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视野下的女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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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丁玲 女性关怀 政治视角

摘 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霞村的时候》进入人们的阐释视野,但常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文本.本文认为,此文虽表现了丁玲的女性立场,但民族救亡的话语使她的女性关怀呈现出两难的境地,文本呈现出显在的政治意识形态特性.

在现代文坛,丁玲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一方面,是她创作中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她们的困惑与悲剧、解放与前途,一直是她表现的重心,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可谓是她创作中一根最敏锐的神经.另一方面,丁玲又是一个追求进步与革命的作家,这又使她的创作中有意和无意地与政治发生种种纠缠.评论界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流倾向往往是肯定褒扬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对其创作的政治特性颇多微词,甚至把女性意识与政治意识对立起来,似乎女性意识是超时代的存在.其实,细读文本,我们发现政治这只巨手一直在有形或无形地左右和制约着丁玲的创作,即使是其为人们所公认的女性文本.

一九四一年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这是人们公认的丁玲延安时期体现女性意识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十分简单：主人公十八岁的贞贞在一个偶然中被日军掳去做慰安妇,与此同时,我抗日武装又利用她的特殊身份获取敌人情报.后来,得了性病回到家乡的贞贞不为传统伦理所容,备受村人的道德贬抑和人格羞辱,但她不向传统习见低头,也不要人怜悯,决定去延安治病和学习,以期在新的环境下“重新做一个人”.这样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女性文本,丁玲于其中表现了她独特的女性关怀.问题是,若是离开革命的庇护,丁玲的女性关怀能得以实现吗?剥开文本,我们将看到政治话语对丁玲女性意识的巨大掣肘,她的女性意识的表达及其两难都是基于文本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之上.

一、贞贞之“贞节”：丁玲式的女性关怀

《霞村》写作前两年,丁玲在小说《新的信念》中刻画了同样受日军凌辱而丧失贞节的陈老太婆形象,然而两者形象截然不同.陈老太婆受辱后,在悲痛中愤起,用自己的不幸去激发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鼓动人们起来斗争.不能否认这些描写的积极意义,但只要考虑到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道德,对不管因何种原因失去贞节的妇女的苛刻严厉,陈老太婆反复向人们讲述被辱情形不仅没遭冷眼,反而在群众中产生强大激动力量的描写缺乏现实基础,是作者的想象.作者立足于民族解放的高度,叙事的安排全权服从救亡,女性意识处于遮蔽状态.相反,《霞村》的情节貌似对当时抗日救亡的疏离,实则更多现实基础.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带病回到家乡的贞贞遭受了乡邻的冷眼与百般非议.杂货铺老板骂她是“缺德的婆娘”,主张“不该让她回来”,妇女们从她身上“看出自己的圣洁,因为自己没有被敌人而骄傲”,村人们“嫌厌她,鄙视她”,而且连“我”和她接近也被视为异类.这些笔触使丁玲的叙述接近了当时的女性生存现状.一个失贞者进入这样的乡土社会,无异于滴水入油锅,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

贞贞的苦难,来自于侵略者,也来自村民同胞,《霞村》的着墨点显然在于后者.小说对贞贞的惨痛经历一笔带过,重点是贞贞面临的社会、文化、心理压力.作为写作者的丁玲和文中的叙述者“我”与贞贞周围的人群对于贞贞之“贞节”形成观念的鲜明对立.首先在人物的命名上,传统观念中的失贞女人偏偏叫做贞贞,显示出对于传统习俗成见的一种极大嘲讽和蔑视.其次在作品的立意上,生理上失贞的女人却于眼界胆识上高于周围人,具有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这一点就是她的那些同情者甚至恋人都难以企及,很难融入她的心理世界.作品立意于贞贞精神世界的纯洁与坚贞.因为家里逼她嫁给快三十岁的米铺小老板,所爱的夏大宝又没有勇气和她一起出逃,所以她就去教堂找神父做“姑姑”,这是她对自己情感贞洁的维护.作者颇有意味地在小说开始处安排了一个使霞村与别处不同的教堂,让贞贞的生活和命运与其相连,使赋予贞贞名字的文化传统赋予的观念,和具有救赎意味的宗教观念,于其形成一种共谋.这样贞贞形象得以在世俗话语的不贞中解脱出来,而绽放出一种宗教性的圣洁和光辉.

