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改革:力戒“镜花水月”

本论文是一篇绩效考核类医学硕士论文分类号,关于立案登记制改革:力戒“镜花水月”相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免费优秀的关于绩效考核及司法及法面论文范文资料,适合绩效考核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本科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在最高院2015年工作报告中,关于推行立案登记制以解决“立案难”的表态引人注目.同时,新修订的《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新增了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申请应当登记立案的规定.各地关于立案登记制的实践业已开始.社会各界对此一片叫好.立案登记制改革剑指“立案难”,彰显了改革的魄力和法治的信心.但要避免立案登记制进入现实后显出的“骨感”和无奈.

首先,立案登记制解除了收案的限流阀,在司法改革限定员额制的背景下,造成的结果是案更多,人更少.目前上海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的人均存案数已经因此上升了两倍.第二,由于立案登记制的形式审查要求,大量原本在立案审查阶段被过滤的证据瑕疵、当事人身份真实性、虚假诉讼、管辖问题也直接涌入业务庭,由业务庭法官处理,增加了法官对于单个案件的工作量.第三,造成“立案难”的因素并没有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登场而改变或消失,立案登记制只是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从立案阶段后移到了审理阶段.立案登记制改革消除了当事人“得不到受理”的感觉,但在如此大量的工作压力下,法官仍然需要完成既定的考核指标,如何让法官的工作质量能够有所保障?这将是一个新课题.避免立案登记制改革在实践中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式主义,是必须引起高度注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各界对“立案难”的研究早已有之.除了认为法院缺乏服务意识外,最主要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点：1、案多人少.绩效考核难以完成,只能自立案限流.2、维稳压力大.公众的误解以及不信任让法院承受着巨大的信访考核压力,以至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3、行政对于司法,尤其是敏感案件的干预.可见,“立案难”只是表面问题,其背后体现的则是现有考核要求同法院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在2014年的司法改革中,已有部分地区试水取消考核成绩的排名,但并没有改变考核本身.而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众期望的不断提高,考核的要求并没有降低.立案登记制改革深入推进,必然会触及考核等深层次问题.

但社会上很多人对于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热情,也许无意中揭示了上述矛盾背后的社会心理,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司法服务就应当有“服务”的样子,换句话说,司法服务同商业服务应当接轨,它可以自由地被挑选、被定价、被测量.法院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当属无疑,但作为国家机器产品的一部分,其产品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生产过程个性化.面对缤纷的社会生活,司法贩售机式的服务并不存在,司法过程难以量化.第二,列后性.法律代表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非任何纠纷解决机制的平等选项.第三,独立性.司法服务的“上帝”是法律,因此司法产品相对独立于任何社会个体或团体的主观欲求,无法面面俱到.第四,终局性.没有终局性的司法产品就没有权威性,更无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服务不能同商业服务相类比,既不能简单移植商业机构的考核于法院,更不能用商业机构的服务理念来要求法院.

因此,在结合实际深入认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并在实践中完善改革方案的同时,进一步引导社会对司法服务的认识和看法,从制度上和心态上就“立案难”问题进一步对症下药.从制度上而言,应当抓住司法改革的机会,重视法官助理等人员的作用,提供更好的保障以平衡法官的供给质量.同时探索多样化的司法服务渠道,比如赋予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纠纷解决机制更多的法律效力,尝试特定案件的人民调解前置,发掘公民自治的潜能.从心态上而言,必须接受司法服务的特殊性,走出将司法服务商业化的心态.也许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立案登记制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