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反思的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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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育史上,高仁山三个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名字.

作为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创始人,他认为爱国最有力的方式,是必须把教育搞好,国民只有在教育中提升整体素质和精神力量,国家才能真正硬骨铮铮地站立起来.他存世仅34载,却有16载光阴是为教育呕心沥血.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他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军阀统治的斗争,因而成为继李大钊之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第二位革命烈士,亦为北京大学教授中被公开绑赴刑场的第一人.

2010年5月14日上午9点,北京植物园满园新绿,春花盈盈,鸟语卿卿,空气清爽,景色宜人,美丽无处不在.如此美好的日子,一行共百名心怀虔诚的人们聚集在这里的卧佛寺附近的高仁山烈士墓前,举行隆重的新墓碑揭幕仪式.

一个个花篮,一副副挽联,一支支玫瑰,一双双缅怀的眼神和一颗颗盛情的心灵,默默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烈士墓碑屹立人间,烈士精神千古流芳！

是书生更是英雄

高仁山,幼名宝寿,1894年9月出生于江苏江阴县观音寺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秀才,到父辈家境破落,靠其父自食其力维持家中生活.高仁山是长子,幼时与弟弟在本县立本小学读书.他生性刚直,聪明好学,对所学过目不忘,对老师讲的课能深刻理解,尤其能俭约治身,人我一视同仁,故深受师长、父母的钟爱.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俊朗,因腹有诗书,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富有涵养.

对于教育和国家,高仁山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他在家里挂着的条幅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17岁时,他随在铁路局工作的父亲迁居天津,就读于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成为关系很好的校友.毕业后,他跟周恩来先后自费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文科.期间,他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而国内的军阀政客却醉生梦死,使国权屡失.高仁山目睹此状,深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悲愤异常.为聚集救国力量,他提议并发起组织了以南开学校和天津法政学校校友为主体的“新中学会”,周恩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新中”,即建设新中华之意.学会《会章》申明：“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并规定以“赤心”为会徽,表示赤胆忠心为国为民.

1918年起,高仁山曾先后自费赴美国葛林纳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在此期间,恰逢华盛顿会议召开.中国留美学生立即组成“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力图劝阻软弱无能的中国政府代表不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高仁山以学生领袖身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自筹费用到美国各大城市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出卖民族利益.后他又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数月后,又赴英国,用半年时间调查了英国26个城市的教育情况.随后又到德国、法国调查当地的教育和社会状况.1922年底,他接到北京大学邀他回国的电报,便于1923年1月,怀着改革中国教育的雄心壮志回到北京,开始实践他的理想和抱负.

高仁山回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他的倡议下,创建成立了北大教育系.1925年春他与陈翰笙、胡适等人创办了私立艺文中学(现北京市161中学),高仁山任校长.他倡导的办学宗旨是：适合中国现代的中学教育,造就有积极能力的公民,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主张学以致用.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风趣地说：“北京有个王麻子剪刀铺.比如艺文中学是北京真正王麻子,我是艺文中学校长,就算是真正王麻子的掌柜的,教师们就算制造剪子的工人们.你们大家就是王麻子里的各种大小不同的剪子.”意指每把剪子,都要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即,主张人人每天能自己支配自己,人人能终生对于行为知识等种种方面随时随地的求适应求进步,做一个真正能自动及真能自治的人.

后来,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高仁山积极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在艺文中学向师生积极传播革命和思想,他常说：“自校长至堂役都是艺文的主人翁,教员与学生、校长与校友都是平等的,相互之间要尊重.”在他的领导下,艺文中学的空气很浓,革命活动非常活跃.

此外,高仁山还创办了《新教育评论》,撰写发表了大量书评、时事评论和介绍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对教育界人士认识本国教育的弊端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在面对妻子和幼子时,高仁山又是极尽细心与温存.当年儿子高陶落地时,高仁山不甚喜悦,他兴奋地对妻子曾毂说：“与我一试验儿童教育之机会矣.”只可惜,他在自己子女身上的教育实践未能长久,便为国为教育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高仁山1925年6月参加革命,曾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负责人之一、“北方国民党左派大联盟”主席.同年12月,他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人,为使教育界能通血脉,呼吸清新空气,给同行们提供―个磋商教育的机会,创刊了《新教育评论》.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了北京,使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李大钊等革命先辈惨遭杀害之后,高仁山烈士于1927年9月被捕入狱,1928年1月15日在北京天桥英勇就义,年仅34岁.

