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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性和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学术研究既需要学问的积累,也需要思想的创造.尤其是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能够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乃至世界的“故事”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道路的探索,实则就是思考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贯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思考学问家与思想家、理论家与实践家、“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 ：学术研究；学术性；思想性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11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理论人才,创建了一批结构合理的学科理论体系,等等.仅从量上来看,我们似乎进入到了学术理论强国行列.但严格来说,我们尚未打造出能够讲述中国人自己“故事”的学术话语体系,尚行走在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路上!
如何摆脱这一似是而非的尴尬局面,并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找到新的出路?在我们看来,可行的路径之一就是贯通学术研究的学术性与思想性.
学术性和思想性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没有学术性的学术,只能是一堆无根且无所承载的“朽木”；同样,没有思想性的学术,只能是概念的堆积和理论的框架搭建的缺乏灵魂的“骨肉”.因而,学术研究既需要学问的积累,也需要思想的创造.尤其是在“学术凸显、思想淡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能够以中国人自己的话语讲述中国乃至世界的“故事”的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未来道路的探索,实则就是思考学术研究中的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贯通问题,具体言之,就是思考学问家与思想家、理论家与实践家、“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一、历史变革中的学问家与思想家
在“贞元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针对为何将自己的“理学”称之为“新理学”问题,哲学家冯友兰曾强调,“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理学以来底理学,大有不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由此,他提出了学术研究的“接着讲”和“照着讲”的原则.所谓“照着讲”就是规规矩矩的、原原本本的讲“史”,就是前人说了什么,我们忠实地将其说出来,阐发和揭示出来；所谓“接着说”,则是要求在前人的已有见解上,说出自己的见解、思想以及看法.冯先生的此番言论对我们今天开展学术理论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奠基在以往的学术传统基础之上的.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经历“照着讲”的阶段.“照着讲”的必要性在于,它能最大程度地使研究者在历史的视域中忠实地继承以往的学术思想,由此实现学术理论的积累和传承.在这个意义上,“照着讲”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只有在“照着讲”的过程中,研究者才能看到概念、理论、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从而洞察到学术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其思想演变的规律,并由此探索学术创新和发展的道路.譬如,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对康德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著名哲学史家郑昕曾指出,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叶秀山亦是强调,在西方哲学的学习中,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是我们绕不过的“三座大山”.原因很简单,当我们审视康德与西方哲学、乃至人类思想史研究的关系时,不难发现康德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康德的时代,其所面对的主要是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二元对立所导致的整个形而上学的危机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开宗明义地提出：“人类理性在其知识的某个门类里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它为一些无法摆脱的问题所困扰：因为这些问题是由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来的,但它又不能回答它们；因为这些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一切能力.”因而,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并由此重建形而上学构成了康德哲学的总问题.在他看来,纯粹理性批判,不是对某些书或者或体系的批判,而是“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是就一切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追求的知识来说的,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进行裁决,对它的根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由此这一批判的核心就在于,对人自身的理性进行彻底地审视和考察.康德这种对人的理性能力的透彻分析.最大程度地揭示了人的能动性,由此确立了人自身的价值.质言之,他给人以尊严.正是由于康德的这一理论贡献,今天我们回头去阅读康德,就不再是单纯的概念梳理和理论盘点,而是对人类发现自身的思想逻辑的追溯.也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站在思想史的高度和历史的制高点上看待问题,并进而实现学术的创新.
但是,仅仅停留、固守于“照着讲”的学术研究范式,是无益于学术创新,更无助于人类实现对真理的追求的.因而,我们还必须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从“学问家”转向“思想家”.
学问家和思想家,其实并不是简单的称谓问题.本质上它代表着不同的学术研究方式和范式.学问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往往固守专业领域,以思辨的概念和抽象的理论为内容进行专业的研究.思想家,则是在思想资源积淀的基础上,不仅对本专业领域的问题,而且对跨学科的问题有着深入研究；不仅对学术理论层面的问题,而且对现实社会中诸多的公共性话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也就决定了,真正的思想家,应该是有着专业学术背景的、强烈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者.这也许就是很多思想家注重“一纵（史）一横（原理）”研究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在“纵”和“横”的交叉研究中.才能找到思想创新的兴奋点和突破点.
