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合度”下的忿烈与夸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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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年代中后期的《现论》中大量的翻译批评文本,关涉其时翻译的质量、标准、译者学养及译界的学术语境等的探讨,在“不尚攻讦”的批评态度下却有着忿烈、夸饰的批评气质,并体现出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在学理上的贡献与缺失,显示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翻译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气质风度.

关 键 词 ：《现论》 翻译批评 “ 五四” 文学批评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迫切地取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主动地开眼看世界,以求在中西的碰撞与对话中寻求自身新变与出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趋向下,近现代西书翻译日益频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翻译活动的规模和声势超过了近代任何时期,哲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也呈现出广译西籍的开放态势.译事商榷、批评及译学理论的建构也逐渐展开并走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有着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们以其在翻译批评上的学理和语言优势,更为主动、广泛地参与进来.其中,曾留学欧美的“现论派”成员们也以《现论》为阵地,对于20年代的翻译活动作了多维度的批评,并由此体现出20年代中后期翻译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的诸多特征和风貌.

创刊于1924年12月的《现论》,由其时一部分有着留学欧美背景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是一份以政论时评为主、“包含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技各种文字”的综合性同人刊物.虽然其《本刊启事》宣布了“本于学理和事实”、“不尚攻讦”的“本刊态度”,胡适、徐志摩等学者型批评家也表现出了平和的批评智慧和一种“深刻而温文尔雅”的英美派绅士风度,但在激进的时代风潮和略显偏执的心理氛围下,《现论》上大量的批评文章却又背离了该派自由主义文学观之下兼容并包的批评原则和从容恢廓的批评姿态,更多的是普遍忿烈而夸饰的批评文字.就其中的翻译批评而言,《现论》四年间的９卷209期中,共有四十余篇译事商榷文章.针对“五四”译界的谬妄和荒芜,这些批评文本以指摘即批评攻击居多,而匮乏正面的理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流于一种“筒单的趣味或尖酸刻薄的消遣.”

针对“五四”以来规模浩大而又混乱、热闹而又芜杂的翻译风潮,译品批评家们较多地注意到了此期译品在“量”的优势下,却是“质”的良莠不齐.并以“冷笑家”的姿态发表了忿烈的批评：“近来国内翻译的东西真是糟到不成样子了”,“近来翻译界闹出来的笑话,已经可以搜成专集,出一部三寸厚的《滑稽笑林》了”等等.在直接针对译品的17篇“书评”中,仅有朱经农评沈性仁女士翻译的《人类的故事》一篇,为褒扬性的文字,称其“原书和译文,可称双美”.此外各篇都或委婉或激烈地指摘了译界劣译的泛滥.对于译界标准的驳杂和混乱而导致的种种“死译”、“胡译”,批评家们也无奈而又鄙夷地指出：“要找一个正确的标准,真是难乎其难了.”“现在我国的翻译能做到‘信’的,还不要谈‘达’、‘雅’,已经是凤毛麟角.”以至于外国人的作品似乎翻成中文便成不幸.

如果说批评家们对翻译标准的检察还较为客观的话,那么对于译者学养不足而劣译甚多的状况,评者则更多地带着主观情绪、直白而尖刻地指摘：“现代中国等译着上句不知下句说什么的人多得很呢!”或是“许多从事翻译的人,志在名利等译出来不通,他尽管大胆去译”,结果“十有不堪属目”.同时,对于劣译泛滥的另一个能动性因素――出版界的责任,批评家们更是在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他们指出,无论是著述界还是出版界都奉了“经济”的信条,前者成为“文丐”,以文章来卖钱糊口；后者成为“著述界的蠹虫”,把出版当作投机事业,淋漓尽致地展示着“中国书贾的凶恶”.如：商务印书馆等都信奉“发财主义”,“害得中国的译书界,须多请‘刻薄鬼’打针”.

上述批评文章虽以指摘和检察居多,但也有不少评者发表了改良译界的诸多建议.如有论者提倡设立译学社,“以大规模之组织,专事译书.”又有论者提出了一整套从译书、印书、到发行的措施.此外,有论者从批评界自身着手,希冀《现论》能以建设的批评精神,“多做批评、介绍中西文艺的功夫”.更为可贵的是,部分评者以更高远的学术眼光,将其时的翻译活动放置于整个学术语境中,来探讨译界因为学术饥荒和学术精神缺失而呈现出的荒芜和乖谬.他们指出其时学界的趋势是“重编译轻研究”,就连批评界“最高的论调也不是说新出的书缺乏充分的研究作根据,只是恨这些书的文字未尽雅洁.”难怪乎著述家们做了“贩卖艺术品的商人”和“大书贾们的佣工”.