“这是一位刚正不阿的书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先后任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执委和中国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李秋生先生说.在他的回忆文中这样写道：“我家的一位老人,曾目击那次‘出大差’,他从永定门外到我家来,途中听说要决一位北京大学教授,便在路旁观看,他说高君态度从容,面无惧色,并向路旁观众说：‘给我个好儿吧’,于是众人立即高呼‘好！’‘好！’有如评剧戏迷喝彩一样――过去北方盗匪在绑赴刑场途中,每多显示愍不畏死气概,高呼‘再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条好汉’,观众即大声喝彩.押送的军警没想到高仁山如此好汉,所以也不干涉,不想仁山先生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到临命时也表现出这种草莽英雄气概.同时也可见他不仅是一位只知教书办学的书生.”

又据当时前去为高仁山先生收尸的车夫讲,高仁山是坐着死的,临刑前敌人让他跪下,他挺直腰板就是不跪.

首倡“超教育而教育”

高仁山先生牺牲时年仅34岁,他从18岁开始投身教育事业,倾心专注,一刻不怠,即使被捕入狱后,他仍心系教育,在狱中给妻子陶曾毂的遗书中,他写道：“等三月铁窗生活,形体上虽凶首垢面,而心志上对教育事业,未尝一日去怀,愿将狱中所思考之经过,晷书于后,以告我曾毂.他日如能出狱,当接继努力,即坐罪而死,教育界诸友,暨予之学生,得知予之心志,或可有完成一部分之希望.等”可见为教育的拳拳之心,已与他的生命融为了一体.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曾留学日本的高仁山制定了五步计划.第一 步,调查中国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七省的教育与实业的关系；第二步,在调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赴美国学习教育,再考察英、美、德等国教育状况,然后回国实践；第三步,在本国实践的基础上赴欧美进行研究,吸收各国合理的教育思想；第四步,回国调查西北与云南的实况；第五步,创议中国的新教育制度.随着五步计划的逐步落实,他于1922年底从欧美回国,创办了北大教育系并出任系主任.然而,他的第五步计划尚未完成,他本人却在一腔爱国之心中捐躯,面对先生身后大半个世纪的寂寞,我们除了不胜唏嘘,就是扼腕叹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高仁山先生在遗书上强调了他的教育主张和遗愿,他写道：“北大教育系,系予与诸同仁商议两载所手创,其中最重要主张,系根据科学方法,从附设实验学校,解决我国教育上实际问题.艺文中学即本斯旨创办,被捕之前,与筱庄、冬轩、少涵诸先生组织艺文幼稚园,亦属此意.盖予之计划,将自幼稚园、小学、初中,以至高中,成一贯的实验学校.”他叮嘱爱人,倘有不测,要“将家中所藏教育书籍可尽捐入北大图书馆.”同时他告诫他的学生要“以教育为终生事业”.遗书的最后,他抒发了自己的心境,他说：“我生34载,以16年之光阴,从事教育之研究,以所学所知,未能有裨益于社会国家,苟从圄长逝,诚死亦不暝矣.我对教育界努力,为我曾毂所深悉,除任课、办艺文而外,凡一切虚浮之酬应,皆摒弃不与,结果竟为党案所牵连,尚复何言.予所奔走者,从未离教育二字.等”

“超教育而教育”的思想,是高仁山先生超越于一般的“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家之处,其独到的核心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是最根本的,“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应以教育制度的改革、建设为前提、条件与保证；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教育方法的改革来作修补,不但无济于事,还很可能会南辕北辙.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教育的教育家,就不能只关心、热心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他后来参加国民党,积极参与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活动,并因此而献身,都是由此.

针对这点,钱理群教授在“高仁山教育思想研讨会”上,情绪激昂地说：“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与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的情况下,单方面的进行教育改革,这样所谓教育改革就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致变质,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天的问题依然是这样：如果不依高仁山先生所倡导的‘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辙’的.”

继而,钱理群教授又感慨道：高仁山先生对教育的忠诚与执著,至少可以昭示我们,使我们感奋.他辞去教育行政长官不做,辞去大学校长不做,甚至不顾生计的困乏与生命的危险,而坚守在艺文中学,并斩钉截铁地说：“我既许身教育,志在救国,就不能畏惧任何艰险.”因此最终被捕并壮烈牺牲.他简直就像一个傻瓜！而我们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聪明人”多多,“傻子”寥寥.我们面临的思考是：在高仁山先生这样的先辈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这些还活着的,还不想放弃理想的教育者和知识者该怎么办面对和重温高仁山先生的教育思想、实践和革命活动,我们必须思考、回答,并作出自己的选择.

