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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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学观念.这个文学观念符合文学研究的内部规律,可以成为文学研究者的共同理念.同时,要发展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学科,要进行多民族文学理论建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创建与确立,将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

关 键 词 ：开拓 中华多民族　文学史观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学观念.但这只是一个文学观念,若让这个文学观念具有普遍意义,需要全面揭示其本质,丰富其内容.

一、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说,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事实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非仅仅是对费先生理论的注解,而是文学研究内部规律的必然走向.

这要从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方面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学(也可说是汉族文学)研究角度看.古典文学专家傅璇琮在谈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时认为：

所谓转型,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对古代文学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这是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在观念上的一大跃进.等转型期的另一表现,就是重视“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古代文学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当然要着力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等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期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

傅璇琮对80年代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结,说明学界开始侧重于“流动着的文学环境”,“客观历史的回归”,注意到文学研究要进行整体把握,要挣脱局部研究的局限性,进而从“历史――文化”人手,整体研究.持上述观点的研究者们的努力,说明他们在思考文学研究的本质路径时,在探寻着文学研究的方向.现在,学术界提出振兴国学,把文史哲一起考虑,实质上,也是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些观点的产生,都是在思考着文学或者说人文科学的进程.而这与民族文学研究者提出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认识,有方向的一致性.因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在整体把握文学的时候,在深入探究创作风格、文体代兴、文学思潮的时候,会自觉与不自觉地认识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意义.这一点上,近年成立的“中国辽金文学研究会”做了许多探索.他们从唐宋元与辽金文学关系角度,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赵维江主编的《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此外还有李炳海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杨义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还有一些学者的单篇论文也涉及到民族文学关系,如袁行霈的《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诸葛忆兵的《论北宋使辽诗》、陶新民的《略论多民族的融合与唐代文学的繁荣》等.可以说,无论是中国辽金文学研究会的集体攻关,还是李炳海、杨义、袁行霈、诸葛忆兵、陶新民等先生的个人努力,都在说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已经注意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意义.

另一个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50年代以来,提出并编写单一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至今已出版40多个民族的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二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编写综合性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至今已出版近20种著作.其中,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影响深远,目前是唯一的一本“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第三阶段,1990年代中期以来,编写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重要的著作是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刘亚虎主编的《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邓敏文著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尤其是《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是集体攻关的力作.这三个阶段,经历了单一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发展过程.应该说,民族文学研究过程符合文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以上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两个角度探讨,能够看出他们有着研究方向的一致性.通过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文学史上不仅存在汉族文学对各个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存在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对汉族文学“潜移默化式的或涓滴人海式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并非突兀,符合文学研究的内部规律.

二、

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需要汉族文学研究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共同认识到它的理论意义.现在,虽然有一部分汉族文学研究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认识到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方向意义,但还有为数不少的汉族文学研究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不认可这个观点或者认识不到这个观点的方向意义.我认为,有必要详细解读关纪新的一番话：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学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的文学应当是一个有机联接的网络系统,每个历史民族和现实民族,都在其中存有自己文学坐标的子系统,它们各自在内核上分呈其质,又在外延上交相会通,从而体现为一幅缤纷万象的壮丽图像.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进行单一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是在“内核上分呈其质”,进行中国各民族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是在“外延上交相会通”.这两种方向的研究都十分必要,不仅不矛盾,而且互相借助力量.“内核上分呈其质”有助于进一步从本质上建构民族文学关系；“外延上交相会通”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各族文学史.不过,各民族文学“外延上交相会通”是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打通这个领域,只靠一个方面的力量是难以取得成功的,这需要汉族文学研究者和民族文学研究者共同努力,两方力量紧密配合,从对方的视角中来审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进程.再者,文学发展的“共性――个性――共性”内部规律,也说明文学史上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单一民族文学,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交流中发展起来的.在同源民族分化之前的神话时代,产生了有共性特征的神话.比如,在东北文化区广为流传的莫日根(英雄)和莽盖(魔鬼)的神话,说明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形成之前,各个部落之间经过了不断分化、组合、迁徙、融合的过程,因此他们之间有了广泛的交流活动,这些共同的神话特征就说明这个问题.后来,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后,文学个性才稳定下来.不过,这个时期文学也还有局部的融合.再后来,各个民族问随着征战与贸易往来,交流就更广泛了,文学也就形成了新的共性特征.关于早期各民族间文学的融合,我们通过各个民族语言上的共性特征,就能清楚地发现他们很早就有密切往来,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也没有纯而又纯的成 份,在里面都会发现周围民族语言的因子.以上阐述,意在说明,文学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如果是在“密室”里,是绝不会形成今日壮观的文学.因此,考察文学,要充分研究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与融合.孤立地研究单一民族文学,道路只会越走越窄.