五四以来的现代话语,对女性身体贞节的固执已经松动.“好心的”柳妈想帮祥林嫂赎罪,反而加速其走上死亡之路,鲁迅的《祝福》直指对传统贞节观杀人不见血的特性.但对于精神的贞节,自有其时代特征.几千年传统伦理中的对士子的“忠孝节义”、对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观念已发生改变,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民族危难的背景下,救亡图存覆盖一切,从这点看,贞贞之“贞”有了新的立足点.

小说中,贞贞落入虎口后跑回来过,后来是被我方派去的,为抗日武装提供情报,叙述者“我”对贞贞不顾个人荣辱、勇跳“火坑”的大义之举充分肯定.从这一角度来说,贞贞沦为军妓后的一系列行为,就具有了“献身”的性质,不是献身于占有她身体的对象,而是献身于神圣的“工作”,终极意义上,也就是献身于民族国家,献身于解放事业.这样,卑贱变得庄严,污秽变得圣洁,“身体”上的不贞、不洁,也就通过这种献身而从精神上得到了救赎和净化.文中村民们歧视贞贞自不必说,那些爱她的人们,她的父母、同情她为她遭遇哭泣的阿桂、甚至能冲破世俗成见要和她结婚的恋人,给予她的都是提醒生命中曾有的屈辱的沉重,而作者和叙述者却能够坚执着贞贞的清白,也许有对女性贞节的独特认识,更多理由却在于此.丁玲式的女性关怀是基于其政治立场之上.

一九五八年对丁玲的批判中,有人把贞贞的命名与丁玲的历史联系到了一起.众所周知,丁玲曾经在南京被囚禁三年,还被疑为政治失节,为此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基于此,此文常被疑为是丁玲借贞贞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其实,丁玲在谈到此文的写作缘起时,告知是有原型的,并且当时有类似经历的人还不少.她只是用她特有的女性视角,对战争年代女性境遇的个性体察,表现自身的认识而已.她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等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贞贞的失节不能归咎于她自身,应该将它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看待,况且她后来的失节也是为了党的工作需要而在牺牲自己.只是在文学日益政治化的情境下,丁玲这种为女性的呼吁被当成是对党本身及其政策的恶意抨击了.

二、贞贞之“革命”：女性关怀的两难处境

设想一下,《霞村》中,若是贞贞没有成为我方情报员的经历,她的出路将在哪里?可见贞贞的“革命”是她的价值得到肯定、尊严得以维护、最终昂然奔赴延安的关键,丁玲的这一安排使苦难中的贞贞得到了救赎.问题是,救赎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可能?革命话语能解放贞贞吗?纵观全文,丁玲的女性关怀在革命话语的遮蔽下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评论一致认为,《霞村》在丁玲的创作中是一个体现性别意识的女性文本.然而,统观全文,我们认为,她的女性关怀受到了政治话语的挤压和变形,并没有完全得以实现.叙述者“我”对于贞贞的赞赏很大程度是基于其革命的一面,为了崇高的革命利益,贞贞不惜以牺牲贞洁为代价刺探军情,这恰恰体现了她灵魂的圣洁与高贵,“我”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充分肯定.“我”看到的贞贞,完全不是村人描述的“烂掉了鼻子”,“走路一跛一跛的”,而是“一点病症也没有,脸色红润,声音清晰”.但作为女性叙述者的“我”,又对贞贞失贞、遭遇村人排斥鄙视的现实处境充满同情和忧虑.“我”眼中的贞贞外表健康美丽,寓示着“我”对她献身革命的精神与价值的肯定,而“我”所忧虑的贞贞的受损和患了性病,又是无法用革命理念抹平的女性心灵伤痛的私人体验.“我”的视角是双重的：既有男权政治肯定贞贞为革命利益“牺牲”自己的男性视角,即政治标准；又有作为丁玲无法释怀的女性关怀及道德责疑的女性视角.这样“我”的声音呈现出双重悖论：相对于崇高的革命利益,女性贞洁丧失算不了什么；相反,女性贞洁丧失又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它招致人们的谩骂与蔑视,失去女性的存身之本.“我”的肯定和焦虑表明《霞村》政治文本和女性文本的双重特性,丁玲的女性关怀在政治文本的重压下吃力寻找缝隙,步履维艰.

