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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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8日,由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的“重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讨会”在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隆重召开,来自重庆市委党校、重庆邮电大学、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参加了研讨会.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倪志安教授致欢迎辞.研讨会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系创新、时代性与方法论等问题,通过主旨发言、专题发言和讨论的形式,学者们进行了较深入的研讨、交流与争议,现就研讨会中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从实践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创新的钥匙

针对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理论成果的缺陷,包括源于苏联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以及自上世纪80年代兴起于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热中的缺陷,西南大学倪志安教授认为,要探索创造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形态,就必须从整体上反思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持“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认为传统教科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称马克思创立的“新的、现代的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性质的一种误解,因为它不了解“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的革命性意义,仅仅限于狭义的认识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理解”,从而使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上,局限于苏联人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创新；而赞成借用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的提法,用“实践的唯物主义”（简称“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来指称马克思创立的“新的、现代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人中,则又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的理解不同,虽引出了关于“实践”的生存（成）论的、或“实践”的生活论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未能在理论体系上创新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倪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实际上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维度或方面：一方面,是 “对实践的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涵义、意蕴的理解,这方面可概括为“实践”是指“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包括实践性的观念活动）；另一方面,是“从实践理解”,这方面可概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从实践理解相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实践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实践逻辑）.倪教授强调,对于要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能够作出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的创新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的把握,应做到在“对实践的理解”的基础上,跃升到“从实践理解”这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和方面.倪教授在发言中,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念中“从实践理解”这一维度的内涵,从“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阐释和说明.

二、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广义超元论”

重庆大学何跃教授在题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广义超元论》的发言中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广义超元论”.马克思的实践观认为,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实践性；实践是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基础；实践使自然世界变成属人世界；实践是一种对象化活动.马克思上述有关实践的重要观点,是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广义超元论的根据.广义超元论的核心观点是：广义超元论坚持认为可以被我们如此这般指称和描述言说的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都是人类如此这般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创造出来的与人有关的对象性存在.原本既不存在着可以被如此这般指称和描述言说的主体、客体,也不存在着联系它们的所谓单元不二或二元对立关系.广义超元论坚持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至上性,离开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社会实践活动,非对象性世界永远不可能“显现”为对象性世界；另一方面,没有因人类实践活动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创造出来的对象性世界,人类永远不会“意识到”有一个既不可以说,也不能够想的“超越一切人为思辨的”非对象性世界的存在.广义超元论的基本特征是：（1）认为对象性世界具有客观实在性或现实存在性,但是,它只能是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予以确认或赋予其意义的；（2）认为非对象性世界不是所谓的“最高实在”,而是“无”或“非人类的世界”,它是不能被我们指称和描述言说、不能动念,因而可以说是对于人类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存在；（3）认为非对象性世界与对象性世界“虽有分,而实不二”.非人类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虽有分,而实不二”；（4）认为联系对象性世界和非对象性世界的是主观的、感性的、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是所谓的“心”或抽象的“人类意识”；（5）坚持“应有所住而生其心”,即坚持有所选择、指向地显现、设定、建构、生产、创造,有所选择地进行指称和描述言说.广义超元论的基本程序认为,人类活动“始于实践,中于认识,终于实践”,即所谓的“实践,认识,再实践”.何教授还结合“光在我们发现或发明之前是否存在?”“参与者的宇宙”这两个案例进行了分析论证.

