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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子?星期天突然想到.
星期天早晨,有我最喜欢的NPR（全美公共电台）主持人丽安·汉森的节目.吃完早饭,举哑铃的时候,丽安就笑盈盈地请来顶呱呱的谜语大王威尔·肖茨,让我猜15分钟字谜.
威尔是当得上一个“顶”字的.据维基百科介绍,他拥有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谜语学”学位,前无古人,但愿别后无来者!威尔的故事,得从1974年他进印第安纳大学（简称印大）讲起.在纪录片《字戏》里,威尔回忆了那段峥嵘岁月.印大有一条了不起的规定,本科生可以自行设计学位课程,专业方向不限,只消满足基础课及学分要求.威尔从小爱猜谜,就试着提交一份谜语学学位课程计划.教授们大吃一惊,将他叫到办公室问话.他把“学术意义”振振有词地说了一通,居然被批准了!于是,威尔按照自己的规划,念完谜语学课程,写出西方谜语史的论文,戴上了学士帽.他是事业心极强的人,因为,接着他考取了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3年后获法律博士学位,也未受律师楼的诱惑而改变志向.他没去考律师,却进了一家杂志社编写字谜,开始了艰巨而辉煌的谜语编辑与创作生涯.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不知是家境贫寒还是因病辍学,黛文没能上大学.后来结婚成家,攒了点钱,她才下决心,去哈佛的社区成人教育夜校报了名.那是16年前的事.
黛文选了英文专业,这是她的兴趣爱好.有一门书籍史,是侯敦图书馆主任司托达先生的课.开始她有些犹豫,怕内容深,考不过.可是司先生把古书行当讲得神了,她一头钻进侯敦图书馆,在司先生的指导下,学会了修复古书.慢慢地,她摸清了古书市场的门道.一不做二不休,她借了8 000美元做启动资本,拉上丈夫一块儿四处觅古书.终于,在哈佛附近开了一家夫妻小店,专营18世纪以前的古书.现在,这家松木地板、飘逸着羊皮纸同糨糊清香的书屋,已经誉满全球：出版古书目录三十余种,客户包括欧美各大图书馆和收藏家.不过,黛文最自豪的,是买到一册破旧的英国史,扉页带一个印记“Bibiothecae Harv；Lib；170920；1；8”.原来是哈佛图书馆1764年大火的劫余,当时被人借出而存世的孤本：黛文替哈佛找回来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入藏侯敦.
侯敦图书馆从前我常去,听老馆长邦德先生讲中世纪抄本与早期印刷版本.那是邦先生1986年退休前最后一次开课,我的导师班生先生嘱咐,邦先生的古书学问尤其鉴定抄本残卷和手稿笔迹的本领没人赶得上,一定不可错过.其时司先生是老馆长的助手,尚在中年,留一部黑白相间的美髯.每节课所用古书,由他放在一个带轮子的小书架上推来书房,然后就恭恭敬敬地立于邦先生身后,从不插话.邦先生讲到哪一本,他便从书架上取下,让我们轮流过目.
邦先生是哈佛的语言史博士,研究文艺复兴与18.关于邦先生有个出名的故事：200多年前,英国有个学者斯玛特（1722~1771）,才高八斗,译过大卫王的《诗篇》.后来他不幸患了宗教癫狂,老在大街上跪着祈祷,结果被送进疯人院,同一只猫儿做伴,关了7年出院,却又因欠债收监,死在牢里.留下一沓凌乱的手稿片断,至1939年,方才整理发表,题为“欢愉在羔羊”,学界轰动一时.可是好些段落十分费解,仿佛,无人能解读.邦先生二战期间投笔从戎,曾破译日军.复员后到侯敦工作,见了《羔羊》的手稿,便有心破译.一天,他半夜醒来,忽然灵感降临：会不会是原稿曾经折叠,破损了,导致片断的顺序错乱?他在脑海里“逆向工程”复原等果然,将片断重新“叠”过,原先似的文句就一一对上,意思就通了!而且,字字合着节拍,那么热烈,竟是一首祈祷般的献在上帝面前的长诗.
我想,黛文在司先生课上听的“浪漫传奇”,肯定有老馆长寻访古书、破译残卷的故事.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读者有心或许会问：那些都是美国的故事,中国呢?偌大的国家,可有一所理想的大学,书上描绘的西南联大不算?
有的.星期天早晨,威尔和丽安搭档,拿字谜把影星汤姆·汉克斯绕得团团转的当儿,我的思绪从印大和哈佛夜校,飞向我的母校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大本部）.
如果放在时行的大学排行榜上打分,30年前的昆明师院,绝对只有垫底的份,离媒体宣传的“一流大学”指标差十万八千里.然而,她有三样排行榜容纳不了的宝贵价值：自由、宽容、关爱学生.
因为自由,我们班21个老知青,“政治面貌”清一色的群众,一入学就“造反”.闹到省政府,闹到教育部,直至发文推翻高考录取截留中学英语教师的“土政策”,把我们从两年制“专修班”恢复为四年本科.因为宽容,我们可以要求（没错,是要求,不是请求）学校掉换政治教员,聘任一位没有大学学历但精通国际共运和党史的“社会青年”刘老师,给我们讲授党史.英语口语,则聘请了缅共老战士、归国华侨郑老师,也是无大学学历的“草莽俊杰”.因为班主任木文典老师与系主任刘钦先生的关心和爱护,我得以豁免专业课,“吃小灶”参加刘先生和外教给青年教师开的英美文学精读.
回想起来,那时的昆明师院确是理想的学习环境.教师是“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没有评估,没有“工程”,自然也无人抄袭,无人交版面费,炮制“核心期刊”论文,无人骗取基金塞腰包里当学生的老板.全都一心扑在教学上,认真备课上课,随时可以请教.刘先生本人是香港大学的高材生,尤善作品分析,每一个词、每一句话,皆广征博引、举例阐释,是新批评派的路子.校园不大,守着几处西南联大的遗迹,烈士墓、纪念碑,让我们一边景仰先贤,一边散步读书.学生不多,互相认识,经常合作,例如与中文系同学一起办报.图书馆藏书不丰,但有联大留下的部分旧藏.除了伙食欠佳,猪肉鸡蛋仍定量供应,不及现在；其他哪一方面,如今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即便租到个诺贝尔奖,能够相比?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20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是在1983年.他出差来北京,我陪他去会李赋宁先生.商洽什么公事忘了,只记得他们谈得投缘的笑容,以及走在未名湖畔,他那高高的颧骨上冬日的一抹余晖.刘先生去世得早,没见着上个世纪90年代大学的蜕变.不然,当歪风压倒理想之日,“主的穷人”“可怜的杰弗利”被一只只硕鼠咬住脖子,真不知他会多么痛心. （本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