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下的近代“小界革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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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们往往比较普遍地认为文学与政治之间是互不相干,各行其是,没有多大关联的两个不同领域,但在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一场原本属于文学领域变革的“小说界革命”,缘于遭遇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得不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使命.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发展便拥有了众多的时代特征.它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有着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也呈现出近代新旧杂糅的文化转型特征.

关 键 词 ：小说界革命；救亡图存；政治功利性；近代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72－05

基金项目：中南民族大学重点科研项目(YSZ06025).

作者简介：王姗萍(1977－),女,湖南益阳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在相当普遍的范围内,人们往往比较消极地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即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两者之间互不相干,各行其是,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两个不同领域.然而,放眼历史,作为世界上非常独特的文治国家,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一直是一种无法割断的关系.从科举制考核内容来看.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紧密相连；从文字狱的不断发生来看,中国政治与文学之间又是紧张对立的.当历史车轮碾至近代中国,一场原本属于文学领域变革的“小说界革命”,缘于遭遇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不得不承担起重要的政治使命,文学与政治由此联姻.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发展便拥有了众多的时代特征.

一、“小说界革命”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一部国难史,也是一部救亡史.“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的时代最强音.近代社会的各种变革无不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发生、发展.梁启超等人在文学领域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即是国人深怀强烈“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感.从西方找到的一条文学救国之道,为近代中国各种“救亡”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正是出于这种救国的爱国心愿,使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小说界革命”,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

首先,“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及其目标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炮舰、商品和文化的步步入侵,中国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西方国家先后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将近代中国一步步拖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近代中国遭遇着严峻的亡国灭种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了国人心中最迫切的任务.近代有识之士、爱国之人无不高举“救亡图存”大旗,积极主动地寻求救世济民的良方.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寻求强国富民之路,成为了时人挽救民族危机的共识.无论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帜而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大力引进.抑或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对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极力倡导,无不是先进的中国人自觉地把如何使中国振衰起颓这一严峻的政治话题,作为学习西方文化的根本之图.戊戌政变的发生虽残酷地宣告了戊戌维新的失败,但是他们所宣传、倡导的维新思想却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是一场重要的思想启蒙.启迪与激励着人们用新学新知进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改革已逐渐成为整个国人的共识.八国联军的侵华,《辛丑条约》的签订,一方面使国人更清楚地看清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更加渴思变革,另一方面也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重新拾起曾经竭力反对的维新思想,再次进行一场以自救为标的的新政运动.在这种从上至下思图变革的时局下,逃亡日本的康梁也未放弃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愿望.继续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他们从政治角度出发,希望象西方小说那样,能够利用小说这一通俗易懂的文学体裁,对广大的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启蒙,唤醒国民麻木已久的灵魂,投入到挽救亡国灭种危机的斗争中.于是,他们发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高举小说的旗帜,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知识”.其号召一出,便得到了有识之士的群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在中国文学界发生.可见,属于文化范畴的“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一开始便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紧密相关,“救亡图存”是其出发点,也是其最终目标.如梁启超在《新小说》所言,“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借助小说,来传播西方文化,更有效地起到开启民智的作用.《绣像小说》创办者也言“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也要以小说“裨国利民”,借小说“开化天下愚”.也正因此,“小说界革命”吻合了当时国人的爱国心理,得到了人们的积极响应,近代小说领域由此走向繁荣,并伴随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时代特征.

