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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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参与的神圣抗战,诚如在抗战开始时庐山讲话中所说,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抗战八年,举国上下,众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积极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另外一部分人则坚持办学,以另一种方式支援抗战.国立大学是南京大学等著名院校的前身,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她在抗日战争期间,远迁大西南,与全国民众同仇敌忾,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办学史.

自“八一三事变”开始以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大学就曾遭到过3次敌机袭击,大学本部、图书馆甚至附近教授住宅都遭到了炸弹破坏,造成5名校工死难.此时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是罗家伦,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也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校长.他在写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呈文中,力陈迁校,理由如下：

一、不必将3000以上教职员、学生置于易受及常受轰炸之地.

二、不必将价值四五百万之图书仪器置于同样之境地.

三、为教育效率计,应置文化训练机关于较安全地点,方能督促其加紧工作.

对于迁校地点,罗家伦也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地点比较安全,可任其展开及安置图书仪器,至少可作半年至一年之工作打算.

二、当地必须要有一定的高等教育基础,可以提供合作并且可以互相利用之师资设备.

三、交通比较便利,水路可以直达.

四、比较集中,便于对学生学问、思想、行动作切实训练与指导,进而树立抗战期间刻苦耐劳新学风.

综合各种考察结果,罗家伦决定以重庆大学所在地点为大学内迁办学地.教育部很快批准了迁校计划.罗家伦开始了全面迁校工作,他与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商定,货运按照资源委员会运价；客运按照南开大学学生票价,从南京到重庆统舱包括伙食费在内一共24元.除此之外,学生前往,按照大学津贴半价,只需12元即可到达重庆.另一方面,为了落实迁校事宜,罗家伦先后两次为商借重庆大学地皮及大学医学院暂借华西大学办学致信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去信得到了刘湘的积极响应,他对大学迁校至重庆表示热烈欢迎,并致电重庆市政府尽量为大学迁校提供帮助.

尽管罗家伦为确保学校设施人员安全殚精竭虑,但百密难免一疏.大学地质系在迁校过程中部分器具、仪器、标本受潮遭到损坏,总计损失照当时估价共约527,120元.比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战争影响,直接导致大量教职人员未能随校内迁,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因外籍教师较多,不能随同入川,不得不停办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学内迁后,一切尚未安排妥当,就遇到了棘手问题.因牙科专业教学器材无法运至重庆,又无法出资在香港购买,加之办学经费缺乏,直接导致牙科专业教师无法按计划授课,学生无法正常实习.为了不耽误宝贵光阴,牙科专业两个年级25名学生联名向校长罗家伦发出转学申请并以罢课方式进行抗争.此次抗争遭到了校方强硬应对.为首的学生被开除学籍,对其余二、三年级学生进行甄别,学科品行俱优良者,经甄别合格后,方准入指定院系年级,不及格者,以退学处理.对于愿意转学者,校方则答应斟酌之后,予以协助.

尽管处于抗战时期,办学条件十分艰难,但学生们报国热情高涨,学习刻苦努力.为了继续研究高深学术,他们向学校申请设立研究院,希望于当年正式成立.学生们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就业问题十分关心,希望学校负责介绍职业,学校应根据社会需要设法帮学生有用其所学的机会,而学校如果需要聘用各种职员时,须尽量优先聘任本校毕业学生.学生的倡议得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积极响应,教育部第一时间颁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研究生简章》,决定研究生院分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各研究所.在《研究生简章》中对入学资格、手续、学额、待遇、毕业条件提出了明确规定,只有在国立大学及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毕业生才有资格报考研究生,研究生学费及研究费全免,但膳食住宿费用自理.研究生必须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一、至少在本大学研究两年以上者.

二、有两种外国文考试及格者（应需要何种外国文,得由其指导教授酌定之）.

三、普通考试及格者（至少须研究一年以上）,始得报考.时间由其指导教授定之.

研究生在满足以上三项条件的同时,还必须由其指导教授呈荐于所属院系,再由该学系呈荐于教授会议申请毕业,学校才能发给书.

