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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四川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当年自发外出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为全社会参与的经济形态和经济行为,成为推动四川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成为推进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
农民怎样从土地里走出来
四川农民进城务工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农村出现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少数农民开始自发寻找务工机会,最初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当家庭服务员和勤杂工,涉足工商领域极少.在实践中,农民逐渐认识到,有限的耕地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致富,“要致富,找工做”成为当时广大农民发家致富的朴素理解.
1978―1983年：转移起步阶段
四川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数量由119万人上升到145.52万人,年均增加5.35万人,增长非常缓慢.在此期间,家庭联产承包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责任田生产的积极性,加之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暂时弱化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想法.同时,一部分农民开始从农业中游离出来,劳动力流向出现由种植业向林、牧、渔业转移,由农业生产向农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非农化势头.但农民流动方向不是城市,而是主要在农村搞多种经营,基本特征是就地转移.
1984―1988年：高速转移阶段
1984年,党、国务院确立了乡镇企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乡镇企业突破了原来的“三就地”（就地取材、加工、销售）限制,并得到国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大力扶持.在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拉动下,四川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平均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年均增加60多万人.但由于受计划经济因素及城市改革滞后的影响,农民进城务工的比例仍然很低,四川省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100多万人.
1989―1991年：转移停滞阶段
农村乡镇企业进入产业整顿阶段,相应减少了就业机会,劳动力转移规模缩小,速度放慢.这3年内,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增加79.5万人,年均转移规模为26.5万人.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停滞,已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有的又返回农村,加之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劳动力总数在1991年净增287万人,使得滞留农村的劳动力剧增,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相应加大.
1992―1994年：加速转移阶段
1992年初,南巡后,我国改革开放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城市非国有经济与乡镇企业跨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两方面共同推动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四川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数量由1992年的627.68万人上升到1994年的968.8万人,农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到25.9％.在此期间,农民向城市流动的速度加快,1994年四川跨省输出劳动力达550万人.
1995―1998年：调整稳定阶段
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发生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1996年根据国务院要求关闭淘汰乡镇企业中容易造成污染的“十五小”企业,仅四川就强制关闭了上千家资源型乡镇企业；二是乡镇企业改制,股份合作制在1997年形成,改制过程中的企业均倾向于减员增效,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下降,跨省劳务也受影响,1997年四川仅输出365万人.
1999年至今：持续发展阶段
1998年以后,劳务开发走出困境,劳务开发及农民增收实现大的跨越.1999年,四川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1020万人.四川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高位上升阶段,2004年更是高达1490万人.按照“减少农民、转移农民、提升农民、富裕农民”的思路,四川把劳务输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今年1―9月转移输出2044万人,其中转移输出省外1163.65万人、省内877.48万人、外派人员3.64万人.实现劳务收入928.3亿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406.52元.
劳务输出成为一大产业
从改革开放之初,四川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劳务输出,把劳务输出作为一大产业列入农村工作的议事日程,视劳务输出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城乡发展的重中之重的工作来抓.1993年四川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四川省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专司劳务开发管理工作,2006年更名为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从2001年至今,省政府共考察命名100家省级培训基地、50个省级劳务开发基地县、18个劳务开发龙头企业.各职能部门命名了上百家专业培训基地.2004年以来,全省实施“千万农民工技能培训工程和品牌培训工程”,开展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1670万人次,大力推进订单培训和成建制的劳务输出,使我省劳务开发由过去的劳务输出转移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开发转变,由过去单纯的数量型向数量质量并重型转变,由零星自发的输出向规模化、产业化、组织化输出转变,由体力型、技能型输出向人力资源综合开发转变,全省劳务开发始终保持了良好、健康的发展态势.
劳务培训得到加强,成为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主要方式.一是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逐步建立了用工企业（单位）投入约束机制,延伸了培训工作链条,同时坚持谁投资、谁培训、谁收益的原则,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培训,保障培训机构的合法权益.通过表彰、奖励等措施调动各方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个人投入为主体、企业投入为辅助、民间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培训投资体制.二是培训方式逐渐完善.调整充实省级劳务开发培训基地,同时将基本素质培训与专业技能培训相结合,将订单培训、定向培训与普遍性的劳动技能培训相结合,将外出就业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与需求市场相结合,使农民学而有用,学以致用,全面提升了农民工的综合素质、职业技能和竞争能力.三是品牌效益逐步凸显.实施品牌战略,打造了“川妹子”、“川厨师”、“川建工”、“川数控工”、“川电子工”等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四川劳务品牌,确保了品牌质效与时俱增.四是培训绩效逐渐凸显.通过培训,在提高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同时,劳务人均报酬每年以500元递增.
劳务收入持续增加,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劳务收入比重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目前我省劳务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部分地方甚至更多,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收入增加使得农民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他们的行为大大地刺激了消费市场,通过拉动内需,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三是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增加.农民工在外积累了资金和技术,通过回乡创业,创造了更多就业岗位,就近解决了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有序合理流动,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支持了城市建设.在全国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里,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已经与农民工血脉相连、密不可分.他们以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脊梁,以纯朴的品质和坚定的信念,为城市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二是推动了农村建设.长期在外打工的经历丰富了农民工的行业经验和生活阅历,对发达地区的新思想、新技术、新理念耳濡目染,结识交往社会各界人士,使他们逐渐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他们将自己的切身体会与家乡人分享,引导当地农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由此带动了整个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并通过回乡创业等方式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三是促进了城乡互融.农民工是城乡联系的重要桥梁,是活跃于城乡间的劳动群体和可塑性最强的生产要素.农民工流动带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突破城乡分割,为实现工农产业互动、促进城乡互融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者系省农劳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