所谓“纵向”的学术研究,通俗地讲,是指对一种思想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研究,它的目标在于,揭示出思想在“历史上”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脉络,由此勾勒出思想发展的“路线图”.这种研究更多地呈现为“以学术问题为中心”的思想探索.如,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对人性善恶问题的思考就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孔孟主张人性善,荀子主张人性恶,也有人主张人性不善不恶,甚至还有人主张人性既善又恶.而从善恶的根源来说,有人主张后天污染说,也有人主张情感说,还有人主张气禀说.这样对人性善恶的问题,从一个“纵向”的轴线铺展开来,可以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人性善恶理论变迁和思想跃进的轨迹,对人性问题有更深层的把握.正如徐复观所言：“一个东西的深度与厚度,是在长期历史中酝酿出来的.”但是,仅仅做到这点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在“横向”的层面着力. “横向”研究最大的特色在于,它是在比较的视野中思考问题.依然以人性问题为例.关于人性善恶.通过中西比较可以发现两种文明的相同之处、相异之处,以及产生异同的根源何在,其对各自的文明产生了何种的影响等等.或者还可以在不同的思想家之间进行比较,如在宋明理学那里,周敦颐、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各自的思想,如何通过比较彰显出思想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勾勒出宋明理学人性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横向”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思想创新的关键在于“纵向”与“横向”的立体建构.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别或许就在于能否把握到这点.当然,这种学术研究的立体建构不仅来源于“纵”与“横”的思想史处理,深层的还体现为对现实的关照.这点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详尽阐释.
任何理论只有在不断创新中才能彰显自身的生命力和价值.对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学术研究来说,我们既要重视“照着讲”,也要关注“接着讲”,更要打通两者之间的鸿沟,集“学问家”与“思想家”于一身,逐步从对他人学术思想的依赖中解脱出来,实现对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自觉表达.
二、时代变迁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包括马克思在内,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都将这一信条贯彻始终.在思想斗争领域,他们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革命实践领域,他们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甚或亲自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并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理论,在理论研究中总结和凝练实践经验,从而真正做到了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有机统一、理论家与实践家身份的有机统一.就像拉萨尔所评述的,“只要实际行动的时机一到,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就定会心甘情愿地搁下笔来,不再写他所知道的事了”.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不仅仅是思想的“巨人”,也都是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领袖”.它启示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研究者,应当立志成为理论家和实践家.
那么,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人如何成为一名实践者?弗梅林1918年撰写的《马克思传》中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同样无疑的是,在他身上,作为战士的一面是永远胜过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因为,马克思认识到既要钻在书斋中进行纯粹理论思考.更要在理论的斗争革旧的思辨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理论,探索包含着现实维度（反映时代精神和民众诉求、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新理论.在这个意义上,倡导做学术理论研究的实践家,并不是让研究者去“做”或“干”某个具体的活（如做砌墙、开汽车、做家具等）,而是要以实践的观点看问题.
以实践的观点看问题源于学术研究的根本旨趣.亚里士多德说：“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倘若这里的“哲学”可以用“理论”来替换,那么,可以这样说,“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理论思考”.这种对事物及其现象的“好奇”包含着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的思考,对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和预测,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学术理论研究本质上并不是“空想”的结果,而是基于现实的理论思考.一切真正的理论都是最关注且最深刻地反映现实的.这决定了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能只做理论家,更要做实践家,不能单纯地以理论的方式思考问题,还要以“实践”的观点看问题.要以学术理论的发展传承人类文明,使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更有意义.横渠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乃所有学术之灵魂、学者之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发展必然而且应当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实践.
以实践的观点看问题,意味着要结合时代的变迁,关注大众的诉求,对社会转型中所遭遇到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的把握和关照.以优秀的理论指导实践的发展,在实践的发展中丰富理论内涵,推进理论创新,使理论真正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
以实践的观点看问题,意味着在学术研究中,学者不仅要有“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个人追求,还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实践精神,具有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上很多大学问家、思想家,都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实践家和革命家.马克思正因为心系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才坐在大英博物馆展开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写下了作为“完整艺术品”的《资本论》.因此,只有心念苍生,才能挺起学术的脊梁.
在这个意义上,做超越学问家的思想家.实则是做实践家,就是以实践的观点看待问题,就是以促进人民的福祉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的使命感来从事学术研究.这样的学者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单纯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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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三、在思想前提批判与现实关怀之间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植根于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和历史境遇.因此,思想家同其所生活的时代紧密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秉承“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治学理念,志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信念,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思想以及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华民族生存的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双重任务,中国知识分子殚精竭虑,成时代之先锋.
