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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启动了除台港澳地区之外的全国范围内的中国新文学的“一体化”工程,文学生态由此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新文学已形成的多样性种态、多元共生的文学态势被“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硬性提倡、革命文艺的一统天下的局面所取代.虽然由于新文学传统的顽强延续,十七年文学并没做到完全整齐划一,但政治意志对文学的占有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从政治需要出发而建立一整套文学规范①,对文艺生产进行了有效的统制,在力量严重不对等的文学冲突②过程中,原本多彩的文学世界逐渐单色化,红色写作③成了无与抗衡的文学主流,成功地建构了新主义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形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着意追求的新型文化生态的象征.红色写作的成就是以可以与之在民族新文化建构中形成功能互补的其他各种写作④的胎死或夭折为代价的.这种不正常（不平衡）的文学生态造成的精神后果在当下的文化困境与文化颓败中有迹可寻.
十七年文学发展过程,的确是文学思想得以全面实践、新文化理想谋求全面实现的过程,也是革命领袖人物在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后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与在文学的政治化理想上达成默契的周扬,作为党在文艺界的挂帅人物（另一人物是胡乔木,身份要暧昧一些）,多数时候走在前台,现场指挥了“革命的民族文化”大厦的建设.第一次文代会上他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为由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文学勾画了蓝图.这一文学蓝图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已设计好的图纸的放大,在解放区已经有了一些建筑样板,现在则可以利用政体的力量,利用国家化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开工建造了.以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雄辩事实,以胜利者集团的发言人身份,周扬在报告里申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学方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⑤方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无须论证（不证自明）.这一武断的表述其根据来自这个文艺方向的本身――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人民”是上帝⑥,上帝的代言人,可以用宣喻的口气说话.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是以巨大的伦理优势来同时掌握两支军队⑦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在新中国尚未宣布成立、新政权正紧锣密鼓准备登台的情况下召开的.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即将掌握国器的主要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个文艺方面的会议,或讲话,或做报告⑧.这固然是一个先进政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惯于舆论先行的经验的再一次运用,而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来看,这样的阵势先声夺人,在一个新生的国家里,政治已实行了对文学的君临,它表明受到高度重视的文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学的性质、作用与功能、对象与主体,都经过了新的确认,也意味着文学的生产与管理方式、文学产品的传播与接受,都要被纳入国家体制,文学的创作、阅读与批评,不再是个人的精神行为,不带有自发性,也不再拥有高度的自由.而褫夺文学的私人性将其充入公共空间,其合法性在于这样做是为了神圣的人民,是革命的需要.在的人生意识和政治话语中,“革命”和“人民”是两个须臾不离的主题词,人民是其目的,革命是其手段,伴随了毛全部的政治生涯.在这次文代会上,毛的简短的讲话就表露了这位目标高远、意志坚毅的革命家同人民建立的伦理关系,它的实际效果是使革命获得了巨大的伦理优势.他说：“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⑨在短短的几句话里,“人民”出现了七次.与其说是有意强调,不如说是毛个人的“人民情结”的不经意的流露.而这里预告的一个不容抗拒的现实是,在新中国,政权的掌握者与文学艺术家是一种主客关系（人称的使用大有奥妙,“我们”――作为先锋队和人民的领路人的政党和她的领袖――以主体自居,“你们”――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自然就只能是客体了.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被公然建立起来.文化领导权似乎来自天授,天就是“上帝”――人民.在“你们蛐我们”的表述中,由于“我们”等于“人民”,“你们”也就成了新社会、新时代的一个“异在”,这是历史唯物论话语的必然推演结果.文艺工作者处于被改造的政治地位再一次得到明确.称谓中还有一个单数的“我”,但这个“我”正是复数“我们”的化身,亦即党的化身,党为人民谋利益,其实际政治伦理关系是这样代换出来的：人民等于我们等于我.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隐含了个人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在新中国的门槛前,文艺队伍已被“革命”完全收编,只有少数异己分子（如沈从文）被拒之门外⑩.
