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的逻辑路径其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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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联解体后,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激进、可控、主权的逻辑演进.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 键 词 ：俄罗斯；政治发展；；权威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57―0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处于政治转型的进程之中,其政治发展走向一直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从政治发展总体走向看,建立一种以稳定为核心,通过权威主义方式推动的多元主义政治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个目标的确认和实现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一、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逻辑路径

(一)激进阶段

苏联解体后,基于对西方政治的浪漫理想和现实政治的彻底否定,独立后的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化改革,政治上迅速确立西方式政治体制,试图立即实现西方式的政治,然而10多年的改革实践并没有达到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公众的美好预期,相反,激进释放的能量使其政治与社会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俄罗斯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哲学家巴纳林指出,“西方的整个战略明显地不对称,它们在有意地把极端颓废的自由主义输出到俄罗斯,而为自身的需要则保留着具有动员能力和攻击性的新保守主义方针,这里面包含着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现实的教训使西式失去其在俄罗斯市场与号召力.人民对社会生活的动荡十分厌倦,强烈要求政治的发展有序化、制度化,要求加强国家权威和恢复社会秩序.

为了适应俄罗斯社会转型、国家重建的需要,强调秩序、国家权力的权威主义取代主义成为最现实的选择.1993年的“十月事件”,叶利钦通过武力解决议会反对派后,强行通过了一部打上叶利钦烙印的宪法,为结束国家政治的“真空状态”、恢复国家的法律秩序打下了基础.应该肯定的是,叶利钦时代后期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合理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倾向.然而,俄罗斯的民族信念、国家权威和社会法律秩序并没有能真正恢复.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在叶利钦时代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如针尖对麦芒.叶利钦自己也承认,在他执政期间,“任何法令在议会上院都无法通过,任何一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改革都会遭到极其强烈的、政治上的破坏；我们遭遇的不是共同的努力和耐心,而是暗中不满,继而便是极为强烈的抵制,这就是政治自由的代价”.这一历史的任务落到了普京身上.

(二)“可控”阶段

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后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联邦行政权力受到地方势力的挑战和联邦会议的干扰,议会成为各派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而不是一个有效管理国家的组织；地方势力膨胀,地方行政长官对的离心力增强,甚至挑战的权威.加强权威一直是普京政治改革的重点.为此,普京上台后,在政治领域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社会秩序,改组权力结构,基本扭转了叶利钦时期府院两派严重对立、地方诸侯权力膨胀、权威不断弱化的局面,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初步建立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所以说,在普京任总统后的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权力,已经开始出现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可控”的状态.

2004年12月,普京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提出了十多年来最为震撼的政治改革方案：一是改变联邦主体领导人的产生办法,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二是改革杜马选举制度,将俄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度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上述两项制度性改革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权力地位.此外,还通过加大反恐力度、继续“整肃”寡头势力、加强对石油天然气和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等措施,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表明,俄罗斯总统集权的趋势进一步增强,普京已经把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主要政党和媒体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了有一定限制的有序,可以说,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的制度已基本形成.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混乱期后,俄罗斯把政治发展定位于可控.“可控”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之上的控制者,实质就是一种以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而这个控制者显然只能是总统.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极权统治,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原则,遵守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之上的控制者.事实证明,“可控”是俄罗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

(三)“主权”阶段

普京的政治改革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指责.面对西方的“攻势”,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俄罗斯的问题,提出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道路,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的条件.随后,俄罗斯的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把普京的政治发展模式进一步解读为“主权”的模式.

“主权”概念的提出反映了面对西方指责和压力下俄罗斯国家意识的提升,主权依然是可控,但却是普京对国家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可控不只是控制国内的政治秩序,还不允许西方的染指,同时,也是对国内意欲倚仗西方势力伺机而动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进一步压缩反对派的活动空间.“主权”思想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假”以及叶利钦时期的“寡头”划清界限,是对西方模式的质疑,主要强调要走俄式的道路.有的学者认为,“主权”是俄罗斯式的政治模式,代表着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目前,“主权”已成为普京任党主席的统一俄罗斯党的指导思想.应当说,“主权”虽然使俄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并为此承受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但对转轨国家在世界化浪潮中应对美国的“化”攻势、保持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2007年,普京总统的国情咨文内容向世人传达了一个政治信号：俄罗斯的发展需要“继承性”.这里所指的普京时代继承性的基本内涵包括强调国家的作用、强化的权威、加强对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等.2008年5月,得到普京全力支持的梅德韦杰夫正式就任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将会有一些新的面貌,但是,他不会对普京路线做出根本的修正,普京的治国理念仍将得以贯彻与巩固.梅德韦杰夫执政更多的将是在继承基础 上的发展.

二、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启示性意义

由于俄罗斯的特殊国情,使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演进路径表现出比其他转型国家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作为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大国,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实践无疑为世界政治化提供了又一丰富的素材与样本.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一个大国要完成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必须以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保持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为前提.

谋求政治发展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共同任务.西方学者以西方政治经济模式为样本,以诸多指标与参数来界定和理解政治发展,将政治发展看作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将政治发展等同于政治现代化、化等,并以这些参数去衡量、透视甚至指导全世界各国的政治进程,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我们不否认西方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程度,然而却反对盲目的模仿和照搬西方政治形式.政治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要求.

独立初期,俄罗斯在其政治化进程中,出于对西方政治的模仿与崇拜,推广和照搬与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定距离的政治形式,多元化政治对权威的鞭挞和蔑视致使政府的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三权分立和制对政府实施各种计划形成了牵制.由于政治本身仍不完善,各种政治势力对权力资源的争夺,政府权威的失控,加上经济转轨造成的社会动荡,使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维持转轨时期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秩序.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进发的政治热情导致频繁的街头政治、流血冲突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给国民带来普遍的创伤.由于在实践中未能把、效率、秩序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俄罗斯社会处于一种危机四起的不稳定状态.在种种危机的压力下,俄罗斯政治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掣肘,政治化的进程明显减慢.

