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书信中的“死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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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30日深夜十一时左右,突然有一伙造反派闯进傅雷家,翻箱倒柜,搜查所谓的反革命罪证.9月3日凌晨,不堪凌辱的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双双服药自尽.自尽前夜,傅雷以夫妇双方的名义,给时任上海市统计局长的内弟朱人秀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写得异乎寻常的平静与从容,看不出他们对人世还有什么留恋.遗书除交代几件未了之事,请求帮助办理之外,也还简略说了一下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所谓的反党罪证面前,他“百口莫辩”,感到“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另一个原因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从这份遗书可以看到,逼死傅雷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让他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二是他和他所钟爱的文化一起被视为“旧社会的渣滓”,备受摧残之后,他感到人生无望.

在很多人看来,是“”的到来逼死了傅雷.事情真的是这样简单吗?事情真的是这么突然吗?其实不然.傅雷写给亲朋好友与两个孩子的几百封书信,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信,就能清楚地发现,从1949年以后一颗死的种子就已在他心里埋下,只是到了“”爆发,浩劫来临,一种彻底的幻灭感向他袭来,让他实在无法再认真做人了,这才促成他死的决心.可以说,“”只是压死傅雷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并不是原因的全部.

傅雷是一位学者型著作家、翻译家,学问纯粹,清介儒雅,酷爱谈文论艺,以传播中西文化为己任,习惯于书斋生活.突然间,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发生了,面对新的现实,他感到很不自在,难以适应,精神十分痛苦.他在1950年6月27日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方今诸子百家皆遭罢黜,笔墨生涯更易致祸,懔懔危悚,不知何以自处.”他“未能与世浮沉”,只不过是“苟全生命”而已.这封信,是傅雷对于“不适应”的最早表述.这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他又可以满腔热情地搞自己的翻译工作了,在政协与作协的组织下,他也可以跟随大家四处走走看看,这激起他对国家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热爱与关心,或口头或书面提出些诚挚的建议.他感到忙,感到肩上的责任,一段时间他真是心无旁骛,一心想着党和国家的事情.

可是,1957年的那个夏天,情况突变.1957年12月23日由朱梅馥给傅聪写信,告知傅雷在反右中的遭遇：作协先后开了十次批判会,三次检查都不得过关,许多与事实不符的诬陷与造谣,给了他太大太深的刺激,令他十分难受,导致他神经也紧张,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体重掉了七磅.此后,一顶帽子套到头上,他建言的权利被取消,因为心情很糟,翻译也不再顺利.开始几年,作为他新译的丹纳《艺术哲学》与以往的译著尚能得到出版与重印,渐渐地这条路就有些坎坷了.从他1965年10月26日致副部长石西民的信中得知,他1958年交稿的《皮罗多》,1961年校完最后一校后一直未见付印.他花了四年时间译出的《幻灭》三部曲,约五十万字,1964年8月交稿,一年多了还没有消息反馈.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书籍无法正常出版,是一种双重的危机.一是经济上的危机,傅雷的情况与巴金相同,自由职业者,不在体制内,靠自己的笔耕挣饭吃,拿不到稿费与版税,一家人的生计就成了问题；二是事业上的危机,对傅雷来说,靠着积蓄,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生命白白流逝,让他更难忍受.他曾经在给傅聪的信中写到,工作是他生理心理的需要,不工作一颗心就无处安放,就感到是不务正业,就对不起自己.况且,他这时正值人生盛年,总还要找些事做.

