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雄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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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陈英雄是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开创者,他的创作反映了原住民社会转型期的历史风貌,再现了原住民族丰厚的传统文化.陈英雄“非主体性”的写作立场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任何对陈英雄创作的否定与遮蔽,都不能完整地把握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生命形态,也不利于台湾原住民文学史的建构.

关 键 词 ：陈英雄　非主体性写作　台湾原住民文学　文学史

陈英雄,1941年生,台东大武乡排湾族人,族名谷湾打鹿勒(Kowan Talall)滗名鹰娣.1962年4月陈英雄在《联合报》副刊首发《山村》一文,其后又发表了《蝉》、《旋风酋长》、《觉醒》、《排湾族之恋》、《雏鸟泪》、《蛇之妻》、《地底村》等作品,1971年他将作品集结出版,名为《域外梦痕》.陈英雄60年代的出场曾引起了当时台湾文坛钟肇政、林海音、卢克彰等人的关注,后“迫于生活”而辍笔,上世纪90年代重又拾笔,零星创作了《难兄难弟》、《咆哮大地》等作品.陈英雄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后第一位用汉语书写的台湾原住民作家,同时也是第一位出书的台湾原住民作家.1965年钟肇政主编《本省籍作家作品选集》时,将陈英雄的作品收选其中,并撰调其创作“成就弥足珍贵”.上世纪80年代后,莫那能、田雅各、瓦历斯诺干、夏曼蓝波安等一批作家登上文坛后,随之而起的原住民文学成为台湾文坛一股令人瞩目的创作潮流.台湾原住民文学也被学界和批评界视为“90年代台湾文学最耀眼的成就”,“已经构成台湾文学的重要部分”.然而文学界和评论界对原住民文学的关注似乎只集中于80年代以后的作家作品上,对此前的作家创作并未给予充分地关注.与绚烂至极的后来者相比,陈英雄及其创作却显得极为落寞.卑南族研究者董恕明甚至在研究中指出：“他个人的写作,并未形成如今日.年代台湾原住民作家、学界和出版界所共同创造出在创作、评论与出版发行的‘蓬勃’气氛,故于此暂存而不论.”从“弥足珍贵”到“存而不论”,短短几十年时间,陈英雄的文学命运从浪尖跌至浪谷.

乡土社会的批判者

对作家作品遗忘、漠视与遮蔽,会导致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缺席或死亡.但故意的回避却又恰恰证明了一个作家曾经鲜活地存在过.陈英雄的文学创作之所以被后来者诟责或存而不论,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创作不同于80年代后原住民文学所彰显的那种“主体性”写作立场,缺乏自觉地抗争强权政治和认同族群文化的民族本位意识.彭瑞金指出：“由于他的作品放弃了原住民或排湾族人文化的主体性,接受汉文化的价值权,若论及反映原住民社会、文化价值的正面、积极性,反而远远不如那些不具歧视性的、善意的非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任何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与现实发生思想碰撞的产物,都是作家主体精神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积极介入.因而客观世界的一切,诸如作家所处的物质生活环境、周围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风俗人情、历史传统、时代特点等都会在其创作中反映出来.如果时生变化,那么作家的书写语境、书写立场、书写策略等都会迥然有别.上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争取族群权益,批判黑暗现实和不平等的族群关系等成为原住民作家的书写重点,他们的作品也鲜明地流露出地控诉和高昂的抗争意识.同80年代的台湾原住民文学创作相比,陈英雄60年代的创作更多地表现出对乡土故园的审视与批判.陈英雄在《域外梦痕》出版后记中明确地表达出其创作动机,“对于一个出生在文化落后的山地人来说,写作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等愿先进们多多惠于教正,使自由中国文艺的光辉能藉着我的秃笔,照耀到文化落后的山地里去.”“文化落后的山地人”这不只是自谦,它意味着陈英雄对“山地”文化的批判与否定,同时也表明了陈英雄的创作立场和创作取向.抗战胜利后,台湾已经光复了；可是台湾山地的部落里,依旧过着被隔绝了的原始生活.从大溪站起,要步行四五个小时,翻越两重大山,渡涉数不清的山溪,才能到达土坂村.沿途悬崖峭壁、深涧巨壑,山径崎岖,古木参天,远近时闻虫呜兽哞,令人有如深入蛮芜之感.我晓得山地同胞有许多传统守旧观念,纠正这种错误观念是我们基层行政工作人员的责任.

