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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讨论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实际上,早在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到上世纪20年代初,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在学理上不具有科学精神,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卫生委员会.余岩、诸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废止中医案”.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议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中医界之举动,得到上海各大报馆的舆论支持.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上海的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中医界反抗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将中医在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充满了味.
3月17日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遂组成赴京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
不久,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中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这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