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科学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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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围绕科学禁区与科学家责任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知识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一步步滑进科技万能时代的社会亟待做出回答的.同样,这个时代的科学家不可能也不应当躲在科学的塔里,必须在狭隘和狂热的科学热情与沉重的社会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三位世界伟大的剧作家就这一系列问题在他们的剧作中展开讨论,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家面临的困惑和选择进行分析,提出科学家成为承担人类责任的伟大的人的种种可能性.

关 键 词　科学剧　布莱希特　迪伦马特　弗雷恩

自然科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舞台的一种表现,科学剧也成为戏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剧这个概念似乎尚未得到刻意、明确的解释,有的将科学剧理解为通过戏剧形式表现和探讨围绕科学与科学家的一切内容与问题.另一种主要的理解则是将科学剧当作科普宣传的工具,这种戏剧对科学的宣传功能不仅在中国有,在西方也同样存在.但在中国科学剧通常强调科普的功能,其实更应该被称作科普剧,科学作为戏剧的研究对象似乎很少见；而西方主要借助戏剧形式揭示和探讨科学、科学家与社会发展、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1938年布莱希特就提出了“科学时代的戏剧”(DramadeswissenschaftlichenZeitalters).也许可以将科学剧更广泛地定义为以科学为题材的戏剧比较恰当.物理学更是上个世纪科学剧中反映和论述的重点,“文学以一组戏剧来反映和说明物理学对我们这个世纪的发展道路的意义,根据这些戏剧的中心人物定义为物理学家戏剧.”科学剧为什么会关注物理学家,除了因为物理学在上个世纪对人类社会的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更因为该题材能“激励戏剧家们发挥他们的表现和阐释能力,特别是在关于伦理方面的问题上等物理学家作为戏剧人物以及物理学家作为戏剧研究的对象是戏剧学开启的不同寻常的一扇门,一种新素材,也符合时代的新方向”.自然科学和文学一直被认为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关系的两种文化.“当人们发现18、19世纪对传统自然科学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如此丰富,就会更加惊讶,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对20世纪美学和文学影响的研究是多么不充分.”随着科学时代的到来,人们发现只有戏剧,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文学样式和文学体裁能够将科学和人性两种文化进行有力的融合.”

20世纪,舞台上出现了三部优秀的科学剧：布莱希特(德国)的《伽利略传》、迪伦马特(瑞士)的《物理学家》和弗雷恩(英国)的《哥本哈根》.何为优秀的科学剧“将真实科学完全彻底地融入到剧本的结构中是优秀科学剧的明确特征之一.”.这三部剧的主人公都是科学家,更具体地说,他们都是物理学家(此外,伽利略还是天文学家).这三部剧因而也可以称作物理学家戏剧.的爆发和科学家在二战中的立场、作用,成为战后西方知识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三部作品中《伽利略传》创作的年代最早,从1938年至1946年,正值二战时期.该剧采用德国二战流亡文学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借古讽今”,基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布莱希特三易其稿.“布莱希特采取这种‘匡正’历史的办法,是为了匡正现代历史上的一种错误观念,即现代科学家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与反动之间,没有选择的余地.更是使科学家成了社会的叛徒.后来才知道,恰恰是美国原子科学家曾经指出这种新发现的政治社会后果.”“戏剧的目的不是让历史的车轮倒退,而是让人们意识到对一个现代的进步概念的拥护和反对以及由此带来的疑难.”瑞士著名剧作家迪伦马特于1961年创作了《物理学家》,对科学毁灭人类的未来深表忧虑.和其他两部科学剧不同,《物理学家》采用著名物理学家的姓名,但虚构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并且没有涉及过多的物理学知识.“这正是物理学家戏剧的主题,更多地关注研究者的良知,而不是研究者的知识,或者至少是对良知要求的研究.”但是,“剧本的构思另有生活原型作基础.40年代末,被称为‘之父’的著名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出于对人类的责任感,毅然拒绝美国当局委任他担任一项宏大的计划――制造氢弹的负责工作,他因此在50年代前期美国实行麦卡锡主义期间受到‘亲共’、‘叛国’等罪名的指控和(1954),九年后才恢复名誉.”《哥本哈根》直接取材于二战这段历史,以玻尔和海森伯在哥本哈根引起争议的会面为摹本.三个剧本主要通过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和争论展开科学与社会发展、科学家的伦理道德等矛盾和问题,呈现出各种可能性.