为了找些事做,他一退再退寻找事业的空间,打算先译一部巴尔扎克传记,然后再翻译一些巴尔扎克研究资料,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基础工作.1964年10月9日,他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效洵先生,10月19日收到郑的回信,回信中写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但傅雷11月13日给郑效洵的复信,让我们对事情可以略见端倪.对于差不多拖了一个月才复信,傅的解释是“以问题复杂,迟迟未能裁答”.复信没有再提翻译巴尔扎克传记的事,显然是未获同意.关于翻译巴尔扎克研究资料,显然也是未获同意.不同意的理由,诚如傅雷复信中所引申出的一段话：“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更不必说掌握等”但傅雷总还不想就此放弃,在信中他仍然坚持对出版社进行游说,他写道：“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新考虑,或竟向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作些填补空白的工作.”此后,未见巴尔扎克研究资料出版,可知傅雷的这一想法也落空了.想做的事情不能做,既断了他的生路,也让他活得不再有意义.

傅雷是一位刚烈正直的文人,做人也做得太认真,当客观环境让他无法坚守生命质量的时候,苦闷忧虑难免日渐郁积,造成他身心损害.在他写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时不时地就写到他的健康状况.

在傅雷的书信中,最长的一封,是写给寓居新加坡的挚友刘抗的信,时间是1961年7月31日.在这封万言书中,他似乎找到了发泄对象,滔滔不绝地向老友大谈中西绘画艺术,说出不少独到的艺术见解,让人看出他对文坛艺苑确有很多有用的话可说,但又无处去说,只有对远在天边的朋友一吐为快.信的结尾处,他在告诉朋友二十五年所经历的家庭变化时,似乎不经意地写到1957年以后的状况：“自此以还,即未离沪.四年来身体奇坏,精力大衰,几于足不出户,工作时间不得不减少一半.五六年前每日可工作十至十一小时,今则逐渐减至五小时左右等”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寄往国外的信,按惯例会受到检查,所以他只能以“四年来”含蓄地告诉对方,身体变坏与工作时间减少,都是从1957年开始,是那场反右运动所导致的结果.

在此期间,关于死的话题,也开始出现在傅的信中.1959年1月3日在给干女儿刘恩德的信中,虽未提到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却突然来了句很不吉利的话：“我的心情还是那么积极,可也随时准备撒手而去,永远休息.”当时来看,这也许是一句气话,但结合傅雷最后的结局,显然不能以气话观之.

接着,就病象丛生了.1962年6月12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郑郊洵的信,傅雷说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除关节炎复发坐立为艰,苦不堪言外,尚经常头晕.”1963年11月17日给刘恩德的信说得更为具体：“体力日衰,关节炎常发,再加敏感性鼻炎（已二年）,头痛（已五年）,不时阻挠；脑子也越来越不灵活,工作进度就跟着拉慢,心里想做的事,想读的书,想补的课,不知有多少,而老是受到精力限制,这便是我最大的苦闷.”在这期间,傅雷给很多朋友的信,都谈到自己的身体,流露出他对人生已不存多大希望或幻想,有一种结一结总账,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意味.其时的傅雷也刚刚五十出头,用今天的标准看,还属于中年时段,如果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哪怕才智稍稍得以施展,他的身体怕都不会坏到这种程度.

到了1965年10月26日给石西民写信的时候,傅雷的情况已更加恶劣.除多种疾病折磨以外,最令他忧患的是眼睛也出了问题.双目昏花,视物模糊,眼前如有薄雾飘过,写信都只能口诉,由夫人笔录,眼科医生认为这是眼神经使用过度,急剧衰退,倘不长期休息,日后恐有失明的危险.接着就是吃饭问题,他信中写道：“雷不比在大学任教之人,长期病假,即有折扣,仍有薪给可支.万一日后残废,也不能如教授一般,可获退休侍遇.故虽停止工作,终日为前途渺茫,忧心忡忡,焦灼不堪,甚难安心静养.等如何渡过难关,想吾公及各方领导必有妥善办法赐予协助.”

以傅雷的性格,给上级写出这样哀哀求告的信件,一定是实在无路可走了.当然也借着石西民在上海时和不在上海时对他的“历年关怀,爱护备至”,他才愿意开这个口,也不知石西民如何回复与如何为他纾解燃眉之急.之后,不到一年时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被砸烂,石西民自身难保,傅雷的日子又怎么过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