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名学的少数地区地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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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至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民国建立以前,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时期；以及民国建立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而发展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时期.当代地名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结合的发展模式,并且将之运用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上由于文化差别、资料记载缺乏、跨学科研究等原因,导致研究成果甚少,还有待深入挖掘.

关 键 词 ：地名学；少数民族地名

地名的记载与研究在我国早有所查.最早关于地名的确切记载,可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其保留下来的今天可理解的地名达几百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最早出现了“地名”一词.此后,有关地名记载及其命名原则、沿革变迁等记载和研究日益增多,沿革地理成为历史资料中常见的内容.由此可见,地名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随着我国文字的出现以及国家制度的完善,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越发迅速,地名研究俨然成为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

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研究时期、民国建立以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发展这两个时期.

我国古代对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名的记载、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地名沿革的研究以及地名渊源解释等等.早期的重要著作有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等,其贡献主要是对地名的记载,书中记载的许多地理名称沿用至今.到汉朝时,《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已多达四千五百多个,并对四十多个地名作了地名渊源和沿革解释,由此我国对地名的记载和研究有了较为系统的方法.《汉书地理志》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始.

东汉《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其解释地名渊源的方法、内容有所创新.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对地名的收录和解释有所拓展.汉代之后,在地理学者中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日渐增多起来,其代表是《华阳国志》.晋代,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地名辞典,这就是京相的《春秋土地名》.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地名多达两万左右,解释地名达两千四百处,该书是当时地名渊源及地名沿革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标志着以解释地名渊源为主的地名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表现在：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记述别名）,地名渊源的记述和进一步总结,地名读音和书写规范化问题的探索.

唐代以后,我国的地名学研究主要以总结为主,出现了很多全国性总志.有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其地名记载数量和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仍然停留在唐代水准之上.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地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名渊源与沿革的研究方面,所记载地名及其渊源解释虽多,但无论在地名研究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并没有太大新建树,只是依附于历史学门类,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民国时期,西方地名学理论与方法传入,我国沿革地名学受到影响.我国地名学者在这一时期总结之前地名学成果,并探索地名学规范化以及介绍和引进外国地名学理论和思想.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等都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研究地名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之后,我国地名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首先是与语言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诸如蓝勇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周尚意、孔翔的《文化地理学》等可见地名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广泛运用.其次,在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研究的同时,地名学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分类也更加细致：基础地名学、社会地名学、应用地名学、区域地名学、交叉地名学的分类出现,都是现代地名学研究的范畴.第三,大量区域地名志的出版.以区域为单位研究的著作数量极大,据学术网站收录,已达一万四千多部,其数量之大为地名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诸如边界理论,为地名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名研究方面,地名学与民族学、语言学结合较为紧密.

在地名调查过程中,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实地了解当地地名的存在、渊源及变迁,以研究实体地名之实,着重探讨文化内在之结构,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新的视野.同时,民族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探索,也为地名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环境.宋长栋著《地名学与民族学研究》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为民族研究服务,并在文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民族地名的方法、原则和步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如何收集和研究地名提供了清晰的方法和思路.

研究民族地区的地名,结合语言学相关知识对地名进行分类,总结和归纳地名命名原则,追溯地名渊源,是研究当地地名基本方法之一.其中,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黄宏姣《湖南湘西土家语地名的文化内涵》、李军《论地名与语言》、石林《侗语地名的得名-结构和汉译》等文章均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地名.

除了与民族学、语言学相结合外,地名学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王文,中国地名,2002）,《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名》（韩明武,人才资源开发,2012）,《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地名》（沈坚,史林,2006）等文章从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地名问题.

虽然我国地名学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有不少成果,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地名研究来说,与上万部地名志比起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相继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中,但研究还有待深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其研究现状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地名学者多研究的地名多与研究地区远近程度有关,其研究内容与研究区域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其二,汉语地名资料较为充足、其发展变迁多有据可查,便于研究分析.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与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结合较为紧密,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最后,少数民族地区少有汉族地区地名沿革研究,地名大多口口相传,增加了地名历史变迁研究的难度.

综上所述,我国地名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角度也不断更新,在研究理论上出现了边界理论等新的研究视野.但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的地名学研究大多还以语言学、历史学以及统计学方法为主,缺乏或少用其他系统、新颖的诸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方法的运用和研究,造成了地名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狭窄,研究内容的不全面的局面.这与我国地名研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汉族地区是分不开的.与堆积如山的汉语地区地名研究成果比较起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地名研究还缺乏详实的资料,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普及性文章上面,很少有以地名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状况的,更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的文化探讨,因此,在已有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广泛采取地名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名研究上挖掘更多地研究成果势在必行.（作者单位：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重庆云阳凤鸣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