人民情结不属于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有的特质,是所有投身人民革命的人必须接受的精神装置.这次几支文艺队伍会师的大会召开,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给大会的贺电中就要求“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人民”出现的频率之高引人关注.这似乎让我们找到了解开革命领导阶级权力建构秘密的一把钥匙.谁赢得了人民,谁就有了主宰历史的合法性,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的代表（前文的“我们”）当然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里面正隐含着一个文化领导权的摄取机制.这一机制的安全性来自于社会主义伦理在能指层面上的优先性.人类生活中的多数原则在权力角逐中被成功地运用.在的革命话语里,多数与少数的对比经常出现,革命的合理与合法性就建立在革命阶级――劳动人民是大多数,而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人数上是极少数.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符合伦理道德,对少数剥削者、压迫者予以剥夺亦天经地义.革命就是团结和解放多数,打击和消灭少数,讲话里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功能正源于这一逻辑.文学是革命实践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革命的行动需要意识形态为其提供真理性.的革命就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先验正确的真理基座上.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化想象,既是对真理的阐释,又是对真理的强化.它所导致的当代文学生态的一度恶化,都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关.
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的文学思想和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新中国文学,是以社会主义伦理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一词经常与“革命”一词相连.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的大革命,这一革命的实质就是伦理的转向,或者说实行新的社会伦理,即由私有制出现以来的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控制社会资源,变成由占多数的弱势群体来共享生产生活资源（其失误在于注意了分配上的公平,而忽视了生产与创造.由于人创造能力有差异,因此吃大锅饭式的分配上的公平,实际掩盖了另一种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将限制人的潜能的发挥,因而造成社会进步缓慢）.在中国这个农业国家里,弱势群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吃饭问题.毛在《湘江评论》时期提到,“吃饭问题最大”,确实有真知灼见.没有什么比解决多数人的吃饭问题更能获得伦理优势.他同时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的确是找到了通向未来（激进派都是政治上的未来主义者）的历史之门.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正是实现他的救世抱负的唯一道路.发动革命要靠宣传,而文学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工具论的文学观是社会主义伦理赋予革命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必然结果.而文化追求的悖论也存在其中.奉行实践主义的,在想象中建立起了与人民的互惠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巩固始终要靠“声音”和虚拟的形象来实现.这个“声音”和虚拟的形象就是他在文艺界发动的思想斗争（目的是取得话语权.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自设对立面）和按照社会主义理想来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学.革命成功后掌握政权的,被明星意识――做人民的救星――所驱动,日益陷入与能指的人民的虚幻性关系的深渊.正如孟繁华指出的“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实际上不仅仅是追随,而还有利用,利用从人民那里获得的道德优势维持对于乌托邦世界的想象.这个残梦般的想象越是不可靠（以至产生乌托邦焦虑）,他就越要给它泼上更浓的色彩以自我刺激,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十七年后期的主要文学创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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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0;一个重要原因.新中国文学以延安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为根本的文学方针,这一方针因依托革命伦理而穿越新旧时代的界限,形成了当代文学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自身有严密的逻辑关系.1.既然为工农兵,文学就势必要求做到内容的通俗化,形式的民族化（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2.文学说是为工农兵,但并不是给他们娱乐和精神享受的,而是用文学教育他们、团结他们（这里又出现社会主义文学的悖论：一方面认人民为历史的主体,在以他们为文学的主人公时,对他们必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即不能写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即使现在有缺点,以后是不会有的（故只能歌颂而不是暴露）.实际上要求我们按理想的样子去写,也就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谁要是不按这样的现实去写,谁就“歪曲”了现实,就要被质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理想中的生活当然不是这个样子.一方面又把人民置于被教育的位置（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他们（始终）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主体）.这说明,文学不过是革命的宣传工具.3.所以,文学必须配合现实斗争,配合中心工作（要及时才好）.4.文学必须写重大题材（革命斗争与农村题材）,文学的价值与题材有直接关系,宏大叙事由此决定.5.重大题材重在反映革命斗争,而革命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精神.6.所以塑造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作品被理解为生活的教科书,其作用是为现实斗争中的人们创造生活的典范）.英雄的斗争决定了文学的美学风格――明朗、豪迈、崇高（与将人圣化的革命道德理想有关）.7.重大题材的表现、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遵循统一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8.为防止上述文学规范的遭到逾越,所以要进行文学批评.“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周扬语）由此可以看出文学一体化工程的牢固程度,任何对它的冲击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样化的文学生态断难形成.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的盛行,压抑了以审美或娱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十七年文学很难表现生活与文学的复杂性,造成了人的思想的简单,也不利于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形成.