即使是作者颂扬的主人公贞贞,在对自己的遭遇进行反思后,也摆脱不了因造成的心灵创伤.当小说结尾处写贞贞决定去延安“再重新做一个人”时,意味着她对以往经历的忏悔.在贞贞身上,革命信念并未压倒她的女性意识,无论多么高尚的政治动机也无法成为掩饰她身体遭到亵渎这一事实的借口.她的痛苦来自侵略者的暴行,来自村民的不容,更源于贞节之丧失,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既然有了缺憾,就不再想有福气”,她拒绝未婚夫求婚,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她并未否定革命的神圣性,但正是她的痛苦才使女性贞节在革命外衣下凸显而备受关注.也许这正是丁玲强化的女性意识之所在,而这,又是对其所肯定的为革命牺牲贞洁行为的否定,淡化贞节的叙述被贞贞形象自身所消解.

文末,为使贞贞摆脱不为村人见容的现实困境,丁玲给她安排了出走延安的道路,然而这一安排又构成了丁玲创作女性立场的悖离.如果说之前失贞了的贞贞还高扬着拒绝隐遁的女性尊严,勇敢地直面不堪人生,从容地回到生养她的村庄,选择去延安重塑自己这一行为本身却又构成了一次隐遁,对个体尊严维护的同时又形成对社会尊严的背叛,从而使女性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产生了致命的背离,具有革命色彩的出走又使女性尊严的捍卫遭遇颠覆.

在贞贞的命运中,边区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文中没有明指,只用“他们”一词暗示,且是通过贞贞的叙述提出.在叙事者与贞贞的初次晤谈中,贞贞告诉她：“后来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没有办法,我在那里熟,工作重要,一时又找不到别的人.现在他们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等”这里的叙述,既明晰又含混,包含着几重辩解.有从贞贞角度出发的,“派去的”、“工作重要”,显然是贞贞寻找能够分担生命困境的自辩,“也是没有办法”“不再派我去了,要替我治病”,则是贞贞为“他们”所作的辩解.从作者的角度说,也存在一种有意的回避.边区政府利用这样一个弱女子搞情报,似乎有点不大光彩.虽然“工作重要”这一现实考虑,已迫使“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但要“他们”来承担起指派贞贞以那样一种方式去“工作”的责任,历史还缺乏这样的道德勇气.正是因为未曾指明,不知不觉间,“他们”似乎也脱卸了自己的责任.革命没有保护女性.有论者指出：“当一种绝对合理的革命事业和相对合理的体制不能为参与其中并为之‘献身’的女人的行为提供相应道德支持的时候,这种革命的合理性便应该受到责疑.”在作品中,丁玲或贞贞渴望的新道德几乎没有出现,这不仅使女性在革命的过程中孤立无援,而且,也使得革命对女性的承诺（解放妇女）显得空洞而难以兑现.到了延安的贞贞真能“重新做一个人”吗?很让人担心.

