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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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打工文学”问世,至今已近三十年的时间,尽管也有一些研究者在关注、讨论和争议,但这些声音与其在普通读者及某些特定群体中曾产生的巨大影响力相较,却是远远不及.毋庸讳言,“打工文学”在艺术成就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比如对苦难无节制地宣泄与控诉、对生活场景表象化地罗列展示,价值判断的简单二元对立倾向,对人性探察与拷问的深度严重不够,细致、真切的细节描写相对匮乏、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得生硬或俗套,语言的稚嫩与粗鄙等；但若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从叙事学角度进行整体考察,我们依然能够从中获得新的发现——尤其是其中塑造的系列女性人物形象,更是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内涵.换言之,通过对“打工文学”的研读会发现,在这些作品中描述的那些离乡背井进入都市谋生的女性身上,交织投射了钦慕、欣赏、同情、悲悯、观览、猎艳、窥探、鄙夷、漠视等形形色色的目光；从“打工文学”叙事话语建构的女性形象中,折射和反映出了不同主体各自有异却又相互纠结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并在此寄托或满足着他们的想象和.

一、奋斗并终获成功的打工妹：“素质话语”及其背后

在早期“打工文学”作品中,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曾经一纸风行,引发过全国轰动；同时,这本书也改变了打工妹安丽娇（也就是作者安子）的身份与命运.但与其社会影响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部半纪实性的系列小说合集在文学研究界几乎没有获得任何重视；时至今日,更是早已被尘封于时间的灰尘之下.几十年后重读会发现,这部作品对一些“打工妹”奋斗历程的描述及其话语修辞方式其实颇具典范性,长期被后来的一些“打工文学”创作及衍生的艺术作品效仿；尤其是其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命运起伏与作者安子的现实经历,以及作品描述的“打工女”生存状态与当时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都形成了强烈的“互文性”效果,这种“虚”“实”之间的错综缠绕,更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解读与分析.

《青春驿站》一书有对彷徨于朴素、真挚的爱情与色彩暧昧并暗含陷阱的“亲情”之间,最终导致悲剧结局的打工女人生遭际的记述（《那是上帝的错》）,又有对爱情破灭而渐渐丧失自我并最终堕落的“打工女”命运与心态的真切展示（《风吹响一树叶子》）,但整体来说,主要还是塑造了一系列不被打工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吓倒,不屈服于卑微的出身,不丧失目标与方向,通过个人努力和刻苦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并最终由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打工妹”形象——如同本书第一章标题所示,这些自强不息的女孩始终确信“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而她们也因为奋斗与坚持而殊途同归,最终走上了各自的成功之路.这里面,有家庭条件不错却“想出来闯荡一下”而外出打工的客家女孩郑敏秀,以自己的过人天分与长期勤奋赢得了老板的赏识被重用,跨入白领阶层并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学文凭,更重要的是,她还由此收获了爱情（《客家妹子》）；有不仅仅满足于赚钱维持生活,更要实现理想因而从打工第一天就不断追求“超越自己”的农家姑娘夏雪娥,这种精神的支撑使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学梦与文学梦（《超越自己》）；还有不满足现状和几百元工资,凭借自己的聪慧机敏和吃苦耐劳获得老板信任而被任命为独当一面的“经理”,最终实现了让自己和家人成为“蛇口人”梦想的女工阿华（《风雨人生路》）.本书作者安子的人生更像是作品中人物的现实鲜活案例：她本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女,但聪慧的天分、不错的文字功底、对理想的坚持以及时代提供的机遇最终造就了这位“打工皇后”.“《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安子现象’引起全国瞩目,安子热潮冲击波一浪接一浪”,其影响甚至波及港澳台和远隔重洋的美国；而安子本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巨大转折,各种荣耀和光环纷至沓来：“先后被评为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先进女职工、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团十三大.还加入了中国作协广东分会,被选为深圳市作协理事”,电视台甚至在专题片《20年·20人》中将其列为改革开放20年最具代表性的20人之一.

