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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推进,与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南风窗》杂志整理了部分专家学者有代表性的几种理论思路.
党内说
“党内说”从执政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发掘中国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中契合现代观念的因素,自党内启动国家政治进程,逐步从党内过渡到人民.甄小英、王贵秀、林尚立等均持该观点.尽管该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可,并在学术界获得相当多的支持,但反对意见认为,集中制在执行过程中导致的往往是集中而非,“变革不可能从控制最严的地方开始”.
宪政说
宪政说从公民社会建设出发,主要代表为刘军宁.民间力量的壮大会形成多元化的权力制衡结构,并最终反映在宪法中,形成宪政模式.在区分了初级宪政和高级宪政的基础上,刘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实现初级宪政的条件.“后发优势”不仅将在中国不断激发宪政运动的示范效应,而且给中国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增量说
俞可平提出增量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根据他的总结,增量概念包括如下要点：一、正在或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二、这种改革和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三、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非突变；四、增量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
增量说强调程序,把公民社会的存在视为政治的前提,推崇法治,充分肯定政府在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反对者认为“增量”具备概念意义上的新鲜度而缺少实质性的新内容,如何实现增量,观点本身并未言明.
咨询型法治政体说
咨询型法治政体说以潘维为代表.潘维认为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不能同时兼得,“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潘维高度推崇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模式,并将其概括为“缺的法治政体”,认为未来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法治为主,为辅的体制,包括中立的文官系统、自主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受法律充分保护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等.
国家制度建设说
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认为,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应优先于大规模的化.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基本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应该是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调整党和国家的关系,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以及扩大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
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
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以康晓光为代表.康晓光提出权威主义政治+自由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的设想,奉行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等原则.反对者认为,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将权威主义国家看作是一种恒常的政体形式,而忽略了其作为一种阶段性和过渡性的政体形式终归要走向政体,就现实操作而言,资本与权力的结合要比二者的分立更符合双方利益.
协商说
协商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同时经由协商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一些学者在承认选举是传统理论的核心内涵的同时,也注意到对于发展中国家,将等同于选举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近两年来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关注的协商模式,也由于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既存在着政治协商制度,又有着地方上的恳谈实践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认为是一种跟选举并列、甚至优越于选举的崭新模式.不过,大多数人仍认为协商只是一种有限,主张协商者更多希望以协商起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政治.
以上列举的几种思路,不足以反映中国政治路径设计的全貌,但却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无论选择怎样的一条道路,其关键仍在于起而行.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我们患上了恐惧症”.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中,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屡次交替出现,但渐进改革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今天的渐进式政改到底能走多远,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流走.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增科认为,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