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与内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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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召开了“中国20文化生态和作家心态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关于“文学生态”这一新概念的运用及其内涵界定,引起与会者的关注及争论.而在研究中,则出现一种趋势,即把“文学生态”的概念当成一个大箩筐,什么论题都可往里装,有的则直截了当地把“文学生态”理解为时代背景、时代氛围、历史语境,或作家的生存环境.如果一个概念在运用上出现大而无当、模糊笼统的状况,那么,此概念的定性就值得怀疑;如果“文学生态”和时代背景、生存环境的概念可以相互重叠、交互使用的话,那么,新设立“文学生态”这一概念又有什么必要性呢?1985年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大讨论中,新名词、新概念的轮番轰炸,至今还剩下什么呢?

国内文学界关于“文学生态”的概念提出,显然是受启于当前的显学――生态学,生态学包含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美的生态等.与“文学生态”关系较大的是生态美学,但“文学生态”又不能等同于生态美学,它有着自身的范畴限定.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确立“文学生态”这一新概念为它者所不可取代的独特的质,即界定其特定的内涵.这样,它才有作为一个概念而独立自存的价值与意义.

那么,其最根本的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系统”――文学的生态系统,即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

这一界定与生态美学有关.但国内生态美学的研究,有所偏误.对生态美的遵从,并不等于把人这一族类困囿于绝对的“自然”、“无为”状态之中.如果连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捕鱼、歌德《浮土德》中的填海造地,或如中国的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之类与自然抗衡的精神象征都加以批判否定的话,那又会走向荒谬的另一极端.因为这种对生态美的理解,是把人的精神超越的虚构性和人的物质实践的现实性混为一谈,这不是美学,而是地地道道的纯物质性的自然生态学.

而这种对生态美学的误读,其导致的最终结论往往是“物我齐一”、“天人合一”这类让人听得耳朵出茧的陈词.的确,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可取的,但人能否真正做到“自然”、“无为”呢?这绝对不可能,因为人是一个生物体的存在,仅生理本能就决定了他必定要向自然攫取.例如,饥饿就是本能之一,马克思说得十分透彻:“饥饿是个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得到满足,得到温饱,它需要在它之外的自然界、在它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于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的、为了保全自己、表现自己的本质所不可缺少的对象的公开表露的需要.”① 饥饿是维系人的生存的必要表现,要摆脱饥饿的这种生理性需求的折磨,人就必然要向自然界攫取,而要攫取,势必影响到自然生态.所以,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化的批评,对“自然的人化”的无休止的责难,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② 这一终极性的指向很值得我们深思.

生态美学的核心问题在于生物链.例如,“人吃牛――牛吃草――草吃土――土吃人”,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地球上任何一个生物的种类都无法逃脱这一自然的生物链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生态美学的根本要义就在于人类在维系自身生存向自然攫取时,不能破坏、不能斩断这一生物链,否则留下的就是生态失衡的恶果.19―20世纪的工业化进程的负面效应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地球的温室效应、南极洲的臭氧层的空洞等,都将使巨大的灾难降临人世.在中国文学创作上,纪实小说《狼图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生态文学最成功文本的诞生,它以形象化的故事,讲述了生物链断裂后草原荒漠化的悲剧.在草原牧民的心目中,狼既是噬食牛羊的野兽,但也是草原的守护神.传统的狩猎方式是不把狼斩尽杀绝,而是留下母狼和小狼;而当工宣队、军宣队迫令牧民把狼灭种之后,生物链断裂了,灾难降临了.草原上的兔子、老鼠没了天敌,便疯狂地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增长,最终连草根都被其啃光,草原便彻底地荒漠化了.

当我们把生态美学的观念引用到文学研究上,其所派生出的“文学生态”的概念与命题,也同样应从生态链、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对各种文学现象进行考察,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学生态”概念的内涵可以这样表述:它是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从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的角度,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存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的一种理论体系.那么,它和时代背景、生存环境等概念有什么不同呢?不妨采用一种形象化的方式来予以界分.如果说时代背景、生存环境是整体的面(背景、环境)与个体的点(作家个体)的关系;那么“文学生态”所关注的,则是如网络中多个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循环往复、相互制衡的系统.

由此,“文学生态”拟可分为文学的政治生态、文学的经济生态、文学的文化生态、文学的人性生态等方面.

文学的政治生态方面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莫过于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所提出的著名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领域对立制衡说”.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创造了物质丰裕、社会进步的奇迹,促进社会享乐倾向,但人的丰满个性却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政治领域――政府向纵深推进平等,逐步控制了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但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扩大了;文化领域――由于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追求“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反制度化”的,因而文学艺术便逐渐转向了对现代性负面质素的反思,并成为从审美的角度来制衡科技、政治异化的力量.他说:“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来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③ 这就是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对异化了的现代世界批判力量的原因所在.这些逆向张力的抗衡与相互制约,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平衡”.这一原则性的理解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从马尔库塞、阿多诺,直到哈贝马斯,都坚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坚持了文学艺术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制衡作用.