三部科学剧的上演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上个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物理学和物理学家对整个人类和社会进程的重要影响.本世纪初,弗雷恩的《哥本哈根》这部思考现代物理、思考科技与科学家对世界影响的戏剧在欧美引起了轰动,连获普利策和托尼两项大奖,并很快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2003年中国国家话剧院引进上演,在国内话剧舞台上引起关注.它不仅仅在话剧界,而且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和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均在中国舞台上演过,《伽利略传》更是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一、诱惑与拒绝：不可能与可能的选择

科学的禁区对科学家产生极大的诱惑力,就像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无法抗拒美食与科学的利诱,停不下脚步,其他的一切都只能是软弱的借口.这种诱惑力也许可以归于人本能的好奇心.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就可以看出,对科学的追求被认为是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一种普罗米修斯式无止境的追求.《浮士德》甚至被很多戏剧研究者认为是一部早期科学剧.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这三部剧作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而非现实中的科学家.这点尤其在《哥本哈根》研究中要格外注意.一是尽管三位主角已经去世,但剧作反映的这段历史离当下不远,牵涉到方方面面,况且两位物理学家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来剧作也在极大程度上期望重现历史,至少为这段历史疑案提供解释的版本.非常有意思的是《物理学家》中人物的原型奥本海默被认为是除了玻尔、海森伯之外另一个对原子能、或者说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的科学家.其实另有一部以奥本海默为原型的剧作,即1964年基普哈尔特的《J.罗伯特奥本海默事件》.奥本海默虽然没有像玻尔和海森伯那样获得过诺贝尔奖,但被公认为“之父”.该剧第五幕标题尖锐地提出：“物理学家是怎样的人”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位狂热的科学家,他痴迷于科学,无法想象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的生活,科学带给他无限的快乐,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他兴奋不已.“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一个伟大的时代！人在这个时代里活着就是一种快乐.”他甚至在鼠疫的死亡威胁下都未放弃自己的研究.但他也为了获得维持生计、保障研究的薪俸,不顾自己的名声,假冒望远镜的发明者以博得权贵们的赏识和关注,他们的认可或反对甚至左右着伽利略的情绪.第九场伽利略在鼠疫过去、新教皇上任的背景下重新看到自由研究的前途,他意气奋发,充满自信.“谁不知道真理,他只是个傻瓜,但谁知道真理,却把真理说成是谎言,那他就是一个罪犯.”(228页)伽利略一直寄希望于上层社会、教皇认可他的发现,研究结束后就把成果交给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对待,无论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它、抛弃它、滥用它,都不再与他有关.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多么幼稚、天真,他的新发现对教皇和权贵的地位无疑是一场大地震,企图得到他们理解和支持只能是痴心妄想.终于,宗教裁判所强迫他进行悔过,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的威慑下放弃了他的地球转动学说,成为教会的终身囚徒.“知识带来人类的解放,也带来了罪过.”

伽利略的学生、物理学家安德烈亚从小就是伽利略传播科学的对象,是伽利略把他引上科学探索的道路.他对伽利略非常崇拜,曾经坚信伽利略对真理的捍卫.安德烈亚根本无法接受伽利略宣布向教会投降、放弃真理的事实,他坚决地反对伽利略,表现出一个青年科学家的血气方刚.在剧本的最后一场,安德烈亚去看望被流放的伽利略,师徒再次相逢,气氛显得尴尬生硬.但当伽利略将自己在囚所里冒险撰写的《对话》交给他时,安德烈亚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原谅了伽利略的背叛,甚至开始为伽利略的行为进行辩护,认为伽利略的悔过只是为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一种计谋手段,表示“科学只服从一个命令,为科学作贡献等您说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与科学毫不相干！”(267页)科学对伽利略的诱惑很大,对当初反对伽利略背叛真理的安德烈亚诱惑也很大.在科学研究的诱惑面前,他们作为科学家的道德标准产生了动摇和转变.而这时的伽利略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省,表达对无法挽回过去的无奈和醒悟,对自己的选择表示了悔意：

我认为科学唯一目的就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当科学家们被利欲熏心的权贵们吓倒,满足于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科学就会变成一个佝偻病人等我出卖了我的职业,一个像我干了这种事的人,科学行列里是不容许存在的.(268－269页)