今日中国,国泰民安,且不说时局的安稳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好的政治环境,单就是物质条件和制度条件的充分具备也使得学术发展成必然之事.交通的便利、电子设备的发明、信息化技术的普及等,都使得原来诸多不可能之事在瞬间成为可能.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知识产生方式和文明传承路径的巨大变革.这既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也对其构成了挑战：一方面借助网络,人们可以收集大量有用信息,另一方面却动摇了传统研究者的合法性.学者、专家似乎不再成为人们崇拜的“学识渊博”之士,“网络”成了一切知识的源泉,以“网络为师”逐渐成为时代的趋势.因此,在网络化时代,如何回应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不仅关乎当下学术研究的发展,更关乎未来学术研究的走向. 在我们看来,当代学术研究之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研究者秉承反思批判精神,投身火热的现实生活.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做引领和塑造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
反思批判精神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之一,它在本质上规定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对思想前提的反思批判中,人们重新对问题加以审视和判断.并由此为人类发现真理和追求自由,求索美好的生活规划出新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反思批判所提供的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思考和反思问题的思维方式.“在所有的文明之中,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从根本上规定了他们所发展出来的社会实践.”因而,从根本上讲,一切变革都根源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哲学社会科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理论家们在思想的碰撞与交锋中为人类思考历史与未来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为改变世界提供思想的武器.以西方哲学史上久负盛名的“思想的客观性问题”为例.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认为,“思想的真正客观性应该是：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应该说,较之于康德对思想客观性的唯心主义把握,黑格尔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有着清醒的认识,“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反对思想、观念、想法的统治,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即按照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言的思想的客观性,实则是观念赋予自身以真理性,反倒忘记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因而,不是观念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观念.正是这种基于思想前提的反思批判,才真正洞穿了“意识的内在性”,拨开了笼罩在思想客观性问题上的“迷雾”.由此,马克思为人类提供了变革世界的新思维方式：实践的思维方式.
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在现实面前,理论才能在反思批判中彰显其存在的价值.因而,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固守已有的理论和成就,而是要在对问题的反思批判中开拓思路,寻找思想创新的路径.这就要有一批具有反思批判精神并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重大问题的知识分子.在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社会需要的不再是只顾学术积累,而全然不顾思想创造,只是简单地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而是能投身实践抑或是具有实践情怀,并在历史的洪流中以理论的方式来关注问题的知识分子.萨义德（Edward W.Said）曾认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被记录在案并无所遁形.”这决定了,当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必然是思想者和实践者.
萨义德曾不无担忧地指出,“当今世界更充满了专业人士、专家、顾问,总之,更充满了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其心力提供权威,同时获取巨利.”因而,要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做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真”知识分子绝非易事.它要求知识分子首先必须要坚守道义,自觉到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孟子曾云：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夺也.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应该心怀黎民百姓,向往美好的事物,追求“真善美”,并由此为人类的未来开拓出新的疆域.
纵观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从误认“上帝创造历史”到觉悟“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近代以来,伴随着人自身的历史的发现.人类开始逐渐摆脱“神”的启示,依凭自身的理性来把握一切存在,在反思批判中探寻人类未来的新道路.在这当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真理的唯一掌握者,而是表明,在掌握已有人类历史和知识的基础上,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和历史制高点上来审视在时代变迁中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更应真实地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审慎地审视时代的变迁,切身地体会人间之冷暖,以己之力为时代贡献力量.
在上述意义上,要真正实现学术性和思想性的贯通,必然的道路只能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从学识渊博的传统学者逐渐转变为反思时代问题并进行思想创造,承担历史使命,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
曾经,面对中国目前哲学研究的现状,吉林大学高清海教授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的哲学研究存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缺乏应有的自我创造,失落了我们的“哲学自我”.高先生的话虽然是针对哲学学科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依然对于学术理论的创新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术来说,寻找失去的“思想自我”,就是要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贯通中续写中国的现代性,就是抛弃那种不加辨别地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囫囵吞枣”以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方式,而在中西文明对话的基础上,注重学术积累,倡导公平对话,逐步形成具有自己理论特色、理论传承和学统的学术话语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等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要使当代中国学术不至于沦落为西方学术的“殖民地”和“跑马场”,就必须研究当代中国之“未竟的现代化”事业中所遭遇到各种棘手的问题.例如,社会公正的问题：制度建设的问题；社会治理的问题,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核心价值的引领问题,等等,只有在这些事关社稷和民生的话题的思考与解答中,当代中国学术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学术的研究者才能迸发出,才能为人们找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或许,我们今天意识到这点,已经代表着我们走上了探寻中国学术自我的新征程!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