其次,近代小说理论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连.在梁启超以开启民智为宗旨的“小说界革命”口号下,近代小说界形成了小说理论研究的空前热潮,涌现出了一批蔚为壮观的小说研究理论文章.作为“小说界革命”倡导者,梁启超认为小说是一个万能之物,可以革新政治、道德、风俗,乃至可以决定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他运用当时传人的新兴学科心理学探索小说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即在于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深深地吸引着广大读者,通过人的思想行为来影响社会.因此,他极力提倡新小说,以开启民智.拯救国家和民族.梁氏的这种观点尽管颠倒了存在与反映之间的关系,暴露其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思想局限,然而在当时救亡压倒一切、向西方学习才能救国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很快就能被时人所认可.陶祐曾就直接套用梁氏“欲等必等”模式阐述小说的这种巨大作用,“欲革新支那一切腐败之现象,盍开小说界之幕乎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王钟麒也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吴趼人则不仅接受了梁氏观点,还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小说还具有“足以补助记忆力”和“易输入知识”等作用.另外,金松岑的《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天偿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黄世仲的《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为更普及》等文章无不是对梁启超借小说以开启民智观点的发挥和补充.可以说,这种观点在当时小说界乃至文学界都十分盛行,小说的作用不再被人视为仅仅是供人消遣娱乐的不足轻重之物,而是有着重要的社会作用,甚至有着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强大功效,这不仅对传统小说观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而且使近代小说理论带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启蒙色彩.如“衡南劫火仙”曾言：“欧美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欲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然其立意,则莫不在益国利民,使勃勃欲腾之生气,常涵养于人间世而已.至吾邦之小说,则大反是.其立意则在消闲,故含政治之思想者稀如麟角,甚至遍卷淫词罗列,视之刺目者.盖著者多系市井无赖辈,故无足怪焉耳.小说界之腐败,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以西方各国著作小说的目的及其积极作用,来批判传统社会轻视小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梁启超更是直接借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宣传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为最上乘文学的做法,提出了著名的“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在今天看来,小说为文学“最上乘”的观点并不完全妥当、合理,但在当时一切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时代,却是迅速地被当时那些有着较深西方文化素养的小说理论家所认可和接受.他们相继发表文章对这一观点进行发挥和引申.如,狄葆贤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也说“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陶祐曾同样地认为“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小说在文学殿堂中的地位神话般地得到了提高,基本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轻视小说的风气,也被时人从外部强行赋予了“救亡图存”的重任. 再次,近代新小说的思想内容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密切相关.梁启超这种基于忧国忧民的政治焦虑与“小说救国”的强烈愿望而发动的“小说界革命”,因正与当时以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时代潮流相吻合,因而很快就能得到时人的认可与赞成,在近代小说界掀起了惊天骇浪,并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近代新小说界纷纷创作了大量的新小说,以小说为利器.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先进科学为资源,向广大民众传播新思想、新科学,进行思想启蒙,以求救亡图存.新小说成为了表达他们政治心声的载体.为了使“普中国同胞,知所警惧,先事预防”(《瓜分惨祸预言记》),唤醒他们挽救危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意识,近代新小说家们积极响应“小说界革命”的号召,创作了一批揭露列强侵略、瓜分中国野心的国难小说,如《庚子国变弹词》、《中国兴亡梦》、《瓜分惨祸预言记》等,翻译了大量讲述西方各国兴亡史尤其是亡国史的历史小说,如《世界亡国小史》、《越南亡国史》、《希腊兴亡史》、《葡萄劫》、《安南亡国痛史》等.与此同时,他们严厉批判封建专制政体之际,积极向西方探求改良之法,希望能国富民强,抵御西方国家侵略,从帝国主义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西方立宪政体首先进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视野.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赞扬,继而极力以之改造早已颓败不堪的封建国家.有关西方各种立宪之书被大量翻译过来,立宪思潮鼓荡于华夏大地.近代新小说家借助手中生花妙笔大力鼓吹立宪,配合当时的立宪运动.他们创作了不少以立宪为主题的小说,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立宪镜》、《宪之魂》、《立宪梦》等.这些作品均以一个普通国民身份,探讨立宪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或“笔无藏锋”地揭露、讽刺近代预备立宪的丑剧,或反映预备立宪中存在和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描绘立宪后的美好未来.可以说,宣扬资产阶级立宪思潮成为了近代新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与西方文化关系更密切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家,也纷纷著译了一批革命小说,尤其是翻译了大量的虚无党小说,借以宣传革命思想,配合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些作品重在揭露封建统治的腐败,呼吁亡国灭种危机的严峻现实,讲述古今中外抵御异族统治与本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事迹,号召人们起而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清王朝的残酷统治.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小说主张温和的政治改良,鼓吹立宪,或是资产阶级革命小说宣扬激进的政治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它们一致地显现了对现实专制政体的不满,“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均对腐败的清朝专制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和鞭斥,倡导政治改革,挽救目前险迫的国势.可以说,近代新小说表达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对政治的高度关注及其新理念,并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这是近代新小说最显著的特色,也是其意义所在.正如瞿秋白所说,这些小说的主要意义“在于宣传维新或者排满.反对官僚或者鼓吹爱国,传布其他种种当时所认为新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新内容显然是传统小说不可能拥有,它是当时“救亡图存”时代主题下的产物.在“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近代小说家们已突破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不再把小说看作茶余饭后消遣的闲书,而是把小说视之为推动社会改革的工具.他们创作与翻译的小说无不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表达着他们希冀改革发展国家、民族以救亡图存的思想,是一面面时代的镜子.这是近代小说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小说的显著特征之一.正如阿英在探讨晚清小说时指出,“当时的人民思想上,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对已经腐朽的统治阶级普遍的不满与对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憎恨.另一个就是提出‘怎么办’——怎样救中国晚清小说所描写的主要内容,就是为着暴露,为着寻找出路而出现的新与旧的矛盾斗争关系.”

