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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共冲突和公共危机事件是目前政府管理的难题之一,本文从分析广东茂名反PX事件入手,谣言的发信源、公众的集体非理性状态、自媒体平台的发展和政府公信力等角度出发,讨论了“自媒体”爆炸式发展的当下谣言产生的主要原因.利用结构转换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深入描述了冲突升级中,伴随谣言的传播过程,公共冲突由“心理结构”到“团体结构”再到“社群结构”的转换过程.
关 键 词 网络谣言 自媒体 公共危机管理
基金项目：2013年度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自媒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传播中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罗伯特希斯的4R阶段理论,项目编号：201310638023.
作者简介：徐舟,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危机管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1-177-02
近年来,件仿佛成为政府和民众挥之不去的伤痛.虽然诸如“秦火火”等不法分子已被追究责任,但由于监管的难度高,且尚没有有效的监管方法,通过自媒体传播的谣言仍然无日无休地肆意传播.2014年3月,广东茂名爆发了反PX游行事件,随后网络上出现了“警民冲突,致15死300伤”的谣言,对社会管理秩序和政府公信度造成严重不良影响,也让政府在处理公共冲突时一直处于被动.而这则消息不仅反映了网络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传播优势,也从侧面凸显出了自媒体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使之更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变成谣言滋生的温床.
通过网路,谣言等未经证实的话语,凭借自身匿名性、群体性、交互性、破坏性的特点,与公共冲突频繁互动,根源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和信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反映了网络谣言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今天,传统的主流媒体逐渐暗淡了他们的光鲜,而自媒体这种基于网络的独立信息对公众传输、共享的模式,以“低门槛,自主性强,传播速度快,应用范围广,难以管理”的特征,给传统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模式的改革提出了艰巨的要求.
一、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一)发信源头不可控性
随着计算机在我国的普及,网络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门槛低,易于操作等特点,让其成为社会热点事件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舆论传导的主体.自媒体技术的“膨胀式”发展,使传统的媒体淡出人们的视线.“技术爆炸”带来的革命改变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个“低头族”,在无线网络技术中站稳脚跟,就如同鱼儿离不开水.看似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虚拟世界中成为成千上万个信息传递“节点”,与其他自媒体用户形成“网状拓扑”,杂乱无章而又影响力巨大.传播以光速瞬间进入公众的视野,不可避免的使得谣言这种无本之木发芽生根,扰乱了人们的对真相的追寻,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社会冲突,无疑对政府的新闻管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公众的“集体非理性”
“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在博弈中,个体往往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这一角度看是理性的做法,但当许多个个体聚集在一起,这种个体的理性往往会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在茂名反PX事件中,茂名市政府主要领导也曾赴江西九江考察,带回来的经验之一是：“签订承诺书”,要求当地石化系统、教育系统等都被要求签署承诺书,支持PX项目.这仿佛在传递一个错误的概念：“老百姓是被强迫接受的,项目本身对公众有不良影响”,这激化了公众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性“排斥效应”,信息通过微信等自媒体渠道在朋友间大规模传播,其中夹杂着不少谣言和过激的言论,不法分子蒙混其中,发动群众游行,民众在没有充分了解PX项目的情况下,就“举旗”项目正常实施,导致项目最终流产.由此可见,有效利用互联网和现代媒体进行交流和表达民意的道路仍漫漫而修远,因为一旦这个“舆论场”被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消极人士所占领,谣言便得以滋生,进而破坏社会和谐.
(三)“自媒体”平台自身的发展
现代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了解世界的视野,在过去“埋头只读圣贤书”的日子,人们只有通过书报才能解除自己对某一新事物的疑惑,而随着网络的出现,人们只需“百度一下”,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获取相关事物的信息.在广东茂名事件中,有网友故意修改了“PX毒性”的词条,将“低毒”改为“剧毒”, 随后,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为主的学院派,又改回成“低毒”.据媒体报道,随后5天里,词条被反复修改达28次.但网络和自媒体消息传播的速度远远出乎人们的想象,“打假”也有滞后性,待到专家出来辟谣,谣言早就已经传遍大江南北.这体现出“自媒体”平台无与伦比的传播效应,但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强大的新技术也给政府加强网络监管,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将谣言消灭于萌芽以及在谣言传播后如果进行辟谣,成为今后应对件的重要议程之一.