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并设立师范科研究所教育心理部,增设文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武汉大学农艺系并入大学农学院,相关院系师生均继续延聘容纳,医学院准许增设牙科专业,大学相关院系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研究生院的增设以及学生数量的激增使大学校舍极为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大学决定在磐溪建立分校,添建校舍,并将航空工程系迁往,同时推举卢孝侯、罗荣安、原素欣、高警寒四人组织委员会办理磐溪觅地建筑事宜,同时制定《大学分校章程》.

尽管大学迁到了大后方重庆,但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中依然不能幸免,罗家伦分别于1940年5月,1940年10月两次呈文教育部,分别就日机轰炸造成的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作了详细说明.

1941年6月,担任大学校长十年之久的罗家伦辞去大学职务,顾孟余取而代之,成为了大学的第六任校长.他上任后,恢复了内迁以来一直停印的大学校刊,登载法令、文告、校闻、规章、教育消息、学术通讯、演讲纪录、译著诗文等内容,校刊同时向各教职员及在校、毕业学生发出了征稿启事.与此同时,大学建起了出版部,节约了大笔费用.

但好景不长,由于大学校长历来都是特任官,顾孟余又一直担任部长以上特任官,但到大学任职时却降为简任官,因而他意志较为消沉.1943年初在训练团开会,要重庆各大学校长到会,他却只派训导长出席,对顾孟余有所责备.另一方面,大学食堂入不敷出,亏损500万元,但教育部只拨400万元,中间相差的100万元伙食费决定从每位学生身上扣除相应费用解决,此举遭到了学生的坚决反对,纷纷在食堂举行,影响了食堂的正常秩序,有些学生为逃避考试,也趁机起哄,种种因素使顾孟余愤而辞职.亲自出面两次挽留均未果. 就在此时,大学学子们因闻CC派主要人物吴南轩将来校继任,即以1500挽留顾孟余,他们兵分三路,分别至教育部、行政院和顾孟余家.但学生们的努力终究也未能挽住顾孟余,学生接着听说教育部长陈立夫将亲自出任大学校长,于是又出现了“驱吴拒陈”风波.最终在1943年2月召开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第60次会议上,批准顾孟余辞职,并决定行政院长兼任大学第七任校长,这样的结果可以说令谁也没有想到.

众所周知,曾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但他也短暂担任过大学校长却是鲜为人知,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除军事和党务院校之外的大学校长（非名誉职衔）.

虽然名义上出任大学校长,但并不负责实际校务,中大的校务全部由教育长朱经农负责.然而朱经农在学校日常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并没能享有绝对权威,常常受制于人.由于朱经农在高等教育界的根基并不深,且他的教育背景和仕途履历也与大学系统没有渊源,因此,在大学校内,“朱经农在声望和权势上的不足使自己无法顺利行使职权.当时在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校长坐轿四人抬（即教务、总务、训导三长和教育长）’,教育长是‘听由前面三人要怎样走,就怎样走,最没有主意’”.

担任大学校长时,为了维持学校稳定,将大学原来的校警全部换成宪兵警卫队,并派遣大量的“特务学生”、“职业学生”混在学生中.1943年3月4日,蒋校长首次来校视察时,身着笔挺的戎装.不少教师私下议沦：“这哪像一位校长,分明是一个三军统帅嘛!”此话很快传到的耳里.为了让自己的形象更为“儒雅”,接近知识分子,他再来学校时便身着便装.当政时喜欢对下属训话,他成了中大校长后,依然保留了这个老习惯.在他首次来校视察时,在校长室约集学校三长、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等50余人谈话.3月7日,又赴大学对全体同学“训话”,教职员学生3000多人提前在大礼堂集合恭候,讲话时间一个多小时,所有的凳子都被撤去,不仅是学生,而且教授也必须肃立倾听.自然,很多人对这种规矩以及很不满,后来干脆一走了之,纷纷“旷会”.1944年7月9日,以校长的身份亲自主持大学29周年校庆暨毕业典礼.典礼完毕后,拟亲自点毕业生的名,这才觉得情况不对,原来到会的毕业生还不到一半,不禁勃然大怒,拂袖而去.

