择高风险的小公司而不愿选择有保障的大公司”［4］.正是在这种能够被人们迅速接受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远景的驱动下,大量出现的新企业支撑着美国经济的繁荣.
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即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经济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5］.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塞谬尔·亨廷顿在对比加纳与韩国的经济数据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两国的经济水平相当,而30年后韩国成为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差距如此之大,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6］.冈纳·谬尔达尔认为受宗教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南亚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受社会历史和宗教传统影响的精神型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文化习俗、伦理精神、行为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劳伦斯·哈里森认为非洲、拉美长期落后国家的不发达就是一种心态.可见价值观念与文化传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倡导诚信、崇尚竞争、鼓励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奉行公正原则的地域文化与观念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与上述现代商业精神相悖、传统保守的地域文化与观念对经济的发展则起着负面的、消极的阻滞作用.我国不同区域在相同制度环境和相近资源禀赋条件下所表现出的巨大发展差异,则在实践层面佐证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地域文化传承与价值观念的影响颇深.
总第428期姜威：地域文化传承与东北经济发展····商 业 研 究2012/12二、东北地区的文化传承
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是中国的地理和经济大区.东北文化又被称为黑土文化,“黑土地”、“北大荒”、“东北人”这些地域色彩鲜明的词汇,暗示了东北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联系.东北地处边陲,草茂林密,雪大风狂,地广人稀,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东北文化的风貌.
在上古时期,东北中部以半农半牧活动为主,东部以狩猎捕鱼活动为主,西部则以畜牧业为主,严酷的生存条件形成了东北人强勇弱文的传统.尤其是古代东北地域内少数民族众多,这些以游牧渔猎为主的少数民族,人皆长于骑射,骁勇善战,勤于开疆拓土,在历史上契丹族和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另外,东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通过与自然的直接交换而生存繁衍的压力不大,在经济活动中粗放型生产方式影响下,造就了东北人粗犷豪放、求大尚奢的性格. 19世纪末,中原地区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农民不顾禁令,越过“柳条边墙”,进入满洲的龙兴之地进行垦殖,把中原的农业文明带入东北,史称“闯关东”.一方面,闯关东体现了东北人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战天斗地的无畏品质；另一方面“闯关东”的移民带到东北的是传统中原汉族的底层文化,具有典型的小农意识特征.这些移居东北的中原人在关内多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们“闯关东”是为了谋生而不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所以,在温饱得到满足后,多数人便安于现状、不再进取.
建国前,东北以农耕为主,气候决定了东北的种植业要“半年闲”,因此“猫冬”成为东北农村生活的一个生动写照.长期以来,形成了东北农民无约束、少协作、偏懒散的自耕自作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长期积淀而成的区域文化,便表现出小富即安、求稳怕变、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小农意识特征.建国后,东北成为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超过1/3落户东北,东北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充分,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单位便成为城市居民的主就业渠道,城市人人有单位.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形成了对社会的依赖,个体的进取精神进一步被弱化.东北城市居民的单位情结浓厚,其本质是对体制保障的依赖,是不敢承担风险的一种表现.
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对东北的地域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北曾是没落的俄罗斯贵族、溃败的哥萨克骑兵、流离的犹太人心目中的天堂,是日本军国主义垂涎三尺的满洲所在.从而形成了‘杂揉’文化特征” ［7］.由于大家都来自天南海北,历史文化积淀不是很深,大家都不固守传统,都不愿意受规矩约束.另外,大家都是移民,在交往中就体现出不排外的倾向,东北人以好客著称,在人际交往中经常展现出率直豪放、襟怀宽广的性格特征.文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应以动态的视角审视地域文化的变迁.东北文化传承到今天,受自然条件影响而产生的粗犷、豪放、率直的性格没有改变；受移民文化的影响,东北人不排外、不愿受规矩约束的性格也没有改变；但是,在城市单位体制与农村相对优越的生产条件下,“闯关东”时的开创精神与无畏品质被消磨殆尽,不思进取、小富即安却成为占据优势地位的主流经济文化.