不过,就整体上而言,《现论》翻译批评中学理深厚的正面建设文章并不多,即便是本于学理事实的改良译界之见,也主要涉及翻译的“外部研究”,却少有翻译的“内部研究”,诸如对翻译方法、语言、句法等进行深刻探讨的译学见解,因此理论建树不大.更多的还是普遍缺乏“充分的同情”和“一种悲天悯人的感觉”、的指摘.尤其是其中一些论争式的批评文章,更是热衷于闹意气,借批评任意谩骂,如：一些评论文章讥笑译者的译文是“苦稻草”、“碎蜡烛”,或用“配译莎翁作品的人还没有出世呢!”等诸如此类的文字来讽刺作者,都实在多有过当之处.所以,尽管现论派一贯重视文学的理性精神和文学纪律,倡导“不尚攻讦”的批评态度,但即使在其编辑的《现论》上也未被很好的采纳和推广.译界批评乃至其时的中国文坛上,缺乏一种公平、客观的风气和学者应有的研究的态度.

究其原因,其时批评界的激进文风与“五四”文学运动的“革命”性质有着深刻联系.在摧枯拉朽的新旧思想大激战中和“狂飙突进”的时代风潮下,“五四”新文学家们普遍有着学者的“战斗情结”和猛士精神；加上在“五四”这样一个情大于理的革命时代,情感因素在整个话语系统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因此,注重感应时代气息的“五四”批评界也就普遍地呈现出激进式的夸饰文风.而就批评的具体语境而言,“五四”文坛强烈的派性意识和门户之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批评界夸饰、感伤的文风.在“五四”时期广阔、丰富的文化视野,派别之间因思想学说和价值观念的不同甚至矛盾,以各自刊物为阵地发表文章时也就难免产生偏见和排斥,在论争中往往流露出派性意识.“五四”文坛也就不乏“排斥异己”之举和意气用事的论战乃至“对骂”.而“论战”这一形式本就不易做到平心静气,加上现代刊物往往有着有着追求轰动效应的煽情之举,因此,论战中自信而又带有偏见的“五四”批评家们易在文章中运用夸张语调和过激之词,通篇充满忿烈情绪.此外,就批评身份与气质而言,“五四”批评家们普遍有着强烈的指导者意识和年轻气盛的风姿,因而在布道与说教的同时也极易宣泄主观情绪,加上众多社团如：创造社、新月社、学衡派的成员多有着留学日本或欧美的学习背景,取得了语学上的优势和学理上的发言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他们“狷”与“傲”的个人质素和强烈的心理优越感,所谓““西学未闻中学废,能通胡语即天骄”（施蛰存语）,再加上文人的“揭短”心理作祟,就更易在批评中流露出忿烈而充满讽刺意味的意绪.

扩展到整个批评界,“五四”时期众多的批评家们多是以某文学社团、流派的成员的身份介入批评领域的,而由于门户之见,不同派别的批评家们多有相轻、相骂之举,其批评思路常由批评作品进而批评作者、攻击作者人格与发表作品的动机.这种“得理不饶人”的激进式批评广泛地存在于诸多社团中.如创造社的成仿吾就曾针对文研会的品牌刊物《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12期上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中将“无神论”（Athei）误译为“雅典主义”加以了猛烈批评.由“雅典主义”这一误译而引发了成仿吾从“悲哀”到“羡慕”、从“钦仰”到“惊异”、再到“高笑”的一系列夸饰的情绪反应和对于“翻译界的丑态”的愤慨的批评,并牵涉到对文研会《小说月报》和沈雁冰的嘲讽,以及对胡适译书见解的批评,的确是“任兴头”而作成的感情浓重的批评文章,因而被鲁迅批评为：“倘被发见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做一篇长长的议论.”如果说这种批评气质是创造社作家兼批评家们趋赴浪漫主义的流派特征的明证的话,那么,即便是推崇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研究型批评态度的学衡派成员们也难免有尖刻和情绪化的批评举动,未能践行其“以中正之态度,为平情之议论”的宗旨.如：梅光迪对《新青年》的批评：“故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党徒,无所不用其极等”显然有着忿忿不平的情感色彩.

实际上,在整个“五四”激进而偏执的文化心理和浪漫的文化氛围之下,诸多批评家们都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论争、论战中情感的发泄和情绪化的批判上,而相对忽视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许多精彩的见解和富于学理性的观点往往被忿烈而夸饰的批评语言所遮蔽,自身的批评文章也停滞在缺少善意和研究态度的指摘,缺乏一种“超越的”而兼“建设的”批评精神,他们对于自身的批评语言和批评形式尚未有规范化的操作.尽管文学批评意识正逐渐建立起来,许多文学杂志和报刊都设立了“批评”、“书评”栏目,人们对作为一种文体的文学批评开始有了初步的自觉意识,但文学批评形态和批评语言等方面都尚未成熟,甚至还缺乏足够的常识性准备和概念的现代性厘定,“五四”文学批评尚处于走向现代的探索和建构中,“现论派”等“五四”批评家们尚需逐步建立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