当前,各族文学研究已经深入,但中华民族文学“一体”建构尚未形成,这需要一切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不过,对什么样的学者可研究中华多民族文学,有学者持这样一种意见：“‘多民族的国别文学史’的建构需要少数民族学人的大力参与,需要能够在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自由出入的少数民族学人的出现.”我对这种观点只赞同一半,自由出入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学人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学人,还应包括汉族学人.这方面,许多汉族学人已经做出了成绩.我的观点是,只要没有学术偏见、坚持“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每个研究者都可以做出各自学术贡献.这位学者的出发点也许是说,研究“多民族的国别文学史”要懂民族语,而这只有少数民族学人可以做到.但事实上,懂民族语也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学人,许多汉族学人也学会了民族语,并在文学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马学良、张公瑾、季永海等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也有一些汉族身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他们也都做出了成绩.我认为,对进行“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者的民族身份不能限制.我们需要少数民族学人的研究,但少数民族学人的人数毕竟不多；我们需要懂民族语的汉族学人,但这样的汉族学人的人数更不多；这就需要我们把有志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汉族学人吸纳进来.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的文献材料用国际音标和汉语转写过来,这为汉族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与方便.“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巨大的工程,必须调动各方力量,而不应该有研究者的民族身份的壁垒.

可喜的是,我们“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已经受到汉族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出版座谈会上,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专家高度评价了《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意义,同时,谈到了对自己从事的学科的启发意义.因此,如何让更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方向的正确性,关键还在于我们研究的深入程度,如果能更多地拿出优秀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三、

要想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学科,以保持研究的长久动力.建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学科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专业的事情,也是汉文学专业的事情.这个学科建设的好不好关键在于两者整合的力度.

当前,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是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重镇,设有民族文学研究硕士点和博士点.可喜的是一些地方院校开始逐渐重视民族文学学科建设,比如苏州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设有民族文学研究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目前的问题是,这个学科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达到普遍性的程度,还有很多高校认识不到这个学科的学术增长点意义.同时,我们研究者自身对这个学科的方向也有重新认识的必要.这个学科名称可以明确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因为这既不同于汉族文学研究,也不同于各个单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是囊括了汉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各个民族的文学.因此,可以认为,在全国有中文系的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都可以开设这个专业.并且完全可以在中国文学专业基础上,开设断代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方向,比如南北朝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方向.这方面经验,我们该学习历史学科,历史学科在各个断代史上开设了民族关系研究方向.如果全国各个硕、博招生机构能够普遍开设这个方向,那么我们很快就能培养出许多人才,出许多科研成果.

建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这个学科,除了现有各个民族院校和科研单位要继续发挥作用外,我们还应该依托各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各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语言文学”,也该扶植“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这个学科.为什么要依托各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一是全国绝大部分高校没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在这些高校兴建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是不可能也是没必要的.二是我们建设这个学科目的是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体系,因此不该排斥汉语言文学,同时各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不仅不与“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发生矛盾,而且具有方向的一致性.三是各个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具有雄厚的科研基础,只要认识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很快能做出学术贡献.当前,一些高校中文系已经有了创新.比如,开设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清代满汉文学关系研究.有的高校还结合地域民族特点,开展区域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这些都会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学科”的建设.

