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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千万富翁还是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只要向公司注册处缴纳不到2000元并出示,最快6天后,新生意就可以开张,赚来的钱,大部分可以放进自己口袋里.不擅应酬这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反倒可能引来麻烦.(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这看上去好像是在说香港的经商环境——对那些踌躇满志的创业者来说,堪称一种享受.其实,解读香港的经商环境,收获的并非是“生意经”.因为,在内地如果“不擅应酬”,就不是“并无大碍”,而是寸步难行,如果不“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就失去了“生意经”中最重要的“人脉”.而正是在这个被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描述为“有一个放下架子鼓励他尽其所能赚钱的政府.他会幸运地发现这里没有政治”的经商环境里,有一种与内地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气氛.
在此,暂且不论“大市场、小政府”的宏观命题,就“在香港做生意很简单,跟官员处好关系并没有用,他们也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这一点上,已经与内地的官商关系大相径庭.当前官场腐败的主要特征就是权力寻租,商场必然是权力寻租的市场.因此,在香港官员“都害怕你跟他处关系”的权力戒备中,包含了一套对权力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这就让人在香港的良好经商环境中,感受到同样良好的政治气氛.
虽然这是赞美一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按照某些思维逻辑,似乎也可以借光的,但一旦与内地的经商环境,确切的说是充盈在这种经商环境中的政治气氛相对比,真的可以用自惭形秽来形容.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考察香港后曾惊呼,这里的官员“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的本能”,而从内地的官场腐败现实来看,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几乎是所有贪官的本能,也是权力寻租的共同特征.
难道香港官员的权力就没有寻租的市场难道他们就没有“贪”的本能事实并非如此.“在特区政府网站上,毫不费劲便可找到以儆效尤的案例：一位高级公务员因要求政府项目承包商雇佣其家人而被罚款60万元,另一位产业署要员则因将物业管理合约批给其亲属拥有权益的公司而被判刑两年半.”如此严厉的监督惩罚手段之下,官员怎么能不害怕“你跟他处关系”怎么还敢“花他人的钱和插手他人的事”很明显,良好的经商环境其实是严肃的政治气氛营造出来的.
联系《广州日报》同日新闻：“供港食物方面,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供港食品的安全率达到了99.999%,这在全世界都是很难得的.”就不得不对这个国家的特别行政区羡慕不已.为何被某些专家认为不是管出来的食品质量,进了特别行政区这个港口就达到了99.999%的高标准还不是因为“国家质检总局、广东省都做了很多工作”.这连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都意识到,“如果这方面能应用到国家的内销方面,也可以对内地的食品安全问题有所帮助.”
不管从国家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属性上,还是“一国两制”的不同体制上来加以区分,形成如此鲜明对比是不正常的.其中的原因也是简单而明显的.在这种上升不到“接轨”高度的层面上,如何反省和借鉴,就不是一个商业的话题,而是一个政治的课题.
（摘自《金融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