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的学术基础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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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科概念的“徽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已经提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徽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内涵的认识也越来越迫切.《探索与争鸣》开展对徽学的讨论,既适合了这一需要,也是把徽学作为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向学术界、引起学术界注意的一个很好的举措,前面各期所刊载的文章都给我们很有益的启迪.２０００年,我曾经在《徽学》“发刊词”里表述了这样的认识：徽学“是以大量的徽州文献与文书以及物质文化遗存为基础的,以历史上的徽州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进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徽学研究的学术思路和做法.

徽学的学术基础

以地名“学”的学问并不多,除了“敦煌学”外,目前为学界认可的大概只有徽学,其余多以地域文化命名,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湖湘文化”等等.众多的地域文化何以不能成“学”?徽学何以成“学”?学界何以认可“徽学”?这其中必然有着重要的理由.它可以从“敦煌学”得到启示.

敦煌学并非因敦煌的地域文化而得名.上个世纪初,５万余份敦煌卷子从藏经洞内被发现,从此,敦煌不再安宁.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将敦煌卷子和壁画盗往国外,我国学者在痛心敦煌文书被盗走的同时,也积极收集收藏敦煌卷子.此后,学者们利用敦煌卷子研究唐代和唐以前的历史、文学、民俗等问题,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因此,敦煌学的形成,不是因为有敦煌这个地方,也不是因为敦煌这个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是因为藏经洞的发现――５万多份敦煌卷子的发现.换言之,敦煌学是以敦煌卷子的发现和研究为基础而形成的.正因为如此,敦煌学在学科上归属于历史文献学.这想必不是学者们随意为之的,而应该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才作出这样归属的.

徽学之所以成“学”,与敦煌学有着相似的基础,也即因为在古徽州的区域内保存了大量的文献与文物遗存.徽州文献包括文书档案、谱牒、典籍等类型.它们的数量之多,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它们的特色和价值,也是非常突出的.

徽学研究真正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是从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徽州文书被发现开始的.徽州文书的数量非常之多,据有的学者估计,其总数不少于３０万份.这些文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土地关系文书、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会社文书、诉讼文书等等.有关于禁止、重视教育方面的乡规民约；也有官府的各种文告.属于官府档案的鱼鳞图册、黄册等,也有不少遗存.尽管其他地方也有文书档案被发现,并为史学界所重视,但它们“或数量有限,或种类单一,或仅为某一朝代的,在量和质的方面都难以和徽州文书档案相比” （栾成显． 徽州历史文献与中国史研究． 徽学． 第二卷）.这些文书档案具有“启发性、连续性、具体性、真实性和典型性的特点”（周绍泉． 徽州文书与徽学．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年１期）,从而拥有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由于古代徽州人重视教育,在明清两代刻书业又非常发达,典籍文献（包括刻本和抄本）的留存也大大超过其他地方.例如,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新安名族志》里,就收录了此前徽州人的著述４００余种.明清两代,从事著述的徽州人更多,所留下的典籍文献当然也更为丰富.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徽州文献综录》课题组的调查,见于公私目录收录的徽州典籍文献约９千余种,现存的徽州文献约４千余种.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均为丰富.一个地域有这样多的典籍文献,同样是少有的现象.

古徽州的谱牒文献同样极其丰富.冯尔康主编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录的徽州家谱就达７００余种,那只是收藏于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不完全登录.根据近年来我们对徽州谱牒文献的调查,徽州的谱牒总数当在１５００种左右.以年代而言,宋、元、明时期的徽州谱牒保存的数量也超过其他地区,国家图书馆收藏善本族谱４２７种,徽州族谱就占了一半以上.

与文书和文献遗存的丰富相得益彰,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历来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它的地面又保存着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仅黄山市就有５０００多处.这些物质文化遗存为我们了解古、近代徽州进一步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它们和大量留存的徽州文书、族谱、典籍文献相互印证,构成了研究古、近代徽州乃至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最丰富也是最直观的标本.