当然,安子及其《青春驿站》并非个例.其实,早期“打工文学”代表作家林坚、张伟明、张良、周崇贤等都先后以小说、电影或电视剧本等形式描写过一些“奋斗——成功”的“打工妹”形象；1992年广州电视台组织拍摄的电视剧《外来妹》全国热播,更是以一系列遭遇过辛酸、挫折但终获成功的“打工妹”形象塑造传达了相同的价值理念；时至今日,这一话语模式依然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及相关的影视、音乐等艺术产品中被广泛运用并且得以强化.此类叙述通过建构一系列获得成功的“打工妹”“外来妹”形象,张扬了她们的个体奋斗精神,叙述重点在于强调她们通过教育、培训、自学等方式完成了工作经验与生存智慧的积累,由此迅速适应社会和环境,并能敏锐地捕捉和利用机会,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源的回报实现自我发展；同时高度赞扬她们在成长过程中显现出的努力工作、坚持不懈以及心甘情愿忍耐成功路上的艰辛、考验等美德,借此向万千“打工妹”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通过努力工作和自我素质提升,她们完全可以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得更好也更有品质的生活.

“打工女”形象的这一建构方式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素质话语”模式,而其之所以几十年来长盛不衰,这与其可能发挥的社会功用密不可分.也就是说,这一话语模式能够“左右逢源”,受到“打工者”群体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欢迎.

就居于社会底层的“打工妹”来说,她们忍受着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付出超常规劳动换取微薄的薪酬,对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即使再努力再勤奋,现实中幸运降临的机会其实微乎其微,命运发生转机的希望亦是极为渺茫.但是,枯燥、麻木的工作和生活总需要一些精神慰藉来换取心理平衡,即便仅仅是以虚构或想象的方式,毕竟也能够在她们灰暗沉重的生存环境中投进一丝亮色,支撑她们去忍受、应对现实中的困窘与磨难——部分“打工文学”作品塑造的那些通过奋斗提升自我,并获得成功的打工姐妹形象,以及安子等“打工妹”作家发生的巨大命运改变,看似与她们的距离并非遥不可及,这些人的成功似乎也并非不可复制,因为她们有着相似的出身与成长背景.而就主流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的话语方式描述了一幅幅社会底层向中上层不断流动的美好图景,此类描述能够部分地弥合社会阶层之间的裂隙与对立,代偿性地安抚位于社会底层的“打工妹”群体的心灵感受；帮助排遣她们心中郁积的怨恨、不满等负面情绪,疗治其由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严重不平等及打工过程中遭遇的欺压、盘剥甚至暴力伤害造成的身心创伤,有效缓解她们的心理焦虑.这种话语方式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自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因而也必然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欢迎与倡导.在后期“打工文学”作家王十月的一篇小说中,借作品人物之口揭示了其中奥秘：“竹却冷笑了一下,手中的圆珠笔在纸上恨恨地画着圈说,安子算什么,她不过是运气好,被政府树为了典型.” 但是,“素质话语的特点就在于将焦点放在克服个体的弱点而不是根本的结构性不平等上”,这种塑造与建构“成功者”的话语模式其实回避甚至遮蔽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它将“打工女”的成功描述为仅仅是个人的才能、努力及坚持的结果,而没有对存在于“打工女”与其雇佣者、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剥削关系及其背后的整体话语结构做出批判.它暗暗延续了主流话语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与歧视性理解,忽视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性别与权力之间深刻的制度化交叠,因而既没有对支撑性别、城乡、阶层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形成挑战,更没有对歧视和剥削“打工妹”群体并侵犯她们公民权的制度与政策形成挑战,因而也就不可能帮助“打工妹”实现自我赋权并形成一种“对抗性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话语模式与现实中的不平等社会结构其实达成的是一种“合谋”.

二、堕落的打工妹：被批判与被窥视的

除“成功者”外,“打工文学”还塑造了不少在都市现代生活方式和环境中渐渐迷失或沉沦的打工女形象.这些女子大都本性天真、淳朴,带着清新的乡土或小城镇气息,但在都市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她们或由于贪图安逸舒适的物质生活,或为了满足金钱欲和虚荣心,放弃了最初的理想并突破道德底线,有的沦为被包养的花瓶和玩物,有的以玩世心态放浪形骸,有的甚至堕落为飘浮于都市横流中的风尘女子.