青山秀水、石桥河畔、溪江轻舟、雾霭竹影的乡土世界,在现代乡土作家的笔下会是充满诗意和风情的世界.远古的神话、智慧的传说和迷人的风俗会是80年代后原住民作家致力追寻的文学之“根”.然而,陈英雄笔下的排湾族故乡却是原始的、封闭的和蛮荒的.险恶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贫乏的物质能力成为他对故乡的记忆.山地的“落后”是相对于平地社会的,也是相比汉族文化而言的.都市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乡村世界的“原始”、“蛮荒”也隐然地传递出陈英雄对现代文明的趋认.小说《高山温情》讲述的是两个排湾族青年卡拉拜和得勒山下山进行交易的过程中,误把官兵当作日本兵.卡拉拜在奔逃途中坠落山崖摔成重伤,但得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友好救助.故事旨在塑造爱民助民的国民党军队形象.小说《域外梦痕》讲述的是“我”到山地任职,和排湾族少女露亚娜产生了恋情,但受到了同样喜欢露亚娜的山地青年乌六的阻挠,在一次集体围猎中,乌六设计陷害“我”,危机关头,露亚娜挺身而出舍命相救,结果露亚娜落入神池.在陈英雄的笔下汉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到偏远山村的公职人员,都成了庇护者、拯救者或是原住民女性自觉追慕的对象.而“乌六”一样的山地青年却成了“卑鄙、凶狠的人,像他父亲一样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人.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迥异于80年代的原住民作家的,80年代“本土化”浪潮和后殖民理论影响下的原住民文学,把来台汉人描述为“殖民者”和压迫者,把原汉共同开拓的历史视为来台汉人对原住民的“殖民史”,其中的历史反差显而易见.陈英雄卑微的创作姿态,负面化地族群书写,遭致深具“主体意识”或“本土意识”作家的批判是不难理解的.

族群文化的书写者

如果我们要深度认识一个作家,就应该全面阅读他的作品.一叶障目不及其余,只会对一个作家的理解流于肤浅.排湾族的文化和它的历史苦难一样地恒久、古远.陈英雄作品集《域外梦痕》共收录了《高山温情》、《觉醒》、《域外梦痕》、《巴朗酋长》、《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旋风酋长》和《雏鸟泪》等文章.而评论者的目光往往只拘囿于《高山温情》、《域外梦痕》等少数几篇文章,而忽略了《巴朗酋长》、《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旋风酋长》和《雏鸟泪》等反映排湾族传统文化的作品.《巴朗酋长》是籍着神话来探求排湾族的历史起源以及族群兴衰的.《太阳公主》、《迎亲记》、《地底村》三篇文章则是围绕“哈斯术”讲述族群故事.《雏鸟泪》通过描述一个少年接受巴拉库湾训练的故事,告诉 人们巴拉库湾正是排湾族最富传统特色的文化之一.尽管置身都市社会,尽管展现了原住民文化相对落后的一面,陈英雄在对贫穷、落后的山地原乡频频回首时,还是透过文字展示出了排湾族的部落文化特色.陈英雄对族群文化的这种表现是自觉的,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他说：“曾几何时,听故事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可是那段温馨的回忆,却益加鲜丽地萦绕心头.因此,当我开始尝试写作的时候,便立志要将它们写出来,不计好坏,我要为保存排湾族仅存不多的传说而尽一点心力.”他在强调山地“文化落后”的同时,却又时刻地提醒读者排湾族是有文化的,并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风俗禁忌等,去引导读者去体会和感受原住民悠久的文化.

风俗是特定地域环境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最直观的外在形态,除了让读者领略了排湾族的“丰年祭”、“五年祭”、“出草祭”和“谷神祭”等以外,陈英雄还极力展现了排湾族这个“热情、和平而合群的民族”.《高山温情》借杂货铺邱老板之口,塑造出山地人热情、耿直的民族性格.《排湾族之恋》和《域外梦痕》中通过月云遁入空门和露亚娜神池殉情,展示了排湾族少女热情、纯洁和富有情义的民族形象.陈英雄虽然是用汉语文进行书写,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母族语言的运用,行文中他不自觉地嵌进音译的母族语言,两种语言思维和智慧的交汇与对撞,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凸显了文化的丰富性,文章因而显得“原味”十足.当后起的原住民作家在呼唤重构族群文化时,在60年代陈英雄那里早已成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美学实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所在,是承接民族过去与未来的脐带,保留文化就是保留族群的生命母体.陈英雄的创作无论是出于“尽一点心力”,抑或是“使自由中国文艺的光辉照耀文化落后的山地”的目的,他在客观上都扮演了一个本族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发出了台湾原住民“言说自我”的微弱声音.