(四)政府公众形象的破损
在现实中,当政府被数以万计的网民围观,连做百件好事,它的效果都不及做了一件错事情所带来的诽谤和质疑,由于个别官员事件被网络,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据茂名市副市长梁罗跃之后的介绍,对PX项目,目前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在考虑项目上马时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市民意见再进行决策,在社会没有达成充分共识前决不会启动.梁副市长的这番表态,为何没有人相信呢?答案显而易见,市长讲话没人信,说明政府失去公信力.人民政府不能总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发声,融入民众、真正为民众发声,才是倡导“服务型政府”的有效措施.
二、网络谣言在冲突升级中的推动作用
在探究谣言在冲突升级中的推动作用时,本文将利用“结构转换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进行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结构转换模型深入描述了冲突升级过程中发生的转换,以及如何使冲突进一步升级的过程. 图一 结构转换模型（Structural Change Model）
(一)心理转换阶段
在2011年,网络曾曝出谣言称,新疆艾滋病患者将血液滴入食物中以让他人中毒,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民众恐慌.加之新疆暴力恐怖事件频发,使得网上各大论坛关于新疆人偷盗、抢劫、暴力诈骗、成群结党暴力行凶的谣言层出不穷,尤其是受到“受害者”的蛊惑,网民很容易把新疆人“一棒子打死”地认为是危害社会的毒瘤,严重影响到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这是心理转型阶段中冲突升级的结构变化的一种反映.心理转换有三种体现：第一,情绪转换,敌对态度和目标转换,责备与愤怒在报复性冲突升级螺旋中表现显着,而恐慌则在防御性冲突升级螺旋中得到体现.而事实上,在现实中,几乎所有的公共冲突事件都是伴随着既有抱负和又有防御的方式存在并升级的,且随着冲突双方的实力强弱改变而改变；第二,敌对态度,主要指冲 突双方具有双重评判标准,总认为自己所在的一方是正义的,而对方是邪恶的.诸如：“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就把群众和官员对立起来；第三,目标转换,指的 是冲突双方竞争目标发生改变,冲突双方竞争目标从“做好（Doing Well）”到“获胜（Winning）”“伤害对方（Hurting）”的转换过程.诸如：“人肉搜索”“殴打官员”“无果报复”等.心理转换在冲突升级的结构转换过程中是最低层面的,一般来讲,只要有冲突发生,就会产生心理结构的转换.
(二)团体转换阶段
前文提到的诸如“茂名反PX游行”事件,实则反映出的是冲突升级中结构转换阶段中的团体转换,主要体现在两极分化、规范失控、凝聚力量、激进领导.“两极分化”指的是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对立加剧导致危机升级.“规范失控”是指冲突群体之间的的不合作、不沟通态度.“凝聚力量”指团体内部的认同让成员更加肆无忌惮.“激进领导”针对谣言的主要传播者,在冲突过程中,会采取强化和扩大极端化的策略,推动冲突发展.团体转换阶段是公共冲突升级的恶化阶段,这一阶段也是公共危机管理最重要的阶段,政府处理是否得当,决定着公共冲突的走向.
(三)社群转换阶段
当心理转换和团体转换再一次由于谣言的到强化的时候,公共冲突就会上升到社群转换阶段.当个人或团体介入严重的冲突中时,周边的社群也很难保持中立.他们会支持或加入其中一方.此类现象被称为社群的两极分化（Community Polarization）.社群的两极分化是冲突循环的一部分,它既是之前冲突的结果,又是后续冲突原因,冲突的升级导致社群转换,社群转换又反过来推动冲突的升级,循环往复.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战争和革命.前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拿着一小瓶含有炭疽菌的瓶子,试图说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指控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需要军事力量推翻,而战争后却没有找到所谓的“大杀器”.这也是伊拉克战争被称为“一场由谣言引发的战争”的原因.综上所述,在谣言的作用下,公共冲突的升级经历“心理转换”“团体转换”和“社群转换”几个过程,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随着冲突的升级,谣言在其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三、结语
在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公共冲突的升级在谣言影响下的发展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同的冲突阶段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结构转换,由自媒体传播的谣言产生叠加效应,加剧了冲突的升级.根据罗伯特希斯提出的危机“4R阶段理论”,结构转换模型中“心理转换”阶段可以看做危机的“缩减力（Reduction）阶段”,这是抢占舆论先机的最重要阶段；“团体转换”阶段可以看做危机的“预备力（Readiness）”和“反应力（Response）”阶段,这一时段是政府准备应对危机、设置议程、防止大规模冲突的准备阶段；“社群转换”阶段,可以看做危机的“恢复力（Recovery）”阶段,这阶段的主要工作在于对危机产生的影响和后果进行分析,然后制定出针对性地恢复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