抗日战争期间,大学较长一段时期供师生食用的是掺有砂子、细石子、稗子、稻子等杂物且又发霉的米,这种米做出来的饭被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长此以往,师生中对时任校长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有人暗地里开始了“反对蒋校长”的串联活动.为了平息学生的不满情绪,提出要与学生“共餐”.一日,来到学校食堂,因食堂内仅设有餐桌而无板凳,他便和几个学生围在桌边,在一声“开动”的口令后,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满满地盛上一碗饭,取一份菜,作立正姿势开始就餐.他一面吃一面问学生：“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同桌的学生回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连声说：“米质太坏,要改善.肉也太少,资金要增加.”那日,年已56岁的居然一气吃了三碗“八宝饭”.“职业学生”们大肆渲染校长与学生同吃一桌饭.就这样,一场潜在的学生运动就被“吃”下去了.

为了使大学的学生养成良好的尊师礼节,将在黄埔军校的校长风格用于大学,因此学校要求“见到蒋校长时,要立正敬礼”.某日,路过学校操场,见一群学生正在操场上打篮球,因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没立正敬礼,惹得他大发脾气.只见用手杖狠狠地捣了几下地面,大喝一声：“校长来了!”学生们都被这冷不防的叫声吓懵了,对着呆呆地发愣.而则笑了笑,转身离去,边走边讲：“玩去吧,玩去吧.”

担任大学校长不过短短一年半,对于他辞职的原因众说纷纭.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说因为当校长,“知道困难,就不再兼了”.时任国民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壮对这一举动很不以为然：“各学校校长之自兼,仍设教育长之类,原欲以其威望,易于治理,事实上因彼不能亲政,身任教育长者或则懦弱无能,一任其糟；或则以总裁为掩护而自私自肥.”

由于曾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培养了众多的黄埔系将领,这些将领均以“校长”之名称呼他,他也很喜欢这个特殊称呼.为了控制未来的国家精英,除了军事领域,又涉足教育文化领域,这大概是其出任大学校长的原因所在.

抗战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大学大力推行军事化管理,专门制定了《大学军事管理规程》,由校长兼任军事管理处主任,并设立战时教育训练委员会,辅佐主任办理一切训导事宜.这些规程对学生实行军事化管理,各项行动均有明确规定.如每周一上午9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学生以预备号声为指令,赴大礼堂按照队别座次入座,入礼堂后必须脱帽肃静端正就坐,不得谈笑耳语,并不允许出现萎靡不振状貌或中途退出.学生军训服装,分为冬夏二季,入学时由本校,其质料颜色式样必须依照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规定办理,受军事管理的学生,应随时穿着制服,并佩戴符号证章,在室外一律戴帽,室内一律脱帽,学生在军训时,必须和正式士兵一样,加着绑腿皮带.学生宿舍严禁损坏、遗弃、移置任何学校用具、公物,禁止存放一切违禁物品及烹煮食物,留外人住宿,或类似之游戏,不得有任意喧嚣、鼓弄乐器或任何妨害公共安宁之行为.规章中还对学生敬礼规范、操练要求、生病就诊注意事项等提出明确要求.

抗战时期,尽管大敌当前,但国民党对于爱国学生的革命活动依然采取压制策略.1939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给大学多次发来训令,要求校方秘密调查校内员活动,禁止进步学生奔赴陕北入学,严防学生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共同举行游行活动.国民党对于学生爱国行动的监视与控制对于抗战大局无疑起到了消极作用.

1944年8月,辞去了大学校长之职,代之以“名誉校长”的冠冕,校长改由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接任,他最终陪伴大学复校回到南京.8年重庆岁月,是大学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全校师生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坚持办学,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军,为抗战贡献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大学和重庆大学等校投笔从戎参加青年军的学生占在校生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从到国民党各个派系,均以大学为角斗场,安插本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台,上演了种种闹剧.但总的来讲,尽管条件极为艰苦,又受到战争影响,但重庆大学依然培养了各行各业众多人才,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重庆大学为实现中国抗战胜利,教育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将永驻史册.

作者单位：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五十四研究所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