正是基于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惨痛教训,“可控”、“主权”得以催生并取得良好的绩效.普京认为,应使“国家成为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成为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行动上,普京致力于消除寡头政治、压制反对派、建设垂直管理体系和统一法律空间,初步建成了具有俄特色的“可控”、“主权”.“可控”、“主权”的提出与实践对俄罗斯社会有着重大意义,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中都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俄罗斯再也不能继续沿着过去那条盲目追求的道路走下去了,否则便难以制止社会动荡.“可控”、“主权”强调俄罗斯政治发展的可控性、渐进性,强调了、效率、秩序(稳定)的统一,为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其强国战略的顺利进行.俄罗斯政治改革的事实证明,要在一个大国完成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削弱、瓦解权力,动摇稳定的社会秩序,其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一个大国要完成对整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改造,都必须以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并保持对改革进程的自主性控制为前提.

(二)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和相互适应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回顾俄罗斯政治发展路径,初期是在所谓历史的终结、西方成为终极模式的叫嚣下,俄罗斯完全遵循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西方模式的普适性在俄罗斯发挥到极致.但是,俄罗斯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西方的蓝本而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这里自然产生一个问题：西方的政治设计以及体现的政治理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俄罗斯类似的现代化发展困境问题同样出现在照搬西方的拉美学者的思考中,并形成了深具影响的依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论.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式的制度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生成和移植是非常有限的.在“后进的化国家里,过激地模仿西欧的文明制度,结果会使既有的传统社会结构急速崩溃,这难以架构具有连续性的国家.社会的崩溃和不能重建的步调相一致的结果,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和不安”[3].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全部采纳西式的所有价值和制度标准,而只能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以反映人类整体文明的“现代化”来吸收传统性,在兼容并蓄中实现政治现代化,而非政治西方化.俄罗斯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其政治发展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在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直接干预下,把西方国家的制度原封不动地“嫁接”过来,企图通过全盘西化来急剧推行制度变迁,没有考虑到借鉴的制度与本国国情的相容性,其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转型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历程,从总的发展脉络来看,是一个试图以西方政治模式取代苏联传统集权政治模式的过程,但在俄罗斯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特定的现实国情作用下,这个过程表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与权威、自由与集中、变革与稳定、西方化与本土化、现代性与传统性,既相互融合、共生,又相互排斥、博弈.俄罗斯的政治发展是外来的政治价值与自身的权威主义政治价值激烈博弈的过程.激进、“可控”、“主权”就是此博弈的阶段性选择.俄罗斯十多年实践证明,体制转型过程要远比任何非社会系统的输入或输出复杂得多,更多地关注模式选择与本土环境的互动和相互适应是体制转型问题的关键所在.

普京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对俄罗斯而言,其政治发展之路,必须兼顾到西方价值与俄罗斯本土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特别是必须兼顾到俄罗斯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潜在而深层影响.“基本文化模式在世界不同地区又比基本政治结构呈现出更大的多样性.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文化沉淀物――文化传统,具有比政治结构更大的稳定性,成为影响历史动向的潜在的深层结构.”俄罗斯急剧变革之后,无论是民众,还是政治家,不仅缺乏对国家以往发展成果的继承性,而且缺乏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必要的了解,导致暴风骤雨式的俄罗斯改革被固定在无效率的状态.而“可控”、“主权”的推行就符合了俄罗斯数百年来的崇尚权威、强调集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心态.对俄罗斯而言,最终的结论也许是：在现实的时代条件和深远的历史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既借鉴西方积极的价值取向,又注意本民族的“寻根”,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

(三)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由极权主义制度向制过渡中,需经历权威主义政治的过渡期.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又译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主义和专制主义并非同义语.尽管它也强调国家至上、集权、行政权威和政治权威集中于某一领袖或统治集团,但其生长在政治多元化的过渡性社会,权力来源更强调竞争的合法性.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威主义具有特殊的含义.它通常是指介乎极权主义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

按照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观点,精英一权 威模式是对政治模式失败的一种反应,或者说是从政治模式的崩溃中脱胎而来的,是对前者的否定和取代.于是,权威主义模式使成为俄罗斯政治陷入困境时首先考虑的求生之路.俄罗斯政治发展在经历的挫败后,其演进过程中呈现出权威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权威主义导向越来越明晰的特征.叶利钦后期、普京执政以来的政治运作都彰显了鲜明的权威主义色彩,无论是“可控”还是“主权”本质上都是权威政治.梅德韦杰夫也强调俄罗斯强大的国家政权与权威的重要性,他认为,强大的总统制至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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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和起飞也大都是在专制政体条件下或政治没有真正形成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亨廷顿指出的那样“在欧洲大陆,和在大部分当代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一样,威权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不仅对于统一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进步也是必要”.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欧美式的政体直接移植过来,他们以为只要模仿发达国家建立政治体制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良好的主观愿望却代替不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些国家除极少数获得成功外,大部分都遭到了失败.与此相反,选择权威政治模式的国家则创造了经济的奇迹,普遍获得了成功,在经济现代化后,这些国家才开始建立政治.这方面最典型的有韩国、巴西和阿根廷.

俄罗斯的现代转型发生在其深刻而又短暂的整体性制度变迁后,直接迅速地由苏联时期的集权制走向西式制的建构.俄的转型明显跨越了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经过的权威主义时期,后来在残酷的现实之下不得不向权威主义回归.俄罗斯的实践再次表明,在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权威主义发挥着必不可少的稳定作用.

责任编辑　黄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