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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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七千人大会”　学术座谈会　综述

[中图分类号]D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2-0067-04

2012年2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联合主办、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承办的“纪念‘七千人大会’召开5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由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秘书长张星星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纪念“七千人大会”

坚持和发展集中制》的致辞.座谈会上,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和张启华分别就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评价党的历史等问题讲了话.党校教授赵云献、罗平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田居俭、副研究员张金才就“七千人大会”的历史背景、中心和主题以及历史贡献等问题发了言.现将会议论文提出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扩大的工作会议.因为参加会议的有从到县委、从企业到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故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关于“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历史背景,朱佳木在致辞中说：这次会议是在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等原因出现严重困难而进入调整阶段但困难仍然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

沙健孙进一步说明,1956年4月初,即提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个思想,为中国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既然是探索,就不可能不犯错,必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就是要总结前几年工作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田居俭说,1945年4月,在七大阐述党的建设时提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区别人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七千人大会”,就是一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带头开展自我批评的会议,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进一步纠正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张金才强调了对成功召开“七千人大会”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召开“七千人大会”,是积极促进者.当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会时,当即表示赞成,并将陶铸的建议及时向作了汇报,有力地促成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当确定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作为党的总书记,负责准备这次大会.为此,他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大会的准备工作,明确了大会要解决的问题,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为“七千人大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起草刘少奇代表向大会的报告,报告的形成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会议报告起草工作先由主持,后来由刘少奇主持,但始终参加此项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关于“七千人大会”的中心和主题

“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认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的主旨原本是反对分散主义,因为的讲话使集中制成为会议的中心.

朱佳木系统地总结了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在会上关于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阐述了实行集中制、特别是充分发扬的重要意义：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生活,没有真正实行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没有,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中,把集中制列为新中国成立12年特别是“大跃进”以来4年的16条基本经验教训之一.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是最彻底的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周恩来在大会上说：“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党内要有正常的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在大会上说：“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朱德在山东组的会上说：“只要领导人肯征求群众意见,讨论,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省、地、县到支部都这样,工作就好做了.”陈云在陕西组会上说：“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发扬,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朱佳木强调,老一代领导人的这些闪光的思想,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们党关于集中制的理论宝库.它们虽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没有得到实现,但却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后摆脱“左”的错误,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田居俭认为,在这次会议上按照严于律己、勇于承担的精神,再次向全党作了郑重的而不是敷衍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自我批评.在会上说：“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田居俭强调,不仅是带头进行自我批评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是最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并纠正“大跃进”某些错误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在纠正错误的同时反思犯错误根源、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高领导人.错误和挫折引发了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