三、贞贞之“弱点”：丁玲政治立场下的人性展示

比较《霞村》和《新的信念》,会发现两者女性形象的巨大差别.后文中的陈老太婆形象,在被俘的十几天里遭受的摧残和看到的罪恶,使她对日本侵略者充满满腔的仇恨,激起了强烈的复仇,这种仇恨和甚至使她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不顾自己儿子、媳妇和村民的误解,也不顾自己的脸面,用自己的惨痛经历,来唤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斗争热情.而《霞村》中的贞贞在日军营中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看不到交战国国民之间的你死我活,相反,在她眼里：“日本的女人也会念很多很多书,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几封写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们的婆姨来的,有的是相好来的,也有不认识的姑娘写信给他们,还夹上一张照片,写了好些肉麻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心,总哄得那些鬼子当宝贝似的揣在怀里.”日本兵还把有关他们私生活的信和照片给贞贞看,可见他们并不仅仅把她当作一个发泄兽欲的机器,同时也把她当作一个可以分享他们感情的亲密异性,也就是说她和他们之间有着超出肉体之外的比较人性化的关系.这也使小说受到“没有表现对敌人仇恨”的责难.

我们认为,相比较而言,《霞村》描写更符合生活真实.贞贞起初并非专业的情报员,也非目标明确、心狠手辣的女特工,她的工作是业余性质的,身上的人性弱点使她和敌人建立了比较暧昧的关系.然而,这种暧昧并没有使她泯灭是非,敌我不分.“我看见日本鬼子吃败仗,游击队四处活动,人心一天天好起来,我想我吃点苦,也划得来――”,“只有今年秋天的时候,那才厉害,人家说我肚子里面烂了,又赶上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找不到一个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我一个人摸黑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在这里,贞贞是一个符合革命理念的英雄,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的圣女,因此叙述者“我”（也包括丁玲）代表主流政治对她的义举大力褒扬,演绎的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话语.以此为基点,作者对霞村民众的道德杀人、习见杀人予以国民性的探索与批判.可以看出,在此,丁玲对女性命运的关怀有一个前提,即假定贞贞是忠贞的,既忠于爱情,又忠于革命,没有这个前提,贞贞的不幸可能博得作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但无法贯穿作者试图在大敌当前对一切阻碍抗战、不利于抗战的国民性传统进行批判的启蒙话语,也无法贯穿她对在民族抗战中女性生存遭受贬抑的现实表示愤慨的女性话语.因而,《霞村》并不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在这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女性问题只是使作者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观察民族问题、国民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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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题材如张爱玲的《色•,戒》,也是一个女性为抗日牺牲肉体的故事,然而相较于《霞村》,作者尽管也是在国家、民族话语的框架下展示了主人公王佳芝的爱国热情,但她无心于丁玲式的政治立场,侧重于表现其女性意识和爱情中的人性偏执的一面,国家、民族话语只是使作者获得一个张看人性的角度.王佳芝起初出于爱国的崇高目的自愿充当诱饵,然而盲目的冲动、爱情至上的逻辑使她关键时刻投敌卖友,与贞贞的理性高尚、明辨是非形成鲜明对比.张爱玲所秉承的完全是个人主义立场.她“笔下的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和痴迷,非凡人可以比拟,亦非凡人可以想象――”为了爱,尚且不是真爱,便糊涂踏上了死亡的列车,这样的爱于国、于女性自身有何意义?爱情的结局既秉承了张爱玲的一贯的对爱情的怀疑态度,又使国家话语和女性话语相互消解,使《色•,戒》成为一个纯人性文本.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人性角度、女性角度来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确实使文本阐释出了一些新意,然而也有一股暗流,用人性话语、女性话语解构国家话语.本文的解读表明《霞村》是一个政治的和女性的双重文本,丁玲式的女性关怀与两难处境都是建立在其鲜明的政治立场之上.

（责任编辑：赵红玉）

本文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为０６ＳＪＤ７５０００２

作者简介：顾晓玲,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