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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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现代学校美术教育比作“西药”的话,那不妨将传统临摹美术教育比作“中药”.“西药”是运用现代手段提纯、合成的化学药物——用药少、见效快,深受普罗大众青睐,然而猛药伤身,其副作用也不可忽视；而“中药”诞生于我们祖先长期“神农尝百草”般的劳动实践——疗程虽久,却贵在安全有效,且毒副作用极小.在如今快节奏、高效率的都市生活中,“西药”以其便捷性成为了大众就医的首选,但在输液都有生命危险的心有余悸下,适当的“中药”调理也不失为一剂良方妙药.

中国画史源远流长,虽名家辈出,然无一例出自系统的现代学校教育.画家学习绘画多从临摹入手,后经名家指点迷津,再通过自己的了悟和不断实践,从而成为某家某派.自谢赫在《古画品录》里对“传移模写”做了总结性论述后,传统临摹画法真可谓是画界芸芸众生通往大师之路的不二法门.

西洋绘画在中国的传播由来已久,但其真正开始影响画坛却是民国初年以来的事.从1912年的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5年的东方画会,到1918年的北大画法研究会、1919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成立西画系,西画势力由南到北方兴未艾.面对西方艺术思潮的猛烈冲击,各传统派势力也积极“应战”,组织成立了各类社团,弘扬国画,培训学员,为保存“国粹”而不懈努力.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作为古法临摹的“模范标兵”,始终走在传统美术教育的最前列.

作为推崇传统临摹美术社团的“四大天王”,宣南画社、北大画法研究会中国画部、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湖社,可谓是风靡一时.其中,尤以中国画学研究会,以及后来从画学研究会分离出来的湖社最为典型.前者由金城主导,陈师曾、周肇祥共同发起；后者则是在金城去世后,由金城之子组建,因金氏旧号藕湖渔隐,其弟子不忘师恩,遂取名为“湖社”.它们以“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为宗旨,招生授徒,举办展览,发扬国粹,为中国画的传承而不懈努力,在当时的美术界有着相当的影响,现在人们多称其为“京派”.

与现行的教育体制相比,民初北京的国画社团在招生条件和教学方式上,都有着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最大的不同便是在招收会员方面.中国画学研究会及湖社画会的招收条件都较为宽松,“研究员（初入画会者）不分男女以能画及有正当职业之人介绍,以作品送会审查,认为可以造就者为合格,五年期满,成绩优良者给证书充升助教.”这在综合培养方面虽有别于当下的招生政策,却完全遵从了学员的兴趣爱好,对于学员专业的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由于当时的国画社团设有“评议”一职（即导师）,负责学员指导工作,所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都具有师徒式的教学特点.在教学方式上,一般采取“导师示范讲解——学生临摹创作——导师评议”的传统模式.比如,中国画学研究会便定于三、六、九等日开会,会场挂以名人字画,供大众研究参考.这种传统的课徒方式,一般为导师边示范边讲解,学员在一边观看为主线,同时学员也须定期交练习作品,供导师评判优劣.口讲、指画,或参观展品的授课形式,相较于现代的教育模式而言,无疑更为自由灵活.当然,越是自由超脱的教学制度,对导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自律程度也要求越高.

民初北京社团在教学内容上的特别之处也是画会教育的一大特色所在.画会中学员学画,多以宗传统的临摹为主,注重技法训练,同时也旁涉画理、画史内容,不同于现行教育的外语、政治理论、解剖学、图案法、西洋画等知识课程的硬性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留给学员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专业深度创作.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有意求之,无心出之”的作画境界,是“古者士大夫作画,原为陶冶性情,读书之余,寄意丹青,无论工细之作,或写意之笔,均由性灵中写出”的超然洒脱.

从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的教学成果来看,类似的国画社团组织,在其存续的数年间,培养出了诸如胡佩衡、陈少梅、吴镜汀、朱之哲、刘子久、秦仲文、于非厂、马晋等等一大批颇具代表性的国画大家,这些画家,都成为了20世纪支撑中国画坛的中坚力量.当时活动在北京的众多名家,如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均与社团结缘.期间,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也一度成为湖社的中坚,并多次为湖社出资捐款.他还把他与于凤至所生的一女三子——张闾瑛、张闾珣、张闾玗、张闾琪,全部送到该社师从名师李五湖先生学习国画,在沉甸甸的100期《湖社月刊》中,随手可翻到张闾瑛及其弟弟们的大量画作介绍,足见当时以传统临摹为主的社团教育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