中国教育现状之因与果

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发生了巨变,但是因过分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的国民精神之贫乏.严重的信仰缺失.归究其原因,都是教育出了问题.据笔者长期观察,总结当今应试教育机制造就出来的人,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唯利是图,攀比,嫌穷爱富,一切向钱看,过分贪图和追求金钱及物质享受,自治自律能力的低下以及道德意识的丧失和价值观的沦陷,都是很惊人的.如今很多父母都有一个共同而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没有责任心,不孝敬父母,对学习不感兴趣,格外崇尚时髦、甚至糜烂的生活,他们精神萎靡,迷恋网吧、酒吧及所,行为我行我素,攀比和贪恋物质享受,在他们的字典里,已经找不到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样的词汇了.甚至曾有一位帅哥大学生对笔者认真而直言不讳地说：“你经常采访名人,路子广,认识的人也多,能不能给静忙找个富婆让我傍傍啊”这些,不无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问题：信仰、价值观、道德意识、为人的良知与尊严等正在渐渐消失,腐败和肮脏的权钱交易,善恶混淆、黑白颠倒、忽悠与炒作盛行,到处都飘荡着空虚、茫然而廉价的灵魂.

应试教育造就的另一种人,是满脑子都是书本上死板的东西或所谓的学问,但独立思考能力、动手能力、自立生活能力几乎为零.譬如,三好学生,把妈妈给他煮的鸡蛋,背去又背回,原因是太硬咬不开.再譬如,上了大学都不会洗衣服,每月给妈妈寄一个大包裹,里面都是穿脏的衣服.更譬如,很多学生,学习很好,但心态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好,尤其是心理抗打击能力很差,遇到挫折无以面对,最终导致走极端的抑郁之路,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

实际上,应试教育本身就是腐败蔓延的功利主义.

什么是好老师答：能够在生硬的灌输下,叫学生考高分且听老师话的就是好老师.

什么是好学生答：不管你懂不懂,你理解不理解,领会不领会,品性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老师的威望和家长的威严下,最终考出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

什么是好家长答：不惜代价千方百计讨好老师,请客送礼“扔信封”(信封中装着厚厚的钞票),能够让老师对自己孩子另眼相看吃小灶的家长就是好家长.

这样的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如何去自爱如何去爱国如何让我们的国民素质整体提高这跟高仁山先生倡导的“个人自治”和“团体自治”,完全南辕北辙,对我们整个国家而言,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是当下中国教育绝不容忽视的很严峻的问题.

对一个人进步与成长起作用的,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启发、引导和带动,让孩子们有自己创造性的思考,让孩子养成自觉读书,主动学习的兴趣、热情和习惯,而不是生硬的灌输,强硬的命令,更不是多重压制下的高分逼迫.

早在82年前,高仁山先生就反对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贻祸国民的教育.他的教育理念是“学以致用”,主张“培养出的学生能分析、认识、解决问题,能报效国家”.他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学生学习主动性、自主性的丧失：“父母命子弟入学,子弟不得不学,子弟的成 绩好则父母喜,子弟的成绩劣则父母忧,结果子弟在学校学习的动机在得好成绩,在使父母喜,与学生自己生活的改进,反无什么关系,这种学习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子弟入学之后,教师竭力督促,一意灌注,甚至压迫,所以学生因为教师的原因,不得不学,结果,学生学习的动机,完全由教师督促灌注压迫而发生,这又是被动学习之一种”.在另一篇文章里,高仁山先生又发出感慨：“今之少年”缺乏“自己管自己”的“自治能力”,一味“渴慕自由”而不知“约束自己的活动”.――高先生的这些忧虑之辞,亦仿佛是对当下中国教育及结果的批评箴言,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震撼：82年前与82年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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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载后,他仍是超前者

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往大说,关系着国家进步与发展的步伐,往小说,关系着一个人素质的提高和生命的质量.

