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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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领袖不光善于打仗,对法律的“条条框框”也没有忽略.1949年10月1日人民政府成立之前,就于9月29日正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总共7章60条,分为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内容颇为全面,实际上就相当于《临时宪法》.这大约便是共和国“法治”历史的开始.根据这个“母法”,很快就出台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等等法律.到了1954年,伟大领袖又动员许多力量完成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然后召集“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跟着是“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最后于1954年9月20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通过,正式颁布施行.紧接着,又在1958年前后完成了起草《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等一系列法律的工作,并经过了多次修改,“万事俱备,只待东风”,只待全国人大代表举手通过.

令人不解的是,与伟大领袖兴致勃勃地大抓“法制建设”相伴随的,在他老人家发动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里,却很难看得见“依法办事”的地方.典型的比如1955年弄出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既然是“反革命”,又已经不处于战争紧急时期,就应该比照当时颁布的法律条例,按照当时规定的法院、检察院、各自负有的职责和程序办理.可是不,代替法、检、公的竟然就是一家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包办了法官审和判的则是伟大领袖“一气呵成”的《编者按语》.所谓“依法办事”,连影子也见不到一点儿,所以20多年后不得不全部给人家“平反”.其他如1957年所谓“反右扩大化”、1966年所谓“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都根本不能说是“依法办事”.这种一方面“热爱法制”,另一方面又对“法制”敬而远之束之高阁的做法,到底应该怎么理解以前老是感到糊涂,觉得自己水平低,跟不上伟大领袖的“高屋建瓴”或“高瞻远瞩”,却不知道原来早在1958年8月21日,伟大领袖就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把问题点透了:“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等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等我们主要靠会议,一年搞四次会,大跃进,就没有时间犯法！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炎黄春秋》2010年1期:《工作“大跃进”》)这一席“掏心窝子”的话恐怕才代表了伟大领袖的真实态度.要是鄙人当年是“高干”,及时晓得了这一“最高指示”,也就不会埋怨中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更不会随便乱怀疑有什么人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了.当年听到此“指示”的人就很“懂事”,比如“政法领导小组”马上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在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的报告》,明确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于是这三个已经起草完毕并多次修改的法律草案,“一直没有经全国人大通过”(引文出处同上).而这没有“通过”的等待,居然一等就是20年.我现在明白了那时候法律的地位远不如“会议”的最重要原因,竟然并非是前者有什么“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大问题,只不过因为某些人的记性不好,“记不得”.既然问题“不严重”,我也总算放下心来了.

但要说伟大领袖和他的主要战友心里一点儿也瞧不起法律、把法律忘记得一干二净,那也不符合事实.历史也记住了他们“勇敢捍卫法律尊严”的两个镜头.一个是1964年12月到1965年1月,政治局工作会议研究农村“四清”问题.原本“很听话”的刘少奇在会上就“四清”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不同意见,当面与伟大领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个认为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另一个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并发生争论的现象,应该是“”的表现,本来很正常.但由于自延安整风结束以后全国全党“一边倒”,大家习惯了由伟大领袖来“下最后决心”,伟大领袖也已经习惯了大家的“坚决拥护”(好像只有梁漱溟在1953年和彭德怀在1959年曾经分别“不坚决拥护”了一次),所以他对刘少奇的“意见”感到极为气愤,便在1964年12月28日手持《党章》和共和国《宪法》来到会场,质问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与会者:“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这几句话之重,超过千钧！在我们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连最高领袖都没有“”了,谁还配有这虽然只是一种“过甚其辞”,表达了他的某种“强烈情绪”,但他这时候还能记起最大的法律《宪法》来,说明他仍然清楚法律的崇高地位.特别有趣的是他还当场指责对方:“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伟大领袖果真把自己6年前在北戴河讲的那一些话给忘记了.“捍卫法律”的另外一个镜头出现在“”中.假如上一次出现大体可以算做“喜剧”的话,这一次出现就真正是悲剧了: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经受了一场残酷的批斗大会.会后他回到办公室,“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说:‘要审判(我),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第49页,文献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这两次“护法”有一个共同点,即当事者都处于相对“不利”的处境中.在他们“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喜欢“开会”,似乎不大容易想起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这不能不引人深思.本来一开始就应当使用的有力武器,要到最后几乎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想起拿出来,即使不联系他俩若干年前“观点一致”的“北戴河讲话”,纯粹以此观之,说“法律”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恐怕也是不大容易说过去的.本来,遇事要开个会才决定,比较起以前那些“朕”的“乾纲独断”,这已经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了.因为既然叫“会议”,总不能只有一两个人.有道是“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但放着现成而且严密的法律不管,遇事都临时靠“开会”来决定,还是有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味道.况且,既然崇尚“开会”不崇尚“法律”,声称“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那就应该“严肃开会,认真对待”.果如此,也许就不会有那些年的“大折腾”了,至少“大折腾”不会那么多那么频繁.遗憾的是“每个决议”也并非都是神圣的“法”,虽然“通过”了却不执行的也司空见惯.1956年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决议――“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伟大领袖是举手同意了的,可是翻年他就不认了,在他1957年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宣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主题是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伟大领袖也在会上算是作了一点“自我批评”,可是只过了几个月,他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全会上大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就是对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否定.

窃以为,在那个时代,最关键的大约还不是分辨“会议好”或是“法律好”,而是有没有真正到位的问题.如果到位,许多失误和错误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