黎志扬的中篇小说《禁止浪漫》,女主人公罗曼兰是一位来自粤西山区的小学民办教师,由于老家工资太低来到城市,因为“在这里找一个临时工干好歹也比窝在山沟里强”.罗曼兰给人第一印象人如其名,清秀腼腆,“像个纯情的中学生”,散发着空谷幽兰般的素雅气息.但在公司的一次舞会上,总经理发现了这位在污浊肮脏的锅炉房担任水处理化验员的漂亮姑娘,她迅速被提拔为“总经理助理”,从地狱般的锅炉车间晋身到舒适的写字楼.这种身份转换背后意味着什么,罗曼兰心知肚明,可是她无力抵抗似乎也不并想抵抗.于是,一个月后一个闷热的下午,“罗曼兰被胖总叫到了总经理室,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她“从一个女孩过渡到一个女人”.此后,这名打工女在朝着“坏女人”堕落的路上日渐加速,越来越追求物质享受,她变得衣着华丽并学会了“吞云吐雾”“姿态很优雅,像一个娴熟的女烟民”.背叛了打工仔男友麦哲学真挚爱情的同时,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转折：“‘你用圣洁去套某些良家妇女式的女歌星女影星,什么是女人?你知道吗?女人等于金钱的附属!男人有钱,就有女人’.”甚至心理被严重扭曲：“她说：‘够了,够了,以前做小学教师已经奉献够了,现在要索取要向社会索取!’”以至于“我”对往昔单纯的她是否真实存在过都产生了怀疑：“不知道她当时站在乡村的教坛上看一班稚气未脱的学生的眼睛是否幻化成几十双铜钱孔.”无独有偶,小说中另一位女主人公,也就是叙述者“我”八年前的初恋女友,同样背叛了爱情和理想.“我”“扔掉铁饭碗扔掉自尊”来这座城市打工并在一家公司工作达八年之久,其实是为了“重温曾经拥有过的那个美梦”.但当初曾经小鸟依人般的女大学生区倩早已清纯不再,早在几年前便已投入香港老板怀抱,“老大嫁作商人妇”并以“女强人”的形象征战商海.

在描述这些“堕落”打工女时,作者们几乎无一例外采取了道德化批判立场.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为我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因为贪慕金钱、物质和虚荣而沉沦,并为此付出代价的故事：《禁止浪漫》中,罗曼兰尽管获得了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小三”身份终遭被情人的老婆追打而颜面扫尽；“我”当初的女友区倩“威严有了,可温柔没有了；物质有了,可爱情丢掉了”,始终被孤独和寂寞困扰,沦为可怜又可悲的弃妇；黄秀萍《绿叶,在风中颤抖》中的打工女刘丽娜,思想开放生活潇洒,“换男友就像扯日历”,终日“夜游”于风花雪月.最终却被一个风度翩翩的“港商”男友骗财骗色,雪上加霜的是,她由此意外怀孕却因交往过滥而不知造成后果的“腥男人”究竟是谁等“打工文学”作者通过此类叙述宣泄道德义愤,俗套的故事模式及其背后“善恶有报”的二元对立式批判立场突出了“堕落者”的道德缺陷,借此满足、迎合了普通读者世俗的道德净化心理.洪治纲曾经指出,近年来许多“底层写作”体现了单一的道德化文学立场,其实“打工文学”更是如此.这严重束缚和局限了“打工文学”的思想深度与艺术成就,导致人物形象不够立体和丰满,既缺乏丰富的精神与人性内涵,又鲜见震撼、感染人的艺术力量.

尤为甚者,不少“打工文学”作品在对“堕落者”进行道德批判同时,还用了大量俗艳、露骨的刺激性文字和津津乐道的口吻,穷形尽相地罗列、展示了这些女性身体发散出的感性诱惑力,笼罩着重浊的气息.小说情节设置上,对“堕落者”义正辞严的批判背后,其实难以掩蔽包围和环伺她们的男性那满含的目光.大量作品中“打工女”被她们周围的男性观看,而这种观看的场景又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欣赏：她们在虚拟的意义上再次充当了大众本能的投射对象.此外,“打工文学”叙述中还充斥着大量的对“打工妹”们“俏丽的面庞”“青春的红唇”“苗条的身材勾勒出美妙的曲线”“肉嘟嘟的小嘴”及“浴后香甜的气息”“修长的双腿”甚至是“白光光的身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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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流水线与INT：被异化的生命