由社会主义伦理冲动支持的十七年的以政治教化为目的的文学,并没有实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让劳动人民登上历史舞台的理想.因为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的同构对应（群体本位、政治道德化与强求人的圣化）,决定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可能完成人的觉醒（人被鼓动投身革命集体,成为社会主人,获得的是外加的主体性,而不是自省的主体性）.另外,阶级斗争的鼓吹,严重地恶化了人性,破坏了人际关系,从根本上伤害了社会道德.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新时期的私人化写作、化写作看成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背弃了文学的人文传统、切断文化血脉,用阶级性和斗争意识取代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带来的后果,是十七年文学批判运动营造的红色文化生态的后遗症.
2006年4月20日
【注释】
①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出版社1999年版）里,对当代文学规范的建立有精辟的论述.这种文学规范的建立,既包括文学方向的确立、文学创作任务的明确规定、文学写作题材等级的划分,也包括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文学批评对作家的写作以及作品的流通等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评断等.
②十七年里,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发生过一系列文艺批判运动,规模较大的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0―1951）,对萧也牧等创作的批评（1951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批判（1954―1955）,对胡风集团的批判（1955年）,文艺界反运动和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1957年）,文艺界的反修斗争（1963―1964）等.最后一次斗争与批判成为“”的导火索.“”十年,更是一场持续的文化批判运动.这些批判,往往发动全国人民以群体的力量和政治运动的方式,对被指认为错误或反动的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压倒式批判.反映了强大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写作惯性的冲突.
③十七年文学创作以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题材,渲染斗争的艰苦与牺牲的崇高,讴歌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出现《红日》、《红岩》、《红旗谱》等一大批作品,这些创作在九十年代以来被称作“红色经典”.
④由于写作环境的改变,一批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作家,在新的文学体制下,要么放弃了文学创作,如沈从文、钱钟书和“九叶”诗人等,要么进行了紧急的自我调整,如冯至、巴金等.作家一再被提醒要配合现实,写重大题材,塑造英雄形象.只要出现与社会主义写作规范相抵牾的创作,都要受到严厉的批判.本来可以有更多的像《我们夫妇之间》、《洼地上的“战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类的作品,但由于批判与打击,这类创作就难以出现或继续.
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2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⑥在他的名作《愚公移山》里,就把“人民”比作“上帝”.
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一开始就讲到：“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见《文艺论集》,48页,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版.毛曾幽默地将这两支军队戏称为朱总司令（朱德）和鲁总司令（鲁迅）的军队.
⑧在这个会上,朱德代表在开幕式上致祝辞,周恩来向大会做了政治报告,莅临大会做了简短有力的讲话.
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3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⑩在三四十年代就取得很高创作成就的沈从文,作为北京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没有被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身为北大教授,有‘著作等身’之称的著名作家、北方文坛领袖,同时主编平津四份文艺副刊（《大公报星期文艺》和《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重要报人和文艺主持人――有着如此之多重要身份的沈从文居然被排除在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之外,显然不是一次偶然的失误或遗漏.”“拒绝沈从文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是新政权有意义为之的”,即有意对其“采取冷藏的办法置之不理”.（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84、8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在进入新中国之前,左翼文艺阵营对沈从文的文艺思想组织了声色俱厉的批判,（特别是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一文,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致使他精神崩溃.如贺桂梅所说,“沈从文此时遭遇的文坛批判和被弃置的命运,事实上意味着他将无法在新体制中找到立足之地”（同上书,第86页）.
《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55页,新华书店1950年版.――转引自李扬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9月版.
喜欢用百分比来计算.其比例为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十.压倒多数为人民,极少数为反动阶级.这种划分可以建立起“革命”的权威.而它的权威又来自于“革命”是一个威胁性的词汇蛐话语.“革命”用宏大叙事掩盖了借众凌寡的事实.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46―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