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假借伽利略研究天体和物理的道路影射当时科学家面临的处境和困惑.他从20世纪的视角塑造伽利略这一形象.二战期间德国的科学家在面对纳粹政权与科学家良知抉择时非常痛苦和迷茫,他们因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做出的抉择如同伽利略的抉择,影响了他们一生.一部分科学家流亡国外,与纳粹德国彻底决裂,有的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德国国籍.留在德国的科学家队伍也产生了根本分化.一些人走上了反战的道路,或采取与纳粹不合作态度,但另一些却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法西斯政权同流合污,甚至为希特勒出谋划策,制造杀人武器,他们幻想在纳粹统治下达到科学自由的无限高度,然而最终却可悲地沦为纳粹政权的工具.这就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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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成果走出研究领域后便很难保持其中立性,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权力观念已渗透到自然科学领域,过分强调科技的工具理性必将走向单向度的社会.爱因斯坦曾经告诫科学家不应成为政客,但科学家也不应将自己禁锢在科学的塔里.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求真是科学家穷尽一生的追求,但求真和求善、求美并不矛盾.迪伦马特在他《关于(物理学家)的二十一点说明》中谈到该剧尾声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极坏的转折并不是能事先预见到的.它是通过偶然事件发生的等按计划行动的人物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果他们通过偶然事件达到了目的的反面,那么,偶然事件对他们来说就最糟糕不过了；所谓目的的反面,正是他们所担心的,是他们所要设法避免的(例如俄狄浦斯王).

剧中的主人公默比乌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已经思考出来的,不可能再收回了.进一步说,人类能够思考出来的,有一天总会思考出来.人类的智慧借助自己创造和发现的技术踏入了一个个禁区,然而踏入有些禁区如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二、不是历史真实的还原：科学在戏剧舞台的可能

科学曾经也是戏剧的禁区.原本科学和戏剧是不搭界的两个事物,但正如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戏剧比历史更接近“真实”.戏剧家不是历史学家,尽管《哥本哈根》被认为是科学历史剧,但只要是戏剧,就是文学作品,其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想象和虚构,不是为了简单地重演历史的那一幕,况且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被真实重演,历史是无法复原的.弗雷恩强调的是动机背后的不确定性.在《哥本哈根》的后记中,弗雷恩一再强调“我的海森伯”、“我的玻尔”和“我的玛格丽特”.但《哥本哈根》引起的轰动却一再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那场真实的会面.哥本哈根的一场会面为叙事打开了各种可能之门.历史只有一种可能,但舞台提供了无数可能.

布莱希特把伽利略塑造成一个既是英雄又是小人的科学狂形象,对科学的痴迷蒙蔽了他心灵的眼睛.“伽利略在布莱希特笔下是科学新形势的开路先锋形象,在文明的进程中特别是在物理学上被塑造成解放力量.因而伽利略不是个历史人物,而是从20世纪的角度塑造的虚构形象.”布莱希特在排练该剧时向演员讲述了自己对伽利略这个形象的分析：他屈服于科学的诱惑.在该戏结束时,他是科学的促进者,又是社会罪犯.从根本上来看伽利略是冒着失去舒适生活的风险写的《对话》,(即使有出于虚荣心的一面)他迫使自己如此虚弱的身体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英雄行为,因为他屈服于科学的诱惑.

布莱希特通过《伽利略传》表现科学家在社会进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们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面临种种可能性,重要的是做出正确的选择.《伽利略传》全面实践了布莱希特关于戏剧教育作用的理念.