相对来说,打工妹中“成功者”与“堕落者”终归是少数,他们或者是被命运眷顾的幸运儿,或者是被甩出或主动脱离群体日常生活状态的另类；而在现代工业化流水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劳动,才是绝大多数“打工妹”工作的常态.如果说“成功者”和“堕落者”形象建构更多是从社会学和伦理学意义上展开,那么对打工妹被严重异化的工作、生活状态的叙述,则更多的是切入其生存本相,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异化的生命进行呈现与思考.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工业流水线被引入中国南方一些城市,它们被中英文混合称作“拉”（line）,在“拉”上劳作的女工则被称为“拉妹”.大量“打工文学”作品都密集写到了“拉妹”的工作场景.在他们的描述中,“拉”居于主宰地位,总是以自己的速率不知疲倦地运转,“拉妹”却成为“拉”的附着物,只能被动地追赶和适应机器的节奏,接受其操控.年深日久,青春靓丽、鲜活饱满的年轻女性成为机器中的零部件,作为生命体的“人”沦为现代工业机器的奴隶.“打工文学”展现了“人”在机器速度的逼迫下如何丧失情感与思考,甚至忽略基本生理需求的场景.周崇贤小说《我要-活-下-去!》中,女工吴媚的工厂规定上厕所不得超过三分钟,只要上厕所便必定超时,这条苛酷的厂规让“拉妹”们不得不“少喝水,多流汗,然后,憋到下班”；由于这条荒诞厂规的威慑,吴媚有一次在车间尿湿了裤子.王十月《工厂三题》中的描述则更为令人震撼：“拉妹”余小兰比较笨拙,如何努力都无法跟上流水线的速度,她只能牺牲上厕所的时间才勉强不被落下；甚至在女性生理周期,她也须臾不敢离开自己的机位.于是出现了这样触目惊心的场景：“全厂只有余小兰,她几乎是从来不使用离位卡的,就连到了女孩子那特殊的几天,她也坚持不使用.下了拉,坐过的凳子也被染红了,血水顺着裤管往下淌,淅淅沥沥,蚯蚓一样爬到了脚跟.”流水线无情地桎梏着她们的身体和灵魂,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根本无从谈起,甚至生物性本能需求都被残忍剥夺.

漫长、单调、枯燥而高度紧张的工作方式,使流水线上的打工女身心俱疲,生命活力渐渐萎谢,“余小兰恨自己没用,一回回揪了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她开始头痛、失眠.余小兰病了,蔫了,整天没精打采,脸蜡黄蜡黄.坐在拉上,膀胱憋得发痛,下了班,好不容易抢到厕所却半天出不来”,长此以往,她们出现了张伟明小说《我们INT》中描述的情形：INT是“接触不良”的英文缩写,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患上了程度不一的“INT症”：19岁的李树脸上“板着很多皱纹”,“我”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至今还经常做那种在冬天里浑身冒汗的噩梦”,检验员们工作时无一例外,“紧绷着蜡黄的脸,都目不斜视地飞快地舞动着双臂,都有李树那种穿山甲的特征”等他们既是流水线上的工作部件,又成为流水线上的病态产品.

相较于小说,“打工文学”一些散文、诗歌作品以更为凝练的文字与独特的意象,尖锐和深刻地揭示了“打工妹”遭受的严重摧残与生命异化.打工诗人郑小琼诗歌中,“铁”成为其最突出的核心意象：“我在五金厂/像一块孤零零的铁”（《水流》）,“去年已随一辆货柜车去了远方/今年还在指间流动着,明天是一块即将到来的铁”（《铁》）.郑小琼说“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在她的诗歌中,年轻女性鲜活、饱满、充盈着流动汁液的生命体与坚硬、冰冷、毫无生气的“铁”形成了刺目对比,“铁”成为打工女们生存境遇的整体隐喻.如同在工厂间被运输来去的铁,打工女们也辗转于不同的生产线、工厂和城市之间,在没有归宿的奔波忙碌中消耗着青春和活力.一旦厄运降临在操作中造成伤残,她们甚至来不及抚平创伤,“像堆在露天废料场的铁屑废料一样,被扔下了”,并因此遭遇更严重的生存危机.在无情的流水线和冰冷的生存逻辑面前,这些卑微、渺小的打工女根本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如同在机床上被拉断和撕裂的铁一样遭遇毁灭性打击,她们也难以发出声音：“等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加班,薪水啊等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生活》）.

此类叙述将“打工妹”令人震惊的异化生存呈现在读者面前,尽管部分作品暴露出稚嫩、粗糙或浮滑、浅陋等弊病,但整体叙事格调真切、朴素且满含痛楚,有些作者更以高超的艺术技巧,显示出他们对个体人生境遇的深沉思考,对生命痛楚的悲悯情怀.

四、结语

历经三十年的发展,对作为一种潮流或现象的“打工文学”尽管还存在着一些质疑或批评,而且其概念的边界也始终在游移不定,但作为“底层文学”重要分支之一,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打工文学”已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本文对“打工文学”建构的各类女性形象及其话语模式进行分析,并尝试由此探察其背后的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内涵,由此,期望能够提醒和促使我们对“打工文学”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责任编辑：张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