三、文化对东北经济发展的影响
克利福德·格尔茨和马克思·韦伯认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而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8］.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选择,都将受自身所编织的文化之网的导引与制约.一个地域的文化传承会深刻影响该地域人们的性格与价值观念,也能够沉淀为一定的社会交往规则.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规则、制度是经济活动的基本框架,文化传承通过对人及制度的影响,进而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东北文化对东北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东北文化延缓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GDP的产业结构方面,1978年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占CDP比重为22.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61.5%［9］.与我国经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1978年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19.6%,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61.3%［10］,珠三角地区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28.3%,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47.2%.从数据可见,改革开放之初东北地区的GDP生产结构与长三角地区相当,优于珠三角地区.但到2011年东北地区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为11.5：53.0：35.5.与上述两个地区比较,2010年珠三角地区三次产业比重已经优化到2.1：49.2：48.7,2011年,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比重为4.8：49.5：45.7［11］.
根据、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按照工业化国家的一般经验,某国或某区域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会迅速上升；但到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会迅速软化,表现为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上升,同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下降.上述数据的变化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方政府、企业发展的自主性得到政策支持,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速度明显低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状况.
假设是由于东北土地肥沃、辽阔平整且适宜农耕的比较优势所致,但在封建社会就流传的“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也说明了长三角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中也具有优势地位.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优惠政策供给不足以充分解释东北地区与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上的差异.东北地区与位居长三角的浙江省相比,浙江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综合指数位居全国倒数第三位,与东北三省相距甚远,辽宁的区位与交通也要略优于浙江.2003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速度亦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要解释东北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变迁的迟滞,就不得不考虑其中的文化成因,即东北人对社会过分依赖的文化特质延缓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第二,东北文化抑制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凭借“三来一补”的贸易方式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而长三角地区也依靠江浙的民营经济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迅猛增长,这两个面对经济体制的巨变,积极调适自身的经济行为,勇于迎接市场的挑战,最终实现了区域经济的腾飞.而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居民依然眷恋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对个体提供的全方位保障,农村居民仍旧固守丰腴的黑土地带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原有体制的沉疴痼疾加之东北人在面对挑战时的踯躅不前,东北地区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根本无法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抗衡,企业陷入困境直至大量破产.企业群体势微体现在经济增长上,东北三省人均GDP在全国各省区的排名中不断下滑.1978-2011年,在我国大陆各省区人均GDP排序中,辽宁省从第4位跌至第8位,吉林省从第8位跌到第11位,黑龙江省从第5位跌到第17位.
第三,相对保守的东北文化降低了东北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度一方面标示着区域经济融入或依存于世界经济的程度；另一方面体现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相应的表现为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偏低.2009年,辽吉黑三省的外贸依存度分别为28.26、11.02、12.91,外资依存度分别为5.92、1.81、1.44,辽宁处于中对外开放水平,而吉林、黑龙江均处于低对外开放水平［12］.人口流动的情况也能反映区域经济开放的状况.东北的地域文化相对保守,东北人不愿背井离乡,这一性格特点在人口迁移中表露无遗.改革开放后,我国区际经济发展差异的扩大加剧了人口的流动.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2亿,而吉林、黑龙江的人口流动仍以省内为主,东北三省的人口流动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的行为弱化了经济的对外交往. 第四,东北文化决定了东北企业缺乏创新的依附性特质.在东北地区,创业文化不受推崇,人们更愿意追求稳定的生活,不愿承担风险,在经济发展中表现为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例偏高.2004年,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占GDP比重,黑龙江为84%,吉林为82%,辽宁为67%,均高出全国63%的平均水平.东北企业的一个典型特质是依附性强.东北地区的民营企业,很多是围绕区域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有的从大型国有企业中购买原料进行简单加工后销售,有的为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单一工序或产品的协作制造,个别企业甚至具有寄生性.企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企业家更加关注经营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努力,而对于整个区域经济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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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某些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而且,这种具有依附性的企业特质受到体制的保护.四、振兴东北经济的文化思考
