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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有两个派别：暴露派与歌颂派.一个要揭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一个要歌颂光明.这两条文学路线的分歧,在上海革命文学运动中就已存在.这就是主张直面现实人生的鲁迅与重于阶级意识宣传的“革命文学家”们的矛盾所在.延安文艺论争,实际上是上海文艺论争的继续.但在“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下,暴露派受到了批判,歌颂派得到了重用.而这个原则给文艺事业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值得认真总结.
关 键 词 ：延安文艺界,暴露派,歌颂派,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1979年,复出之后的周扬在接受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的访问时,曾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文艺界作过这样的追述：“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①
这段话,既点出了两派对立情绪的历史渊源,也说明了他们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所在.大概是避嫌之故罢,周扬并没有对这两派的文艺主张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虽然,在语气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自得情绪来.
历史研究的任务,不仅是要客观地描述当年论争双方的分歧所在,而且还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为此后的实践提供教训.这样,分析历史论争的是非,就不是纠缠旧怨,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一、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延安文艺界的分歧,不自1942年开始,而是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等地的一些作家陆续来到延安之后就存在的,它是过去十年间左翼阵营文艺论争的继续.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了总结左翼文艺运动的经验,解决文艺观点的分歧而召开的.
所以,要分析延安文艺界的分歧,还得追溯到过去十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论争.
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大约在1923年前后就开始萌发,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和1930年以后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出马便以鲁迅为主要批判对象,而鲁迅也毫不退让,奋起还击,形成一场热闹的“革命文学”论争.过去文学史家们总结这场文学论争,大都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宗派主义着眼,指责他们看不到鲁迅在“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中的作用和价值.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却很容易掩盖掉双方在文艺主张上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
创造社、太阳社是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来看待文艺问题的,他们强调“普罗意识”的作用,甚至提出要做普罗意识的“留声机器”,还强调描写工农的斗争生活,提倡文学的“超时代”性；而鲁迅则要求文艺面向现实,正视现实中的黑暗面,要求作家对压迫者发出抗争.他批评“革命文学家”们“畏惧黑暗,掩藏黑暗”,“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并讽刺道：“恭喜的英雄,你前去罢,被遗弃了的现实的现代,在后面恭送你的行旌”②；他指责他们,“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③.
后来虽然停止了论争,成立了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那是因为高层领导人看到鲁迅的力量,用他这块招牌来扩大左翼文艺的影响,所以下达指示停止对于鲁迅的攻击,而创造社和太阳社中的党员,则是出于组织观念,同意联合,遵鲁迅为盟主,于1930年3月2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在左联内部,有些人就对鲁迅不断施放冷箭,使他需要时时防着身后,只能横着身子作战,感到分外吃力.
左联时期鲁迅与那些“革命文学家”们在文学路线上的分歧,大致可以从1931年写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看得出来.那时有两位青年作家沙汀和艾芜,正在学习写作短篇小说,但是,他们对自己所写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的弱点和“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的题材有无时代价值,产生了疑问,于是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疑惑,显然是受到左翼文坛流行理论的影响.这种理论,要求作家去表现工农的革命斗争生活,写出革命的英雄人物来.由于作家们并不熟悉这方面的生活,而那种左倾的革命鼓动也脱离了生活实际,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虚假的.鲁迅是脚踏实地的作家,当然不赞赏这种假大空的作品.所以鲁迅还是鼓励他们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他说：“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有力.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纪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也未必便是“正确”,所以鲁迅在劝他们写自己熟悉的题材的同时,又说：“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变,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鲁迅和左翼“革命文学家”们在文学路线上的分歧就在于：“革命文学家”要求作家们去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写革命的英雄人物,而鲁迅则提倡作家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不要去硬造那种突变式的“英雄”.这里包含着对文学社会作用的不同看法：“革命文学家”是从政治宣传的需要出发,用突变式的英雄来鼓动人心,而鲁迅则是从启蒙主义出发,所以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也就为日后的“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之争埋下了伏笔.
1936年的“两个口号”之争,表面上是政治路线的分歧,也有明显的宗派主义作怪,但实际上,也还是文学路线斗争的继续.“国防文学”派是从政治上出发,要求文学去表现“最中心之主题”,而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则只要求作家有基本上的抗日救亡的立场,而在创作上则不受题材的限制.他说：“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