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合法性危机重写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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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３月２１至２２日,“重写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４家单位联合主办.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６０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创新和重写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作出了新的回应.会议主旨在于对中国哲学史学科从反思走向建设,通过重写中国哲学史而切入中国哲学学科的创新及学科合法性危机的超越问题.

会议主题主要有６个方面：一是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及其超越；二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历史与创新；三是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的划界问题；四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五是重建中国哲学话语系统问题；六是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问题.

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赵剑英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持续升温的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是以西方哲学的形态为基础的熏而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整理中国哲学的资源,就会使中国哲学思想自身的特点,关注的问题不能得到合理的呈现；二是由于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趋势,不同民族文化不断出现冲突与交融的态势；三是发展之动力和后劲深深植根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魏长宝认为,“合法性”问题并不是中国哲学最近才遭遇的问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冯友兰、金岳霖关于“中国的哲学”、“中国地哲学”、“中国哲学”、“哲学在中国”的分疏,５０年代之后或后期港台学者牟宗三等人关于中国哲学特质的讨论,８０年代中国内地众多学者参与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讨论,都是“合法性”问题的不同表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尴尬,是外部的“时”“势”所迫,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反映了当代中国哲学界希望破除西方哲学话语霸权的钳制,改变以往简单地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式来裁剪中国哲学文献资料的那种依附局面,摆脱因为套用西方叙事模式书写中国哲学的历史所导致的自我特性丧失的困境的愿望.

武汉大学的陈仁仁博士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自觉地以西方学科体制和范围,来开创中国哲学学科和撰写中国哲学史；第二阶段是对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为范式的中国哲学史的反思,“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体现了挖掘中国哲学自身特质的自觉；当前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反思则属于第三阶段.

中山大学龚隽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危机的出现,是９０年代以后有关中国思想研究方式转向之后的问题,“中国哲学”学科危机的出现主要并不在于学科内部的原因,而在于临近学科的挑战.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思考,必须纳入到世界思想史的范式研究中,才能有比较明确的了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内部看,涉及到的不仅是对中国哲学,而且是对“哲学”“学科”的定义解释的合法性限度问题,以及更广义的中国哲学史写作背后对于“现代性”“殖义”“民族主义”等复杂问题的理解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郑加栋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问题与其说来自学科之间,不如说是来自“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来自学科理念本身,来自学科理念包含的内在矛盾.

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苗润田教授认为,西方对于“中国有无哲学”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质疑中国有哲学,一是承认中国有哲学.西方对于中国哲学的看法并不是象黑格尔、文德尔班、莱特和德里达等人一样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他认为,从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应该是有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说法,并认定了“中国哲学”是哲学,然后才有对“中国哲学”的质疑和否定.

中国人民大学韩东晖副教授等认为,西方哲学不是哲学的唯一形式,中国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国度,有其独特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可以称为“可道术化的广义哲学”.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则指出这个问题蕴涵了两个理论前提,“一是以西方作为参照系来质询中国哲学；二是认定哲学这门学科的存在方式不应该是多元的,而应该是单一的”；他认为要换一个角度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再从哲学应该具有何种内容的角度去理解哲学,而是从哲学所关涉的领域的角度去理解哲学”,并认为哲学是介于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的领域.

中国哲学话语系统重建

中国人民大学彭永捷副教授提出,从解释学的意义上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使研究过程成为当代哲学的创造活动,从中引出中西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以及视域的融合,形成新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并展开的一种主流范式,并是当前推进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主流范式.但在此种学科范式下,对中国哲学史史料文献的遴选和诠释,突出表现为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来言说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因此,此种学科范式是“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彭永捷副教授质疑这种话语系统对揭示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的”哲学史的特性、在通达中国传统思想之域、在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和建立中国哲学发展主体性的有效性,并提出了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重建的方法.他认为第一步是要“涤除玄览”、“虚一而静”,第二要以传统的字义研究法和当代的范畴研究法为起点,深入文本对象来确定和把握基本概念范畴.