环顾当今教育现状,尤其让人感怀高仁山先生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与弥足珍贵.他说得很清楚：要推行“以‘人’为宗旨”的教育.艺文中学在当时可算是划时代的、新型的学校.其打破呆板的灌注式教学方法,强调家庭与学校、同学与学校紧密的联系.采用美国道顿制(Dalton Plan)教学原则,即“自由,合作,时间预算”.“自由”,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动、自觉、自主之精神,自由计划自己的工作”,一切都“自己去挑选,去辨别,去评定,做一个真正能自动、能自治的人”,这就为学生成为自觉的公民奠定了基础.“合作”,就是要培养学生“共同合作”的团队意识,合作精神与责任心,他强调：“个人的自治是不够的,健全的公民必须有团体自治能力的训练”.高仁山尤为重视“自治”的意义,他强调：“一国之中,人民情愿被治,尚可以苟安；人民能够自治,就可以太平；那最危险的国家就是人民既不愿被治又不能自治.所以,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用自己的精神来约束自己的活动,才能有条有理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事业,这是最要紧的.”

在高仁山先生的心目中,教育和爱国是融为一体的.他在叮嘱教师时说：“教育小孩子,要首先告诉他们：中国虽有锦绣河山,如自己站不起来,所以也是枉然,假如自己可以站得起来,中国立刻可以成为世界上的强国.拿这个话告诉他们,可以养成他们的爱国思想.”而在忠告师范生时,他直言写道：“我以为从事教育的人,应当始终以教育为职业,所谓为教育而办教育,但是教育是一项清苦的专业,不能受苦的人不配从事教育,假设你看到旁人穿好的,吃好的,出门坐汽车,在家有姨太太,你就羡慕,那么你可以及早对校长告退离开师范学校好了.真正热心教育的人,应当穿布衣,吃粗粮,把眼光放大,不贪现在的快乐,为将来的中国计算.”

“把眼光放大,不贪现在的快乐,为将来的中国计算.”这是一句多么简单的话,却又是一句心胸与眼界多么宽广的话啊,其浓郁的爱国之情,呼之欲出,令人感动,更令人敬仰.

关于怎样才算好教师的问题,高仁山在他的《师范生的责任》一文中明确指出：“一个教师,对于普通的事全要会,什么听差的事情,校役的事情,花匠的手艺,奶妈的看护,如何做母亲,以及校长庶务等等的职务全要懂得才配当教师.此外,你要不会运动,不会说笑话,不会游泳,不会音乐,不会骑自行车,等等,也不配当教师.而且对于一个小孩出生以后,长大成人,其问的程序你要全明白,怎样能使儿童快乐,使他满足,并能顺应儿童变化的心理,才能算是一个好教师,就是懂得性情的才配当好老师,不懂人的性情的就是教书匠.”

随后,他对好老师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怎样才能算是好教师呢好教师对于下面的问题都要明白：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如何二、国民的能力如何三、将来的儿童造成哪种人才四、中国人与外国人相比如何这一类的问题,做教师的都要明白,并且随时留意执行.”言辞问,依然是透射着对国家和国民的关注.真可谓是：为教育为爱国！

潜心拜读先生文集,仔细重温先生思想,令人不得不佩服和感叹的是,虽然时隔82年,但高先生新颖的教育理念和一腔纯然的爱国骨风,简直就是为我们当今教育现状和国民精神提供的一条恰如其分的改变通道.

高仁山先生的孙子高扬在美国呆了30多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佳创意产业园的著名的田子坊.他在与笔者交谈时就中国的教育现状及改革也感慨良多：“我认为中国教育当前走的路方向有些不对,它最大的弊病是从小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原始创造力,使小孩子们失去了童年,长大后他们自然没有为国家创造种种价值的能力.没有创造,就只能跟在别国的屁股后面,比如,冰箱、手机、电脑、空调、洗衣机、微波炉等等,这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中国人最先创造发明的.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应该培养孩子们从小对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的浓厚兴趣,美国的教育就很注重这些方面,尤其是文学,因为它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挖掘非常有帮助.但是,美国没有背书这一说,它只是引导和启发,让学生们在尽情的玩耍当中,把每个人的想象力和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觉自发的发挥到极致,这其实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

高扬先生所说的“引导和启发”及“自觉自发”,与他的祖父高仁山先生倡导的“以人为本”和“自治”所表达的思想,不无吻合之处.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每个学生,都能够从小接受正确教育方向与教育风气的引导和熏陶,学会“自治”与“团队自治”,心中既有个性化的小我,又有心怀团体、社会和国家的大我,待他们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自爱又爱国的负责任的优良公民,如此良性循环,我们还需要期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