各种类型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没有这些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我们对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认识就缺少根据,我们对徽州商人在中国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也难以有深入的了解,我们更难以复原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生活实态.因此,徽学赖以成立的基础,不是作为地域的徽州的存在,而是徽州保留的如上所述的极其丰富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没有大量保留的文献与物质文化遗存,徽州就和其他缺少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的地域一样,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不能成为一个学术领域乃至一门新的学科.

徽学的研究对象

徽学到底以什么为研究对象?

徽学是以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吗?如果是这样,徽学就是纯粹的地方学或“地域文化学”.中国地大物博,在中华大文化的影响下,各地有各地的地域文化.不错,徽州的地域文化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试将徽州和苏州、杭州做个比较,苏杭的历史文化内容不也异常丰富,成就异常辉煌吗?特别是苏州,是明清国内经济最先进的地区,物产丰富,商业繁荣,人文荟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徽州,国内外以苏州为课题的作者及其著述,亦不在徽州之下,可至今为什么没有被称为‘苏学’或‘苏州学’的学科呢?”（周绍泉． 徽州文书与徽学）如果仅仅以一地的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徽学的价值将等同于一般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果与具有民族或边疆意义的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则更为逊色,也就根本不可能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徽学是以经济史为主要研究对象吗?不错,徽商曾经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商帮,但它不可能构成中国经济史的全部.徽州文书中也有不少经济史的资料,它们或许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特别是民间经济运行的历史面貌,但同样不能反映整个中国经济史的面貌.

徽学是以社会史为主要对象吗?那么它和社会史有什么区别?大量的徽州文书无疑记载了明清时期徽州下层社会的历史信息,从民间的经济运作方式,到民间宗族社会的结构形态、民间生活习俗,乃至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等方面.但是,它们也决非中国社会史的全部,更何况它们只是一地的民间社会状态的记录.

徽学既然以徽州文献、文书和地面物质文化遗存为基本依据,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徽州区域的历史文化；第二,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文化.

徽学研究的对象与中国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对象不是等同的.一个地域的文献与物质文化遗存再丰富,也不可能构成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基础.一个地域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它们首先直接反映着该地域的的历史文化.徽州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这么丰富的文献、文书和物质文化遗存,首先说明了它的区域文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近年来,对于徽州文化已经有了分门别类的、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如徽州商帮、徽州宗族、徽派朴学、徽州教育、徽派建筑、徽州村落、新安医学、新安理学、徽州民俗、徽派版画、新安画派等等,这些领域无疑都有其独特的区域文化特点,但对它们的认识,也无疑依赖于大量的徽州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例如,正因为徽州留存有数量众多的族谱和祠堂,才提供了研究的依据,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地方的宗族曾经是明清社会结构的重要形式,较之其他区域,显得更为突出.正因为徽州文献里记载了大量徽州人重视教育的信息,我们才可能梳理徽州区域的教育历史,可以统计历代徽州的书院数量,可以寻觅到徽州人高度重视教育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阅读到徽州人发展教育的操作方式.大量留存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使我们直接认识到徽州区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性.这大概也是长期以来把徽学等同于徽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因.

但是,徽州区域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更广阔范围的中国历史文化.

首先,徽州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弥补史料缺失的价值,它们或者可以提供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历史文化面貌的新视角,或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其他文献（包括其他地域文献）未曾反映的中国历史文化面貌.徽州文献中大量的文书档案,既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徽州的生活实态,也为我们考察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例如,由于大量的家谱中都有对徽州商人的记载,就使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徽商在明清中国商业市场上的活跃状态,包括他们的经商区域、资本积累的方式、与两淮盐业的关系,等等；一些徽州文书中也反映了他们的经营方式.此外,徽州文书档案所反映的明清土地制度、明清户籍和赋役制度、下层社会的买卖和借贷关系、婚姻和人口情况、民间生活习俗等等,都是极其丰富的历史面貌,有的是徽州所独有的,有的则具有普遍性.在利用徽州文书档案认识封建社会制度方面,栾成显的《明代黄册研究》堪具代表性,该书以安徽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明代黄册底籍和草册为主要资料,对作为“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几项基本制度”的黄册制度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得出了可信的结论.由此可见,徽州文书档案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认识,它们还可以提供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认识.