中国人民大学罗尧副教授认为哲学语言具有概括性、理智性和言说的问题性与逻辑性的特点,中国哲学的文本形式是对对话、语录、经典的注疏,中国由于缺失哲学的自觉,从而缺失哲学的话语方式.中国哲学要真正形成自身的特色,需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观念意识和话语特色.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需要从传统的思想中汲取资源.

比较视域中的中国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存山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是“知人则哲”,是“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的.他在分析冯友兰、金岳霖等人所建构的哲学范式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有以下的内容：一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二是“中国哲学”用来讲中国的思想和儒学、经学是否有限,三是已经有的中国哲学史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他提出中国哲学的特色是“知人则哲”.

中国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样的概念无论有多大的差别,它们都是“哲学”,因而具有共同性,共同性更多地表现为起源、问题和对象,而不是概念、方法和体系.它们建立在不同文化的基础上,都属于“地方性的知识”,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对哲学问题各有其不同的解答方式.离开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或其他具体的哲学,就没有哲学.

清华大学胡伟希教授则从三个维度展开中西哲学的比较：一是形而上学的追问；二是逻辑的追问；三是语言的追问.

另外,中国人民大学的姜日天教授对中国古代的知性人格作了论述,认为儒家的“知”、“智”范畴和现代西方认识论、知识论等不一样,中国哲学的“知”“智”等有其独特的结构体系,突出了中国哲学中“知性”的特点,与西方哲学有不同的意境.

学科范式创新和重建中国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认为,中国学术应该“自己讲”和“讲自己”,中国的哲学、思想不能照搬“西方讲”,也不能秉承衣钵式的“照着讲”,而应该是智能创新式的“自己讲”,中国的思想学术自己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述中国哲学、思想、宗教、艺术自己对时代危机的理解,讲述中国哲学、思想、宗教、学术自己对道的赤诚.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和学术.在中西方学者没有就中国哲学、思想、学术和宗教的内涵和标准获得共识或取得最低限度认同的情况下,一方面为了更好地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宗教、艺术,必须“自己讲”“讲自己”；另一方面,中西哲学、思想、宗教的“话语方式”不同,因而必须自我定义,自立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认为,学科范式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生成.中国学科范式的创新是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一个问题.哲学的文本和范式之间有互动的关系,范式是从文本中来的,只有经过深研文本,形成确实稳妥的理解之后,所产生的范式才具有生命力.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其不同的哲学问题和演变历史,所以在未能真正地了解各自底里的情形下贸然袭用或望文生义地作比较,并没有实际的益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杨海文博士认为,解决“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关键在于凸现“问题意识”在汉语世界中的“自我表达”.“问题意识”需要具备根本性、时代性、学理性３个重要的特点.根本性是指,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意识”应当是现代中国人以理性方式对于世界极限和智慧极限的反思追问；时代性是指,随着时代变迁而凸现的重点、热点和兴奋点.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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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明研究员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中国哲学学科危机和意义危机,主要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走出中西比较视域和知识论的中心取向,是摆脱这种尴尬的关键,即把对中国哲学或思想的文本与西方哲学这个学科或学术话语形式之间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的关注.

魏长宝副编审认为,中国学科范式的推陈出新和中国哲学的合理重建,就是要摆脱对西方哲学的片面依傍和简单比附,努力回到中国哲学自身的理论语境和问题意识,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张扬中国哲学的本土化、个性化特色.

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认为在重写中国哲学史中,“一个原教旨的或本质主义的中国哲学只能是一种镜花水月式的东西”,“只有对西方哲学透彻的了解,才能真正知道中国哲学的特质所在”.他认为一部合格的哲学史也是一部思想批判史.

与会的专家学者在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与学科范式及哲学的重建方面也形成了一些共识：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是现代学科建制化的结果,但是现在的学科的范式不能承担其应承担的使命；中国哲学学科的范式基本上是“以西解中”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作出了贡献,但是“以西解中”不会是中国哲学的唯一范式,应重建中国哲学学科的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形成能反映中国哲学特征和话语体系的新的中国哲学史；在现代社会中,中国哲学孤立地发展没有可能,需要和各种哲学对话,吸收其中的先进思想；要写出一部真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界需要在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新学科范式和重建话语系统,直面传统、直面西方文化和当代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