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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时期,在教育部任佥事之职的鲁迅状告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竟奇迹般地获得胜诉.
案情并不复杂:1925年(民国14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为不满北洋政府教育部派来的校长杨荫榆,遂于1月18日发动“驱杨”运动,宣布从即日起不再承认杨为校长.时任教育部佥事兼女师大教师的周树人坚决支持学生的举动,这自然引起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不满.在此之前,由于鲁迅等人主张文学革命,倡导白话文,与以“捍卫国粹”之名攻击白话文运动的章士钊等人打过笔仗,积怨已久.尽管如此,他们在教育部工作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冲突.
女师大“驱杨”运动爆发后,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国务会议上提议将北京女师大改组为北京女子大学.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特别是女师大学生,群情激愤,拒绝改组,并成立校务维持会,推举鲁迅为维持会总务主任.8月10日,女师大师生在《京报》上发表了《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紧急启事》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部完全脱离关系”.“驱杨”运动升级为“驱章”运动,鲁迅与章士钊的矛盾迅速公开和激化.但章士钊仍是先来软的,派人劝说鲁迅,“你不要闹,将来给你做校长”.封官许愿被鲁迅断然拒绝.章士钊看软的不行便来硬的,于是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竟然参与学生闹事,并任维持会总务主任,支持学生对抗政府等为理由,于8月12日呈请北洋政府将鲁迅免职.第二天,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就下令照准.
鲁迅被革职后极为愤慨,断然决定依法讨还公正.8月15日,鲁迅亲笔起草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章士钊.鲁迅在起诉书中说:“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鲁迅在《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讲到此事时说:“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鲁迅紧紧抓住章士钊违反程序和认定超前的错误,为推翻章士钊呈请的“免职理由”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一边是位高权重的教育总长,一边是无权无势的小小佥事,强弱悬殊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教育部仍然不希望事情闹大,一直想跟鲁迅和解.11月5日,教育部任命鲁迅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鲁迅却不甘罢休,坚决要与当局抗争到底.至1926年3月23日,鲁迅终于收到判定“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的裁决书,鲁迅胜诉！
民国初年,约法规定另设平政院专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平政院就是专门的行政法院.平政院裁决书公布教育部败诉的理由是:“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
根据民国初期《文官惩戒条例》和《文官保障法草案》的规定,长官要惩戒下属,必须先向“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列举惩戒理由,由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才能执行惩戒.平政院以这些法规为依据,在裁决书中判定,即使鲁迅触犯了律条,应该予以处分,也应首先交给专门的惩戒委员会审理后才能执行惩戒.教育部总长无权直接下令乃至擅自呈请对鲁迅给予处分,章士钊这样做违反了程序正当的原则.至于章士钊在答辩中强调当时“形势严重”,不得不采取行政处分的措施以儆效尤避免事态扩大云云,平政院不仅不予采信,而且认为这是违法之举.
在军阀混战、烽火连天的乱世,在肮脏污浊、黑幕重重的衙门,作为教育部一个小小佥事的周树人竟为自己被免职一事将教育部和教育总长告上法庭.司法当局一没有以“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不属本院受案范围”为借口而不予受理,二没有泯灭良知,扼杀正义,昧着良心裁决鲁迅败诉,以此向北洋政府讨好卖乖、献媚取宠,三没有从鲁迅身上找点过错(找个人的过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来个“各打四十大板”,以照顾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的面子,而是依法作出周树人胜诉、章士钊败诉的裁决.由于章士钊呈请处分鲁迅是经北洋政府审查下令照准了的,所以,裁决章士钊违法,实质上乃是裁决北洋政府违法,宣判章士钊败诉,实质上乃是宣判北洋政府败诉.这在重官员轻平民、重权势轻法制、重关系轻正义、重强势轻弱势、重轻个人的恶法传统下,的确是一个特例.这充分说明,司法只有唯法至上、不看权势的脸色行事,才有公平和正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