徽州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样具有超越区域文化层面的价值.现存的徽州村落里,还保留着为数不少的明代民宅.它们的建筑规式和风格,反映着明代建筑的水平和特点,从而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早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张仲一、刘敦桢等建筑史家就予以重视,并进行了研究（参见张仲一． 徽州明代民居． 建筑工程出版社,１９５７）.

其次,徽州区域文化是中华大文化中富有典型意义的标本.如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样,一个区域的文化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细胞,或者说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早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胡适就提出了“小绩溪”与“大绩溪”的看法,徽州区域文化与中国文化是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的.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读书士子入朝参政,徽州的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既给徽州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同时又把徽州文化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参与到中国大文化的循环中.徽州文化与中国文化是大文化与小文化的关系.对徽州文化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他区域的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

进一步看,徽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典型性.除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化特点外,自宋代以来,徽州是理学传播的重要地区,由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就在徽州,徽州人对理学的信奉超过了其他的地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其背景之一就是商品经济的活跃,而徽商正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徽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促进了徽州在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明清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

再有,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反映了徽州民间社会的生活情状,它们虽然具有徽州区域的特点,在其他地域史料缺失的情况下,却不妨视为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生活实态.因此,徽州文化既是区域文化,又可以为考察中国文化提供大量的实例,从徽州文化中,我们能够寻找出中国文化的很多重要特征,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的问题.

关于徽学研究超越徽州区域文化的意义,我想引用瞿林东先生的的话作一总结.他说：“首先,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对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对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面貌、文化特点、民风民俗等方面作生动、具体的揭示,使人们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建立在更接近于真实的基础上.同时,这一认识必将有助于人们对于在同一时期之内与该地区相邻近、相联系之地区社会历史面貌的研究.并进而在更广大的地域范围内获得对于历史之相同或相近的认识,从而在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中提示历史的真相.这在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其次,这一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使各方面的诸多成果逐步从事实描述的层面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从局部的认识不断走向综合的认识,揭示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的人们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社会交往、家庭结构、宗族关系、伦理范工、道德情操、理想追求、艺术创造、审美特点等种种表现及相互关系,从而认识人们是怎样在创造着历史,又怎样受到历史的推动和局限.这些理性认识,不仅对于说明、解释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对于今天的人们无疑也有许多启示,从而在扬弃中继承优秀遗产和优良传统.”（瞿林东． 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徽学． ２０００年卷）

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仅把徽学或徽州学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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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首批批准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正是按照上述对徽学的理解,近５年来,我们所确定的学术思路是从挖掘和整理徽州大量的历史文献做起,我们认为这是徽学成“学”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在基地重大项目的设立上,我们确立了《徽州文献综录》、《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理》、《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和研究》等项目,这些项目对徽州历史文献和文化遗存作了摸清家底的工作,其成果将陆续问世,也将为从事徽学研究或者期望利用徽州历史文献的研究者提供比较全面的资料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们选择重要的徽州文献加以整理,被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和工作委员会立项的《徽学研究资料辑刊》已经出版《新安名族志》一种,年内还将出版《太函集》、《新安文献志》等数种.至于史学界所关注的徽州文书,我们也已经着手选择归户性很强的一批文书予以影印出版,以方便学者的使用.在艰苦地开展这些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就徽州地域历史文化和利用徽州历史文献审视明清历史文化方面推出了部分成果.２００４年,我们围绕徽州宗族和中国宗族社会的主题,召开了专题学术研讨会,赵华富教授积累了１３年的《徽州宗族研究》一书也终于出版,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复制徽州家谱３００余种.我相信,遵循这样的学术思路,扎实地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徽学的学术大厦将会像敦煌学一样,真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