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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商业评论的《“杀死比尔”》中提到微软当年借助与英特尔的联盟,使得PC产业链的利润重心留在了软件和操作系统环节,比尔·盖茨因而成为多年全球首富.说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们有离职员工感慨,“周刊规模做这么大,可是谁也没赚到钱”.我们做商业报道,当然应该懂得产业链的利润重心对于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应该知道以这个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不可能有什么大富或者暴富机会—如果真有,那多半是出了大问题.就像《新快报》的陈永洲事件.此事一出,曝出若干财经商业媒体圈内的黑幕,让所有从业者蒙羞,这真是一件难堪的事.创刊之初我们的第9期杂志上我们曾经公开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拒绝任何形式的付费报道”.
离职员工所说还是让我欣慰,尽管诱惑很多,尽管环境恶劣,尽管道德不彰,但我们的新闻操守还算过关.我们内部所提倡和遵循的,与其说是保持独立与客观,不如说是坚持纯净.
有时我们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客观报道,秉持公正之心,这一点只须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就可以解决.比如把公关稿件当作新闻报道发布,谁能当它是客观呢?比如头版“请放人”—如果调查清楚,厘清双方责任并最终报道—勉强称得上是客观,但细究起来,一旦公器私用,难免预置立场,基本上也就与“客观”无关了；央视同行带着任务和媒体的强势走进看守所中采访—犯罪嫌疑人连见律师一面都难的情况下,就对着镜头前的全国人民自证其罪,更不是客观报道.
对于媒体和记者来说,这个行业真正的危险正在于此.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陈永洲一定相信中联重科是“恶”的,所以他才可以走出第一步,一发而不可收.因为相信这一点,所以他和他身后的媒体会认为自己是在抑恶扬善,而这是可以理解并被接受的.正义在身时可以忽略“小恶”,可以为所欲为,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它于陈永洲身上,称为是“正义的货币化”也不为过.我经常和我们的记者说起,媒体属性决定了我们做的事会被放大,我们对自己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评价,它不但让我们误解自己、夸大自己的能力,很多时候也是让我们犯各种错误的根源.我至今不能接受“记者采访对象”这种行为,认为它同样是有悖客观报道这一最基本原则,我不能想象一个记者如果想着要把报道对象送进牢里,这是否还能坚持客观.这种疑问可能对充满理想主义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有失公平,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对采访对象抱以敌意,他们在报道之外设置更多目的,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真相等正义的、实现正义的、推动正义实现的—这些诱惑既作用在陈永洲身上,也会作用在更有操守的记者身上.
某种意义上来说,客观原则并不难,难的是追求纯净.1986年出生的陈永洲,即使在我们这里也得算做一个年轻记者,在我们创刊之初提出自律要求的时候,他可能还只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一张白纸,好做图画,只是经过四年,这图画得让人难堪.
更难堪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仅仅用四年时间,就可以让一个年轻人丧失纯净?与一个丑陋的体制同流合污?为什么会在制造这丑恶的同时又如此大言不惭?这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