四、

要想让“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念更坚实,还需要不断丰富这个理论.一些学者已经从民族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等角度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但我认为,从历史学、文化学角度探讨,才能更深入到民族文学研究的本质.

考察“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就要深入研究各个民族的形成与彼此交往的全部历史.只有在这个历史中,才能明晰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比如：在赫哲族文学中,说唱文学是一种多元文化结构.其史诗《伊玛堪》就受到突厥、蒙古、满族的影响.“从赫哲长篇说唱英雄故事的内容、主题、情节结构、主人公形象、同萨满崇拜的关系以及演唱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来看,它在三江一带的出现和发展很可能是受到突厥――蒙古文化影响尤其是十三世纪前后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蒙古各部中流行的说唱英雄故事影响的结果.”至于受满族影响就更不必说了,只要懂得赫哲族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这就说明,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发展都脱离不开它周围的民族.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必须要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交流情况.又如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与达斡尔族,这三个民族关系是很密切的,以至于清初,这三个民族曾被统一划为“索伦部”,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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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文学与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是互动关系,这个互动的本质是文化上的交流.关于民族文化互动,张维华、于化民说：

文化交流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就文化交 流的方向而言,从较高的文化向较低的文化流动自不待言,这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潮流,然而还有反向流动的现象,也是理应指出的.所谓反向流动,是说文化较低的民族某个或某些先进文化因素影响到文化较高的民族,改变和丰富它们的生活.只有同时在正反两个方向进行的文化交流,才是健康的、正常的交流.

文学史的一些现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文化对中原戏曲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让中国文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乐黛云说：“由于北方民族南下以后,整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人的生活、审美的印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文化氛围的改变,就会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可以说.这就是文化的动力.再比如扎拉嘎在研究中称“《红楼梦》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伟大结晶.等《红楼梦》既继承了汉族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融入了清代北京满族的文化精神,并由此吸收了满族古代的同样历史悠久的文化精神.满汉两个民族文化在《红楼梦》中的融合,不仅存在着形式的浅层面的内容,而且包含深层面的内容.”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而引起的文学变化或者产生的优秀作品,并不鲜见.另外,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文化交流.因此,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就形成了复杂的文化交流关系.梁庭望提出的“中华文化的四大板块结构”概括了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认为“四大文化圈以中原文化圈为中心,其他三个文化圈的九个文化区像九个互相套住的链环,自东北绕过西北、西南、华南直至华东.”这样一种文化互动关系,也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学.可见,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角度思考,能更清楚地认识多民族文学发展的现象.

总之,建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要建设全新的文学理论.没有发展的多民族文学理论,就无法深刻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因此,在积极探求书写“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时候,不要忽略了多民族文学理论建设.这个方面,我们的研究刚刚起步.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一部全面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著作.梁庭望曾提出要建立中国气派的民族文学理论体系,并构拟了理论框架雏形.在这些基础上,可供研究的范围还很广.这方面,我们既要认真研究各个民族的文学理论,又要认真学习汉族文学理论,多民族文学理论应该是汉族文学理论和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结合与发展.多民族文学理论来源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实际,反之,多民族文学理论又会指导多民族文学研究.因此,多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意义重大,应该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

五、

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作为学术方向不言而喻,问题是对这个研究过程如何落实.扎拉嘎说,要“将主要的力量集中在不同民族文学之间那些有联系的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之间的个案研究方面”.其实,说到底,首要的是要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只有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理顺、相关问题研究透彻,才能够顺利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民族文学与周边国家文学的关系.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民族大学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取得了一些成果.不过,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我们的文学研究能否有突破性进展,关键是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史观”的问题,可以说,不解决“文学史观”的问题,我们的多民族文学研究就会浮浅、就会乏力.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创建与确立,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它将会开阔我们的胸襟,提高我们的认识,避免偏颇.一种开拓的文学史观能够照射到许多研究领域,从而引起深层的变化,也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