《哥本哈根》借鉴了科学史上真实的一段事件,即科学界著名的哥本哈根之谜.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在二战中前往被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拜访丹麦著名科学家玻尔,并与他进行了一场秘密谈话.这是两位伟大的科学家在非常敏感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对话,事后两人对这段对话的回忆出入很大,科学界也对这段历史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在海森伯为什么去哥本哈根拜访玻尔他们在短暂的会面中到底谈了些什么剧作家弗雷恩据此创作了话剧《哥本哈根》,1998年在伦敦首演.这出剧没有什么剧情,海森伯、玻尔和玻尔的妻子马格丽特三人死亡后,他们的灵魂在游荡中相遇,三人之间展开了冗长的对话,探求当年那场拜访背后的秘密,探讨物理学问题、物理学家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弗雷恩给出了三种不确定的可能性,而马格丽特充当着旁观者、评判者等多重角色,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剧作家的影子.该剧开头就直接切入主题,马格丽特提出问题：“为什么呢”“他那时为什么要到哥本哈根来”对话中还对许多问题提出质疑,并假设出海森伯三次造访的情形,提供了种种不确定的答案启发观众思考,表现这一复杂问题背后的可能性.《哥本哈根》中围绕着海森伯行为探讨的其实是同一议题：“作为物理学家,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力去为原子能的实际应用而工作”(35页)剧中的海森伯一再提出同样的问题.连一向被视为道德楷模的玻尔也为自己在战争中,“在杀死10万人的事业中担任一个很小的但不无作用的角色”感到困惑.马格丽特认为他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然而他反问道：“没有吗”(91页)在马格丽特的步步紧逼下,海森伯承认物理无法摆脱和政治的联系：“很可惜,这两者有时特别难以分开.”(17页)科学家为什么会去制造武器为什么会在制造中热衷于将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不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悖良知个体生命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下变成了一只只任人践踏的小蚂蚁.玻尔问海森伯：“你知道同盟国的科学家为什么要为而工作”海森伯的答案是“因为恐惧”,玻尔告诉海森伯：“折磨着你的是同一恐惧.”(43页)这又回到了人的本能上.

现实中的海森伯出于盲目的爱国心和民族精神在纳粹者面前妥协,以留在德国为代价,以利用政治为物理服务为借口,接受了纳粹政权的各种使命,并错误地将这些使命看作生命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海森伯对第三帝国表现出奴仆般的忠诚,把自己理性思考的大脑交给了政治、权力,幼稚地认为科学家不需要太多地过问社会责任,错误地幻想第三帝国和战争能为物理学的发展服务.剧中海森伯的矛盾心理提供了日后各种解释的可能性,然而一切借口都只是挡箭牌.在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技术成为战争的主宰,核战争带给人类灭顶之灾,制造这些技术的科学家面对灵魂的拷问.弗洛伊德在给爱因斯坦的回信中持有同样的观点,把这种恐惧和狂热归结为一种本能：您对于人们如此轻易地迸发出战争热情这个事实感到惊讶、并且怀疑是否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一种仇恨和毁灭的本能――在半路上迎合了战争贩子的努力.我只能再次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相信存在着那样一种本能.

弗洛伊德将战争的产生归因为人的死本能的表现形式,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无法重现,我们无法判断这些科学家们当时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所处的环境压力,种种猜测的提出是为了让后人明白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必须对自己和自己的研究负责任.海森伯陷入道德两难境地,最后他感叹道：“那一事件将永远不能被确切地定位或定义.被位于事物核心的那最后一个不确定性的核心所保存住了.”(94页)哥本哈根之谜是永远解不开的.

三、戏剧的可能：不可能的可能

(文学)“感兴趣的是进步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哥本哈根》在柏林上演时也同样引起轰动.德国媒体纷纷探讨这个主题为何具有这么大的爆炸力.在基因技术和生化技术时代,也许在舞台上科学剧的主题应该从物理学转向生物学,但对科学与伦理关系的讨论不会削弱,只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科学的界限和科学的禁区在哪儿科学家应该承担怎样的个人责任所有可能的研究都该进行下去吗讨论这些问题的最合适的场所就是舞台了.无论如何,人们在享受科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同时,在满足物欲、追求功利的同时,也许还需要唤醒内心的良知和对伦理的需求,这正是戏剧艺术除了娱乐大众之外还应该具有的属性.

人类价值高于一切.敬畏生命是最高原则.那些科学精英分子出于何种原因或目的加入纳粹组织,为希特勒摇旗呐喊无力作出选择吗不管海森伯如何辩解――30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辩护,不管历史的真相是什么,科学家的良知都是绕不开的问题.人的内心集天使与魔鬼为一身,天使有犯错的时候,魔鬼也有做好事的时候.动机的背后也许是天使的一面,也许是魔鬼的一面.危险的根源不在科学,而在人的身上.