此外,在小说类型引进上,因梁启超等人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即是出于救亡图存的政治需要,近代新小说界在引进小说类型时首先把目光直视西方政治小说,高度肯定政治小说在西方各国兴盛中的重要作用.梁氏还亲自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创作了近代中国第一部自著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一种新的小说类型出现在近代小说界.自此,西方政治小说备受近代小说家们的关注,以期唤醒国人救亡图存的政治觉悟.而西方科学小说、教育小说等新小说类型的引进亦是近代“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思潮下的产物.无不深怀浓郁、炽烈的“救国”愿望.那些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新党、留学生、新女性也成为了近代小说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

可以说,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发展,均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展开,成为了其时“救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一个“小说救国”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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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近代中国处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从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入侵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近代中国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在此种严峻的政治时局之中,一直处于传统文学边缘位置、为人们所轻视的小说领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首先,小说与政治之间保持距离的传统被打破,两者逐渐走近、靠拢.其标志便是俞万春所著《荡寇志》因带有“明国纪写天庥”的政治意图,受到了清政府的高度肯定.该书在南京、苏州、广州等地由出资大量印行,并得到了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青睐,认为其能“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蒙,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于世道人心亦有维持补助之德”.这说明,历来被视为“小道末技”的小说,不再纯粹地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出现并被人们所接受,而是被当道者作为政治工具进行利用,赋予了其强大的“救世”功能,拥有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小说与政治之间的距离已大大缩短.其次,近代早期走出国门的有识之士,如蠡勺居士、马建忠、黄遵宪等人,也多从政治角度出发,积极肯定西方小说,力主将之引入中国,借西方小说以“拾遗补缺,匡我不逮”,来匡救我国社会弊病,挽救近代中国的社会危机.而在中西文化交流领域,近代西方小说自传入中国的那天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西方小说最初由传教士传入中土,原本就不是从传播文学的意义本身出发,而是更好地为其传道布教服务.他们均是利用小说的通俗易懂特点来教化广大普通民众,为其争取更多地教民.他们对西方小说的传播,便是利用了小说的工具性价值,带有鲜明的政治、宗教意识.因此.近代初期,中国小说界出现的一些变化便与政治联系起来,这既使人们较容易转变传统小说观念,又启迪着后来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小说界革命”的兴起、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揭开“小说界革命”序幕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等人,均不是纯粹的小说家,而主要是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作为政治家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人在近代中国小说界初变的启迪下,出于甲午战后对国事的深深担忧,同样视小说为一种政治宣传教化工具,从外部赋予了小说改造社会、挽救危亡的政治功能,借之扭转近代中国的危机局势.这在梁启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出发点,在于他认识到了小说重大的社会功能,能够为其政治改良服务.“小说界革命”其实是他改良思想在文学领域的折光.他对小说作用的过分强调和夸大,实际上是其为实现救国醒民的迫切愿望而采取的一种文化策略.也正因此,他从一开始关注小说就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和功利目的.日本中野美代子曾尖锐地指出：“其实,梁启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只是在亡命日本时热衷于提高小说的地位.他所说的小说与政治小说几乎是同义词,回到政界以后就连小说的‘小’字也从未提起过.”此话虽有些夸张与偏激,但也基本符合事实.面对中国日益严峻的亡国危机,作为一个视拯救国家危亡为己任的政治家,他不断寻求救亡图存的药方.他时而言废科举、兴学校为第一要义；时而言振工商、开铁路是第一要义；时而言办报馆、译西书为第一要义；时而言改良小说为第一要义.他自己也说：“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而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事毕兴,而后一业可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裔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因此,他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也只是其一时的救国方案之一.其小说实践仅有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一篇,且仅只写到第五回就中断了；译作也只有《经国美谈》、《十五小豪杰》等寥寥可数的几篇政治小说.可见,在“小说界革命”倡导者身上表现出极端明显的政治性.这表明.“小说界革命”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出于文学自身要求变革的需要,而是政治家和思想启蒙家为当时“救亡”的政治目的而加以倡导的,是政治需求的产物.它一开始便注定带有极强的政治功利性.