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勃兰兑斯说过：“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霍加特说：“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其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我们只有把一个作家的作品还原至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解读,才能更本真地理解一个作家,才能看清他的文学实质.战后台湾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推行了“反共战斗文艺”,这种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成为战后台湾文学主潮,并对当时文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陈英雄的职业身份是,他深知“批评政府的下场是送绿岛管训”.客观地说,慑于政治淫威,他的创作无可避免地要迎合当局的文艺政策.《高山温情》和《觉醒》就是因其以“山地人”的立场阐释了“褒扬军民英雄事迹,以激励冒险患难、牺牲奋斗的精神”的文艺政策而受到青睐,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陈英雄的汉语文学书写之在一九六０年代的文学场域出现,主要的因素并不尽然是其作品的‘文学性’书写形式技巧,相当程度是因‘作者’的种族文化身份提供了、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加诸于原住民族‘平地化’、‘现代化’及汉化的社会想像轴线”,也是有所偏颇的.《高山温情》、《觉醒》和《域外梦痕》等创作显然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但陈英雄的一些反映排湾族文化,诸如发表在《联合报》副刊的文章,也显示出趋同之外求异的努力.陈英雄能在《联合报》副刊发文,也并非是他以“‘文化落后的山地青年’身份进行汉语的文学书写之举,隐微引起了具有汉族知识分子道德之心的卢克彰、林海音等作家、编辑的‘惊艳式’回应或‘赎罪’式回声.”其实《联合报》副刊时期的林海音是注意对本土籍作家培养的,钟肇政、钟理和、廖清秀和施翠峰等人都是经由她的推介而初次与文坛接触.因为这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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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完整的文化体系,只要我们不站在民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会发现文化本身没有尊卑高下之分,每一个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生命力,都值得我们充分地尊重.”“如果我们可以把文明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程度,那么,文明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的适应能力,是可以比较的,从而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排湾族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具有鲜明的族群特色.陈英雄所指陈的“文化落后”,我们认为不是对母族文化合理性的否定,而是指排湾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能力上的落后.在光复初期,台湾农村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物质贫穷、经济匮乏是台湾农村生活最切实的写照.但在战后经济主导之下,台湾快速迈向工业化进程,并创造了所谓“经济奇迹”.这种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影响都是至深且巨的.现代文明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尤其对闭塞的少数民族社会来说至今还隐隐作痛.如何面对现代文明的侵逼,这既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无法逃避的问题.从“五四”迄今,在文学史上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作家们在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蛮荒、我族与他族间的犹疑与挣扎,尽管他们手中高擎着乡土、传统和人性的旗帜,尽管对母族文化有着偏执式的怀恋,但他们的脚步最终还是朝着现代文明的方向挪动.不只是陈英雄,其时的台湾本土作家黄春明、七等生、陈若曦和李昂等人都敏锐觉察到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台湾传统社会的无奈、落后与软弱.即使在90年代,少数民族的作家面对全球化对母族文化的挤压,在与汉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参照视野中,也展现了母族文化适应现代文明的无奈与低能.如果说陈英雄的“文化落后”是一种否定的话,那么彝族作家吉狄马加更是表现出对母族文化批判之后的毅然决裂：“我看见一睹墙在阳光下古老／所有的谚语被埋进了酒中俄看见当音乐的节奏爬满羊皮/一个歌手用他飘忽着火焰的舌头/寻找超现实的土壤/我不在这里,因为还有一个我/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否定”是陈英雄在母族传统与都市现代的对话中获得的一种品质,它是排湾族文化对现代文明的痛苦适应,也是排湾族文化重建的前提和可能.60年代的台湾农村社会,农村的居民生活是非常寒伧而艰苦的,如果说对富裕生活的期待,是生活在传统中普通民众的本能要求,那么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则是陈英雄批判意义之所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处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自我民族的现实困境并积极改变之,这是勇气和 智慧.