文学的经济生态方面,马克思曾主张文学“作品就是目的本身”的审美目的论,但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又把文学艺术纳入“精神生产”的范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④ 这双向的定位都符合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质.若从后者出发,我们就必须关注文学的经济生态问题.尽管文学艺术是社会生产的特殊形态,但它仍受到生产普遍规律的支配,这就是马克思所论析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的完成.”⑤ 生产与消费,即是作家与读者这两极.没有作家的作品创作与生产,就没有读者的阅读消费;没有读者的阅读消费,也就没有作家作品在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最终完成.而其间的“媒介运动”,亦可理解为文化市场等中介性环节,因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消费者,即作家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在今天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文化市场这一中介环节来完成的.文化市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结构,其间包括出版社、印刷厂、书店、文字或音像这类媒介物、稿酬、媒体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一种客观的经济规律而运行的.关于这一方面,近年国内现代文学界已有着相当出色的研究,无需多加重复.

文学的文化生态方面这一方面侧重于考察文学在整体文化系统中的状态与联系.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革命的巨大转折时期,会呈现出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对抗,及相互间的制衡.在文化领域,往往表现为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对峙及消长,它们与另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文化思潮共同构成某一时期的文化生态系统.例如,以学衡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思潮,以往的文学史多把它定位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种思潮.但若从文化生态系统来看,这一思潮萌生的原因与当时中国两大文化生态链出现断裂的危机有关.其一,是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生态链的断裂危机.以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这一古老的封建国家正式向着现代化启程.但它也给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随着圣化的社会的分崩离析,旧有的价值体系也被质疑、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传统、文化命脉面临着断绝的危险;而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更使中国思想界处于精神混乱、文化无序之中.这一切,是吴宓、梅光迪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们开始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学动向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批判.其二,是世界范围内人文精神生态链断裂的危机.20世纪初,整个世界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是物质功利和人文精神这一对立矛盾的日益激化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及享受,但这片面地促使了“惟物质主义”的滋长,其后果是人文精神沦落,即处于文化生态链断裂,文化生态陷于困境的状况.对此,陈寅恪与吴宓谈及,若专谋功利机械之事,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人欲横流、道义沦丧⑥.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也指出,19世纪文明之通弊,在于“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⑦,“物欲”遮蔽了“灵明”,外“质”取代了内“神”.因此,以学衡派、新月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生态链断裂的危机和文化生态的困境的焦虑、批评及选择,虽然有逆历史潮流之嫌,但它对历史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觉、反思,及批判、抗衡,形成了中国文化进程中另一向度的力量,形成现代文化的立体张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生态平衡.而这一历史功绩只有在文化生态研究的语境中才能更鲜明地凸显出来.


文学的人性生态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也是把人性当成一个系统来考察,它包括人的自然属性、族类特性、社会历史性这互动共容的三个层面.自然属性指的是人与动物相同的生理本性,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⑧族类特性指的是人这一族类与动物不同的性质,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⑨ 如关系不仅是延续后代,而是上升为爱情.社会历史性指的是人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环境和一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存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 在新时期之前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我们论及人性时仅仅限于第三层面――社会历史性,这种偏误甚至延续到今天.如,对梁实秋文学思想的判断,各部文学史均否定了他的“人性论”,其实这是一种过于笼统的批评.针对上述20世纪初“物欲”遮蔽了“灵明”的社会状况,梁实秋曾指出:“把人当作物,即泯灭了人性,而无限制发展物性,充其极即是过分的自然科学的进步,而没有人去适当的驾驭那些科学的成果,变成为纯粹的功利主义.”(11)也认为科学助长了“物性”的恶性膨胀,泯灭了“人性”,引发了从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到国与国之间的世界大战的种种劣迹与罪行,人成了纯粹的功利主义者.他的这一观点与1907年写《文化偏至论》时的鲁迅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梁实秋的“人性论”,其“人性”概念第一层面相对应的另一方是“物性”,其演绎、分化后的第二层面相对应的才是“阶级性”等.如若不是从人性生态系统出发,忽略梁实秋文学理论中对不同人性概念内涵的定位,势必产生对其理论简单化、片面化的误读的现象.又如,文学的性生态也是一个系统,鲁迅的《伤逝》写的是男女青年之间爱悦的故事,子君和涓生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其底层当然有着性这一自然属性的成分,性与作为人这一族类特性的爱情,虽然能战胜封建的伦理体制,但它却在经济的重压下溃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鲁迅是清醒的,他透彻地洞穿了性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揭示出经济这一生态链节断裂之后的性爱悲剧.《伤逝》的现代版则是刘恒的《菊豆》,只不过断裂的是另一生态链节而已.

【注释】

①②④⑧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1、120、74、72、50页,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24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3―94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⑥ 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101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⑦ 《鲁迅全集》第1卷,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梁实秋批评文集》,215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罗伟文,厦门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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