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的岛被种下什么样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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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为花纪念二二八,在受伤的岛种下希望的树.”一本纪念“二二八事件”50周年而出的诗集封面上,写着这句话.

早在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戡乱总动员”之前,台湾文学书写早已突破禁区,挖掘“威权时代”曾被压抑或遗忘的历史.这其中,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凝聚了最多的目光.

通过描绘二战后台湾岛上最大的件、数十年的政治禁忌,“二二八”文学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细节的台湾史. 冬夜里的烛光

“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当年被国民党政权以简单笼统的“奸匪煽动”盖棺论定.但在当时台湾报刊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光复后,台湾社会矛盾不断叠加,进而引发动荡,早已是山雨欲来.

散文《卖烟记》、小说《农村自卫队》、《冬夜》均发表于1947年的1月、2月之间,正在事件爆发前夜.署名“踏影”的《卖烟记》揭示光复后卖“私烟”现象背后隐含的社会矛盾,包括沿袭日据时期的“专卖局”对台湾利益的损害、外省官员的贪污腐败与严重的失业问题等等——专卖局查缉私烟,恰恰是“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丘平田的《农村自卫队》中,“平田村”农民们秘密组建“农村自卫队”,暗示暴力斗争的可能.而在吕赫若的小说《冬夜》中,声已在寒冷凄清的夜里响起来了.

《冬夜》女主角彩凤与三个男人——木火、郭钦明、狗春的故事,正是光复前后台湾社会的缩影.战时,彩凤新婚的丈夫木火被日本殖民政府强征“志愿兵”到菲律宾,一去不归；战后,遭到“浙江口音”的官僚、花花公子郭钦明的欺骗凌辱,沦为暗娼；彩凤的“熟客”狗春,则是自南洋战场回台的“台籍日本兵”——光复后台湾的失业大军的主力,也是日后“二二八事件”中武力对抗的主力.小说结尾,彩凤与狗春在半夜突然被包围、追捕,其场面、声势,与以后诸多描写“二二八”的小说中军警抓人的情节几可混 同.

《冬夜》发表后不久,“二二八”爆发,吕赫若参加了台中的“革命”,并在其后的逃亡中失踪,其生死之谜,也成为日后作家学者不断挖掘的题材之一.

“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的文化控制日益严密.此后漫长的时间里,台湾本土间或有涉及“二二八”背景的作品,但都相当隐晦不彰,更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直到1970年,作家吴浊流自传《无花果》出版.

曾先后任《新生报》、《民报》记者的吴浊流在书中通过追忆自我的成长历程,“把我所见所闻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写出来”.

很快,《无花果》遭当局查禁,却因此秘密流传于台湾与海外,更被独立论者当做台湾知识分子因“二二八”而“破除对父祖之国虚无缥缈的幻想”的例证——这成为“二二八”文学政治化之滥觞.

1970年代后期开始,台湾各政治势力都感觉到了“二二八”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大量海外“二二八”著作辗转进入台湾,特别是流亡日本、美国的台籍人士作品.例如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和王育德的《台湾——苦闷的历史》. 悲伤合流

本土力量以“二二八”为旗,一方面召唤出亲历“二二八”者的悲情,一方面也引动了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追寻“自身历史”的.

此时恰逢台湾解严前后,台湾人对生存的长期受压抑、伤害状态的觉醒,使得不同身份、不同世代以及不同性别的作家纷纷介入“二二八”书写,俨然形成一种“伤痕文学”的气势和潮流.

1983年发表的林双不的短篇《黄素小编年》,以待嫁女黄素的无辜入狱和疯癫一生,揭示事件给无辜者留下的伤痕,并用“开不了口”的黄素象征本省人的处境——没有出声的权利.

《前进时代》杂志1984年3月发表的《钟理和日记》,则是已故作家在事件现场的第一手记录.当时因病住院治疗的钟理和,不断看到来求助的伤者,用外省人头破血流的狼狈、恐惧和本省人的激愤情绪,折射出普通台湾人在时代变动中的不明和悲哀.

诸多血泪飘零的个体控诉中,1988年,蓝博洲的短篇小说《幌马车之歌》把视角拉大到国民党“戡乱总动员”里的白色恐怖,以钟理和的堂兄钟浩东为“原型”,展现了一个台湾青年寻求光明的艰难历程（1995年,导演侯孝贤将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好男好女》）.

书中,钟浩东作为小学校长保护了学校里的外省老师,并在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清剿中死于国民党下.“在‘二二八’愈来愈被当做一个政治工具以重新划定‘历史’的时候,寻找那些在白色恐怖中失去踪影的台湾知识分子,探访他们曾经的理想与热情,或许更能体现对专制的反省、批判精神.”台湾作家陈映真如是说.

1989年,台湾电影也有了自己反映那段历史的代表作：侯孝贤导演,吴念真、朱天文编剧的电影《悲情城市》.影片中,侯孝贤以“二二八事件”为历史背景,通过讲述一家兄弟四人的遭遇和生活,反映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台湾人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冲突.

只是,这部台湾第一部在国际知名影展（威尼斯）中夺魁的电影,将“二二八”的肇因、隐忧含蓄地通过日常生活场景表达,而极少正面呈现“二二八”现场,被当时“前进”的台湾影评人认为不够“前进”,有意淡化国民党政府的罪行. 政治筹码

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下,关于“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记忆,都不免被作为工具.

上世纪90年代起,在政治力量引导下,“二二八”被简化为本省人特有的“悲情”、外省人与生俱来的“原罪”,被塑造、供奉为“国殇”；而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统治,则被强调成“外来者”欺压史.台湾人的悲惨记忆,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政治符号.

1996年2月28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在台北新公园正式揭碑,其后在当时台北市长主导下,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次年,园内设立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1998年,还是在主导下,台北市政府决定在国民党当局用来决政治犯的著名刑场马场町——电视连续剧《潜伏》主角余则成的原型、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即在此被处决——设立“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以纪念白色恐怖时代牺牲的政治犯.2000年,纪念公园落成,台北市长马英九又将其定名为“马场町纪念公园”.

更明显的是2010年在岛内上映的电影《被出卖的台湾》.

这部全程在泰国取景、演员大部分都是泰国人、充斥了大量的泰文招牌以及东南亚式中文的电影,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部台湾电影,而是一部美国电影,原著、编剧和导演都是美国人.

不过,电影取材于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四个历史事件：江南案、陈文成案、美丽岛案以及国民党留学生对在美台湾学生进行监控.而且据岛内媒体报道,影片投资方与绿营之间不清不楚.

于是,《被出卖的台湾》在台湾上映后,得到了绿营的大力推荐,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还专门对外公开表示：“这部电影传达了转型正义的精神所在,希望不分党派、蓝绿色彩,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大家都可以去看这部电影,尤其马英九有时间更该去看.”

直到《被出卖的台湾》下片,蓝营媒体对谢长廷的推荐以及电影本身没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