然而,在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的特殊政治气候中,梁启超等人的观点与做法却打动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和开明之士,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从而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最大的小说革新运动.他们心目中的小说.不再完全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而是有着神奇的“救世”功用,“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小说的政治功用被夸张到了极致.因而,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备受他们的欢迎,成为了近代新小说的主流,大力宣传西方、自由、平等,以开启民智,提高近代国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实现“宪政”或“共和”.引进的其他小说类型如科学小说、教育小说、侦探小说等的引进,大都有着较明显的政治目的,即输入西方文明,借鉴其思想意义,进行思想启蒙,改良社会,而文学意识相对较为薄弱.近代以纠弹时政、抨击时弊著称且数量最多的“谴责小说”,也是受梁启超“小说为政治”主张的影响而涌现的.其他各种创作小说如言情小说、历史小说等也一反传统,与政治紧密相连起来.如《自由结婚》,虽名为“一贯之佳人才子之情”,实际上“关于政治者十之七,关于道德教育者十之三”黄小配所著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则把本来是一场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描写成了带有浓厚资产阶级主义色彩的革命运动,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而效法《新小说》纷纷出现的各种小说专刊,同样是以“改良社会”相标榜,尤其是《月月小说》,直接配合着当时的立宪运动兴起与发展.因此,无论是新小说家们对小说政治功用的宣扬,各种类型的翻译小说与创作小说,还是各种小说专刊的创办,以及如上所提近代新党、留学生、新型女性等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无不与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表现出极强的政治功利性,呈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小说界革命”存在新旧杂糅的文化转型特征

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小说界革命”,因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而处于转型期的近代国人受到传统文化的严重制约,未能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使其倡导与参与的“小说界革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新旧杂糅的文化转型时代特征.

这首先反映在近代新小说理论上.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即是受西方小说理论启迪的产物.然而,他们对西方小说的认识自始便存在误解,并没有完全了解西方小说的实际情况,以致错误地把西方各国“政界之日进”完全归功于小说尤其是西方政治小说.事实上,西方小说对各国的发展只不过起了间接地促进作用,并没有如其所说具有左右政局的强大功用.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即缘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初期时人对西方文学的了解甚少,也缘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在他们认识中的延续,还缘于近代中国严峻的政治危机.正是基于这种“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基于强烈地救亡图存的渴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西方小说的社会功用,而不是其艺术魅力.因而,他们对新小说的倡导,主要是鼓吹小说的感染力,即小说传“道”的重大功能.认为小说是救国之利器,是表达他们政治见解的最好工具,是传播西方先进文明最好的媒介,甚至产生了小说能创造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颠倒小说与社会的关系.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家,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梁启超等改良派小说理论家颠倒小说与社会关系的错误认识,但同样十分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重视小说变革社会的巨大力量.两派在对小说的地位、社会作用问题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而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就是他们之间密切关系的纽带.因此,他们虽以西方小说理论来抬高小说的地位,批判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蕴含了不少新观点、新思想,但他们脑海深处仍是“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从而使其理论呈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