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开创者

有人认为台湾原住民文学应该从日据时期开始算起,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台湾原住民文学应该以1984年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在《春风诗刊》发表诗歌为起始.对原住民文学的指认无论溯至日据时期,还是推至80年代以后,客观上都否定了陈英雄对现代原住民文学的奠基性作用,也屏蔽了他在原住民文学史上开创性地位.尽管日据时期邹族的吾雍雅达乌犹卡那(高一生),以及战后卑南族巴恩斗鲁(陈实)、巴力哇歌斯(陆森宝)和阿美族的绿斧固悟登(黄贵潮)等人也进行了简单的文字书写,但我们认为陈英雄应该是现代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真正开启者.因为陈英雄是在台湾结束殖民统治,回归祖国怀抱,民族获得解放与自由的背景下,使用祖国汉语文进行创作的.尽管他的写作艺术尚嫌粗糙,尽管他更多地展示出乡土社会的荒凉与悲哀,但他的创作具有了山海文化经验和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样式.我们不能以为所有的文字书写就是文学,雍雅达乌犹卡那、巴恩斗鲁等人所作的那些用以传唱的歌谣词曲,其文学的审美艺术性是缺失的.因为文学是情感性想象展示生命之美的艺术思维,它“不仅是形象的艺术、情感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现象,它蕴涵着时代社会或明晰或模糊或先进或滞后或平实或超越的种种精神走向.”

80年代后,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重新分配的争斗中,原住民族成为“关键中的少数和少数中的关键”,文化弱势的原住民族也因此以文化先锋和文化主体性姿态进入历史视线,文学事实上沦为原住民族利益诉求和族群政治斗争的场域.原住民文学主体性的创作姿态以及民族启蒙和文化救亡的历史使命,新生代作家的敬而远之,都让陈英雄感受到了一种压力.重压之下,他对自我创作也表现出了“昨是今非”的态度.2003年陈英雄的《域外梦痕》重新出版,但这次再版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陈英雄重版时将《域外梦痕》更名为《旋风酋长：原住民的故事》,从“域外”到“原住民”,命名方式不仅深富时代性,同时也更具主体性.在再版序文中陈英雄写道：“当然,对一个当时仅受过初中及一年教育的人来说,写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非常感谢‘啊达喔刺麻斯’(排湾族语,意谓太阳神),让我在邂逅了当代作家芦克彰及钟肇政先生,使我在文艺的王国跌跌撞撞的时候,有他们适时的扶我一把,成为台湾原住民当中第一位出书的文艺作家！”“犹记山文完稿后,芦克彰先生帮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联副主编林海音女士,芦先生深知林主编的编辑方向的,就让我抄下如文的一封信,附在山文一并寄去！”同《域外梦痕》的后记相比,陈英雄对两个方面作了强调,一是强调自己是“台湾原住民当中第一位出书的文艺家”,另一方面强调了那封饱受批评,写有“使自由中国文艺的光辉,照耀到文化落后的山地里去！”的那封信出自芦克彰之手,并非自己的本愿.由“我”主动说到芦克彰让我说,我由主动变成了被动,陈英雄明显在为自己作历史的辩护.“第一位”的刻意强调表明了陈英雄不希望自己在原住民文学中缺席,希望能够获得历史的尊重和地位.

作为较早地由部落移往城市的原住民,陈英雄的城市生活经验让他深刻感受到城市与部落之间的差距.当他站在城市文明的高度,以一个“城里人”的眼光去回望故乡时,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这样的角度会影响他对乡土故园的感受和评价,让他的笔下多了些“荒芜”之感,少了些诗意之美.作家在表现乡土世界时,他的内心是复杂的、矛盾的.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从鲁迅到莫言和贾平凹.寓居都市的他们在描写闭塞的乡村世界时,所表现出来并不都是“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世界,更多地抒发出一种爱恨相织的情愫.他们在骨子里是爱着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然而故土深情在他们具体创作时有可能变成了对于劣根的追问.陈英雄对部落世界也是恨爱交加的,但是与80年代以后原住民作家对山海世界所表现出近乎偏执的爱相比,其间的创作差异是显见的,而这一差异性恰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原住民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风貌.陈英雄不需要以“昨是今非”的态度去寻求理解与认可,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曾经真切地为逝去的时代作了历史的注脚.

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为陈英雄“平反”,而是去探寻原住民文学的早期创作的形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陈英雄的存在有他的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我们不能无视他的历史存在.他让我们看到一个弱势民族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卑微身影和艰难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族群传统文化的恋眷.历史的变更、时间的消逝,我们可以对他及其作品进行无尽地阐释,但他的文学存在是不变的.尽管是雏莺初鸣,但陈英雄开启了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创作之幕,他对原住民文学史的意义是不能抹杀的.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努力是不应该淡出我们视线的,文学史应该给予其公平的注视.文学史是有力量的,任何刻意无视或遗忘都会导致陈英雄在台湾原住民文学史上的死亡,也不利于我们对原住民文学生命形态的完整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