三、“具体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重大

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苏伟教授认为,“抽象矛盾观”亦即黑格尔的“概念矛盾观”,它的特点是：（1）出发点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事物运动的过程,因而基础是唯心主义的.（2）其分析过程只能从部分到整体,而不能从整体到部分,这就蕴涵了片面性（因为从部分也可能到不了整体）.“具体矛盾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的的“实践矛盾观”与“抽象矛盾观”相比较,它有以下特点：（1）它的出发点是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坚持这个观点才能坚持矛盾普遍性的原理.（2）它揭示了一切事物内在的矛盾性,有利于使人找到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3）它揭示了貌似不相干、甚至看起来截然对立的差异事物的对立统一联系,有利于“在对立中把握同一”.（4）它动态地将事物看成运动过程,一开始就抓住了事物的整体.如“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等,就能以“作文”等为主线,将“人、椅、笔、墨”等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抓住.苏教授指出,“具体矛盾观”是《实践论》+《矛盾论》的核心观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重大.“具体矛盾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是从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就是从整体――“正在做的事”及其“条件”――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因此, “具体矛盾观”能够直接作为人民群众从事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方法论.而“抽象矛盾观”则是从事物的外在差异性出发,从事物的外部矛盾出发,从事物的部分出发,一开始只能抓住僵死的事物,即事物的静态现象,所以,不能很好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难以直接作为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方法论.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性”,应把“大时代”和“小时代”结合起来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代金平教授在发言中说：首先,他不赞成倪教授把实践活动区分为“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和精神性的实践活动”的观点,认为此观点无疑将实践泛化了,不仅不能提高实践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动摇了实践的客观物质性,将彻底颠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其次,他也不赞成何跃教授关于量子论某些理论可能改变了经典物理学主客体关系的观点.具体讲,就是是否存在着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或者说,你究竟相信不相信,月亮只在我看着它的时候才存在?这也是列宁曾提出的“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的问题.诸如此类的观点,在近20年的学术会议及学术论文中是很常见的.他在1993年曾发表过一篇关于量子论争论的哲学分析文章,结论是那些观点坚持的所谓“科学”的基础,其实是不科学的.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事实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理论的具体化,它有一个空间与时间的问题.从空间上讲,是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从时间上讲,就是与中国哪个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个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只能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大时代”,我们现在的世界依然处在这个“大时代”.但对中国的具体实践而言,可以有古代、近代和现代之分,即使现代也可分为革命年代、改革年代与和谐社会建设年代（尽管这一区分不是绝对的）,但我们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与“大时代”相比较,中国具体实践的年代区分则可看成“小时代”,这个“小时代”与“大时代”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时代性问题,就是要把“大时代”和“小时代”结合起来,不能只看到“大时代”,也不能只看到“小时代”.比如,中国当前的主要社会实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不仅要看到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而且要把当前中国的社会实践放在“大时代”中来思考、来定位,不能一讲和谐,就忘记了对立和斗争.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育的困境与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

西南政法大学王贵明教授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教育的困境问题.他认为,我国现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教育陷入了一种现实和理论脱节的困境之中.这一矛盾直接带来了我国高校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教师愈来愈走向边缘化,高校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学习热情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其次,他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仍然流行的实践唯物主义,虽然都标榜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可以统称为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哲学解释）,但主流大体都否定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有些学者也以全盘否定恩格斯、列宁、的哲学为理论指向,具有明确的理论虚无主义特征.这种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哲学解释经过30来年的讨论,表明唯一的根据是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以下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但从这一段话中本身得不出马克思主张实践是世界的本体或者是他的哲学的根本观点的结论.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实践”这一概念,尤其在后期.劳动、物质生产等概念与实践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有区别.更根本的是国内主张实践唯物主义等提法的学者,从来不研究《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文本根据,直接把它当作马克思主张实践哲学的唯一根据.学界关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文本根据的研究表明,马克思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定型,恩格斯认为是“萌芽”,新的研究证明还受到了赫斯的影响（如鲁克俭、聂锦芳等人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可以将这种理解概括为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统一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够中国化的问题

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副主编陈剑副教授在发言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的统一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大板块统一性问题的认识,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范畴的本质的理解.实践的本质就是创造,正是基于实践本质的创造性,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其次,他认为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够中国化的问题,要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或历史中来考察可能比较恰当.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种外来思想能否中国化的问题,以及中国化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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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有一个恰切的把握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刘荣军教授认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论是从实践思维,还是社会生活的维度上,都必须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有一个恰切的把握.如果说,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那么,现代社会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关系问题就是我们必须把握的社会实践主题.如果说,现代社会的本质与发展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论题,因而既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性问题,那么,当着财富与权力越来越成为决定或影响现代社会正义与和谐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时,无论是从积极意义上,还是从消极意义上,都要求我们站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语境下,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解读财富、权力与正义的哲学本质,诠释它们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意义.

八、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的胡刘教授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比较权威的观点是“时代精神的中国式表达”,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化”中国问题；二是用中国问题来“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成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在中国的具体化：（1）必须准确把握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不能简单地从国土疆域上理解,必须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问题,是与整个人类的时代问题紧密相关的.（2）从学术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能只局限于政治策略或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必须从准确把握和解决中国问题的高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与当今时代的中国问题的内在关系.站到全球化的高度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并由此探寻开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理论基础,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视野和路径[2].

在研讨会的自由发言阶段,倪教授回应了代教授对自己观点所提出的问题,认为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和逻辑证明在检验认识真理性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他同时指出,王教授所言说的学界中那些“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和观点”,都不是自己所持的“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理解和观点”.其他专家学者也进一步深入交流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