其次,缘于近代小说观念存在以上内在价值的冲突,使“小说界革命”下的小说界出现重政治启蒙而轻小说艺术的倾向.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学领域诗文一直高高地占据着主导地位,小说被人们长期视之为“小道”、“末技”,地位极其低下,为人们看不起.而小说在中国地位的真正提高,恰恰就是在“小说界革命”之下发生.而这种地位的提升,并非“小说界革命”重视小说艺术魅力影响的结果.而是极力倡导小说进行政治启蒙以达到文学救国的产物.这可从维新派抬高小说地位的诸多言论中得知.然而,尽管如此,当亡国灭种危机笼罩国人心头之际,维新派倡导小说救国道路极有市场,很快就能得到众多忧国忧民之士的认同与欢迎.他们无暇仔细斟酌和考虑它的可靠性与可行性,便纷纷投入这场以开启民智进行政治启蒙的“小说界革命”运动中,创造和翻译了大量的新小说.这些新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大力宣扬近代政治思想和科学文化,而且在小说的序、跋等中直接表露作者们创造或翻译小说的政治意愿.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序言中便明确表示创造该小说是为了“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正因为他们带有强烈的政治目标,因而忽视了对小说艺术的追求,几乎将小说当做政治论文来写作,而读者们也将小说当作政治论文来阅读.平等阁主人在评《新中国未来记》时说：“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若潜心理会得透,又岂徒有益于政论已.”从这一评论中便可得知,平等阁主人基本没有提及该小说的艺术魅力.此种做法明显违背了文学创造的规律,尽管小说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高,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它表现在“小说界革命”的政治目标没能如期而至,难以实现其“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的政治启蒙效果.徐念慈在谈及新小说读者人群时曾言：“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黄世仲在指出当时小说存在的种种问题之后,直言“如是而欲借以开通国民之知识,乌夫信也！”王钟麒甚至更是不无担忧地说：“今之为小说者,不惟不能补道德之助,其影响所及,方且有破坏道德之惧.彼其著一书也,不日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等夫以若斯之人格.而以小说重任畀之,亦安冀有良效果哉！”可见,新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大多仍是处于转型中的文人,而普通老百姓并没有欣然接受或报以热烈的响应.新小说的政治启蒙目标落空.另一方面,没有产生流传后世的金典佳作.在“小说界革命”运动中,近代新小说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数量最多最繁荣的时期.然而由于这些小说渗透着作者们强烈的政治意愿,小说的艺术性被搁置一边,难以让人欣赏到小说的艺术美与感染力,因而很快便沉没在小说史海中. 最后,在小说思想上,时人对《迦因小传》的不同翻译做法及其在当时文坛上掀起的一场小波澜.也较明显地反映出了这种新旧矛盾冲突.1901年,杨紫麟口译、包天笑笔述了英国哈葛德的小说《迦因小传》下半部,隐去主人公迦因怀孕产私生子之事.1905年,林纾与魏易合译了全书,并毫不隐讳地将此事直接翻译了出来.两书相继出版发行后,立即引起人们的争议,尤其是遭到了以寅半生为首的封建卫道者的非难.1907年,寅半生发表《<迦因小传>两译本书后》,高度称赞杨紫麟、包天笑合译本,而极力否定林译本,感叹道：“呜呼！迦因何幸,而得蟠溪子(按：指杨紫麟)为之讳其短而显其长,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神往于迦因也；迦因何不幸,而复得林畏庐为之暴其行而贡其丑,而使读《迦因小传》者,咸轻薄夫迦因也.”从其对迦因怀孕产私生子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批驳小说宣扬的近代西方恋爱自由的反礼教思想.而在近代小说家中,像寅半生这种有着较浓厚的封建思想之人也不少见.以近代著名的翻译大师林纾为例.他的文艺思想虽吸取了西方先进的文学观念.表现出许多新的因素,如对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称赞和介绍.其译作也确实向国人介绍不少关于西方国家和民族重视教育、发展工商业等多方面的长处,但是,由于他从小便深受传统封建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忠君孝亲的封建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从而直接影响着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使其小说理论和译作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封建文化色彩.这同样发生在近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身上.一方面,他信奉古之“王道”,推崇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论,痛恨枉法、蠹国害民的贪官污吏,希望出现廉洁奉公、关心民瘼的清官之治；他也尊尚封建道德与封建礼教,有严重的孝、义观念.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主张开启民智,赞翊社会改革,反对妇女缠足和烧香拜佛、相面算命等封建迷信.这些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总之,“小说界革命”是在近代“救国”政治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是国人深怀强烈“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感,从西方找到的一条文学救国之道,为近代中国各种“救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出于这种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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