黑格尔说过历史是由两条经纬线构成的,“第一是那个‘观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13］.要改变东北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首先要摒弃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重塑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地域文化.其次,要振奋东北人的精神,用东北人闯关东时的拓荒精神、不屈品质开创东北区域经济的新版图.重塑东北文化,需要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
第一,要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破除官本位意识.影响文化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从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上讲,政治因素是指有一定地域特点的体制、机制及社会意识等,而政府的行为对其特点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因此,通过政府行为改变地域文化便成为现实选择.就像美国社会学家莫伊尼汉所言,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通过政府治理,塑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域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
按照奥尔森的观点：“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14］.打造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意义在于：在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治理下,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不仅能够催生民间的创业热情,而且还可强化民间的契约精神,使契约与合同通过法律体系与政治秩序得到强制执行,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另外,强化市场型政府在法律体系框架内施政,能有效避免权利滥用,减少企业家的非生产性努力活动,使政府治理与经济活动逐步趋向于效率与公平.还有,强化市场型政府能够破除官本位意识,使政府更专注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市场型政府重商,但又不易被利益集团俘虏.总之,从根本上讲,强化市场型政府能够塑造崇尚竞争、珍视信用、注重公平的经济文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繁荣.
第二,要重塑经济发展模式与微观经济环境.历史和现实表明：某国或某区域流行的经济发展范式,对经济文化有着强烈的影响.“东北地区是全国近现代工业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发展最完备、贯彻最彻底的地区.在这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还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思想、生活方式.它的基本原则、运作方法、规律和精神本质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到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中,成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15］.在这种经济思想或范式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期待国家的财政与政策支持,企业期盼政府的政策与资金帮扶,“等、靠、要”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流文化,上级政府的优惠政策供给与资金投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与先决条件,微观经济主体的创造性被严重抑制.东北经济的振兴,必然要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在政策框架内放宽对企业的管制,让市场机制代替长官意志,鼓励企业自主发展,把企业视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与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另外,在一个社会中,人的经济行为与该社会经济活动所给予的信号与诱因关系密切.例如员工的勤奋敬业行为得不到嘉奖,而消极懒散又不会受到惩罚,多数人就会选择后者；在地方政府多变和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下,多数企业就会选择短期牟利行为.从微观经济环境的角度考量,振兴东北经济要构建稳定、公平的政策环境,规范企业治理行为,引导员工塑造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职业精神,引导企业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运营模式.
第三,振兴东北经济要以制度激励创新与竞争,摒弃小农意识.首先,政府要打破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体制机制,将企业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推向更大的市场,让微观经济主体在竞争中敢于面对风险并学会如何规避风险；同时,更大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有利于东北人与东北企业树立契约精神,培育创新精神与协作意识.其次,政府要设法消除区域内要素流通壁垒与政策差异,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政府要努力构建面向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环境,减少微观经济主体开拓域外市场时的不适应性,以利于企业向外拓展.再之,政府与企业要通过制度安排鼓励创新,如政府设立专项资金对企业创新行为进行奖励、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及产品减免税收、企业加大研发费用的支出、政府与企业共同设立专项资金奖励创新型人才等,通过区域集成创新引领经济发展,进而打造崇尚创新与自由竞争的区域经济文化.
第四,要以政策鼓励交流,塑造开放的经济文化.多种因素的累积导致东北地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社会生态系统.要重振东北经济,必然要打破东北企业偏安一隅的局面,使东北企业参与到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协作.政府可通过优惠政策供给,如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营销费用进行补贴、对企业产品出口进行奖励、对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提供贷款贴息等激励企业加强对外交流.同时,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引进行业领先企业,行业领先企业的管控与运作模式,会作为经济发展中积极的制度要素在区域内扩散,从而对域内本土企业产生良性影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源动力的企业,在日益扩大的对外交流中,将有机会获取更多的生产要素,并会逐步适应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与竞争强度,在提高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度的同时,也将培育出开放的区域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