耐人寻味的是,迪伦马特给剧中两位身负政治使命的物理学家取名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是传统物理学和现代物理学的两大代表人物.他们在剧中从将科学视为至尊、为获得研究成果不惜一切代价,到认清科学家必须对研究后果负责,经历了灵魂的炼狱.默比乌斯是剧中另一位科学家,因为担心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被超级大国用于毁灭人类,装疯离开家人躲进精神病院.默比乌斯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杀死了爱上他的护士莫尼卡.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各自接受秘密指派也装疯住进精神病院,企图窃取默比乌斯的科研成果.默比乌斯出于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责任感焚毁了自己的论文手稿.爱因斯坦和牛顿在剧中接受东西方两大势力的使命,接近默比乌斯.牛顿关注的只是“科学的自由”,至于由谁来保障他并不关心.他鼓吹科学的独立,否认科学家应该对其研究的后果负责,强调在后果面前的集体罪责,将科学家的责任推卸到全人类的身上.而爱因斯坦则有意识地屈从于政治,认为一切责任应该由政治家来承担.当默比乌斯责问在他们国家的社会体系中科学研究的自由到底呈现怎样的态势时,他们不得不承认科学研究受到国家的控制,连他们的私生活也受制于他们的使命.默比乌斯唤醒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科学家良知,三位科学家达成一致,誓守秘密,永不离开疯人院.“我们的科学已经变成恐怖,我们的研究是危险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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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家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对社会的影响巨大,进入21世纪后,对于科学自由、科学的国界、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科学发现与人类命运、科学家的良知等等问题的探讨并未停止,只是更多地转移到生物学家和信息学家身上.科学和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道德伦理的关系成为这些问题的重中之重.在广岛的爆炸带给爱因斯坦的显然不仅仅是对核技术的思考,更多的是对人类事务的思索.我们在爱因斯坦晚年发表的论文和讲话中深深地体会到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担忧.在他看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思想和实际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严重削弱了宗教情感和道德思想.“与新技术手段令人生畏的效率一起,这种野蛮化对文明世界形成了可怕的威胁.”如果不能解决好技术现阶段带来的问题,技术工具化只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尽管当时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尚未发达,但他已高瞻远瞩,预言人类将要面临更大的危险.爱因斯坦理想化地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成立一个世界政府.这个美好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战后国际同盟的失败就已经说明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但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并没有在科学的塔里陶醉,而是关注和平、关注人类的命运,这种人文精神正是一个现代科学家所应该具备的.他清醒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在将人类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的同时,把人的生活带入更大的恐惧和不安中,使人成为技术的奴隶.他对科学家提出了伦理道德上的要求：“我们这些具有悲剧命运、帮助制造更可怕和更有效的灭绝方法的科学家,必须考虑运用我们的全部权力去阻止这些武器被应用于野蛮的目的,把这看作是我们神圣的和庄严的责任.”然而随着技术能力的不断扩展,新的伦理学问题不断产生,并且更难解决.科学家在伦理道德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伦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座,也是个体尊严赖以维持的最基本的东西.对于物理学家戏剧来说,“进步具有佯谬性,进步同时也可能使人类毁灭”.

科学家的重要性在国际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越来越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带给我们社会发展、物质享受和无限繁荣,更因为他们的研究将直接影响人类的命运.作为从事科学研究主体的科学家首先应该是个伟大的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尊重科学的同时不能唯科学至上,应该控制自己无限揭秘的.“科学的把人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因而陷入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用一个漂亮的近乎魔术般的名言所形容的‘存在的被遗忘’中.”科学如果到达万能时代,人类就可能沦为科学的奴隶.掌控人类命运的科学成果一旦获得,恐怕就不再以科学家的意志为转移.尽管默比乌斯已经将论文烧毁,但是正如他所理解的,已经思考出来的,不可能再收回了.“有的风险是切不可冒的：人类的毁灭就是属于这样的风险.”(377页)尽管爱因斯坦意识到的危害,但还是爆炸了.不论是布莱希特、迪伦马特还是弗雷恩,谁也没有、也无法给我们一个鲜明、圆满的解答,而科学和人类命运之间的矛盾比那个时代更尖锐、更紧迫.将科学探索推向极致的人类,该是运用聪明睿智的头脑和永不泯灭的良知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戏剧舞台将这些科学禁忌问题充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戏剧带来的不可能的可能,它所反映的也正是科学领域的一种不可能的可能.

责任编辑：陈思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