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运动后期对党的领导路线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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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发展,这也是党的优势所在.根据国情、党情的状况,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领导路线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释,正是通过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解释,思想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这种解释、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关 键 词 】 苏维埃运动 领导路线问题 启示

回顾党的历史进程,对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尤其是对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间的领导路线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解释,的解释在全党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在六届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中国自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作了总结,为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正是通过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解释,思想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得以形成,全党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鉴于此,在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启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对我们党执政多年、领导改革开放多年来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重大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意义,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的总布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领导路线的解释

对中国来说,当时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够生存下来的严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以为代表的中国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势和任务,根据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以及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等党情和党的建设任务的迫切需要,进行了一项史无前例的革命性建设工程.关于中国在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结论最终形成于延安整风时期.但是,他的研究与解释却早就开始了,在遵义会议和毛儿盖会议上他已经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瓦窑堡会议后,他的研究与解释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对领导路线问题的解释与他后来的结论有着很大的差异：

遵义会议在肯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前提下,指出军事路线上的右倾错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对它的历史意义,在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遵义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①从而明确地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党在领导路线问题上犯了“左”倾错误.

然而,在遵义会议上,对此问题的解释却不是这样的.会上,在张闻天根据会前与、王稼祥共同讨论拟定的提纲基础上作了报告,尖锐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接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②的发言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时指出：“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③最后,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形成的最终意见体现在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等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④

是较早认识到博古和李德错误的人之一,但由于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此问题进行解释.于是,只能在长征途中,耐心细致地给张闻天、王稼祥作工作,张、王二人逐渐开始支持和理解.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有了会上张闻天的报告和会后《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形成.所以,尽管《总结决议》并不能够充分表达的想法和意思.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做的解释.遵义会议后,改组了领导机构.

毛儿盖会议再次肯定了四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面对国民党围追堵截的新部署,中革军委决定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企图否定的政治路线.8月5日,毛儿盖会议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四中全会及其后的工作再次作了肯定：“五中全会在决议案中曾指出：‘四中全会以后,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的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决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和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的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的提出了并执行就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列主义的,而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虽是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⑤

毛儿盖会议上的决定是对遵义会议的继续,对党的政治路线给予了肯定,只是指出了其军事上的错误.而且在解释军事上的错误时,强调博古、李德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没有提“左”倾二字.在毛儿盖会议上,还特别强调了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承认,所以是正确的和合法的.此外,在这一时期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的解释有一个特点,即大多是通过党的会议决议的形式在进行,没有直接地去进行解释. 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与的进一步解释.党到达陕北后,就开始逐一清理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左”的错误.后来说,改变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

这个准备先从政治路线开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讨论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12月27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这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

批评了关门主义的主要错误观点：“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接着,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列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向之嘉奖的东西.”因此,“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⑥

这篇报告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对“左”倾政治路线所作的较全面的清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解释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只是针对当时的时局提出相关的策略.

真实思想的第一次表露是在1936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对于当年用来打击苏区领导人的所谓“罗明路线”问题,至今还没有给予平反,是说不过去的.罗明的问题只是工作的问题,不是路线的问题.相反,过去整个干部政策都是错误的,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要不得的.这里,尝试把对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的解释由军事问题向其他问题上延伸,并涉及到了路线的问题.由此,瓦窑堡会议确立党的建设新理论和新政策,党初步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实际上表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正式启动.

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之外,还犯过两个错误,其一就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的.”

这里,的解释开始发生变化了,对于造成“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的原因,由1935年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转向了“‘左’倾机会主义”.接着写到：“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等1932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对付敌人第五次反‘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1936年下半年,关于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解释,在时间上逐渐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向前延伸,在范围上也由军事路线向其他路线扩展.

1938年10月,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在《论新阶段》报告中,对今后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目的是“建设一个（下转241页）（ 上接195页）大党”,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当然也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工作,为将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提供了前提,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对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路线问题解释的原因和启示

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领导路线问题的解释几经演变：遵义会议和毛儿盖会议肯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指出军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6年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改为“‘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在错误的性质上仍未有进展；1940年终于有所突破,由“左”的政策变为“路线错误”的说法,然而仅仅二十天后,又变了回去；到了1941年9月,的解释才基本接近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结论；此后,经过全党整风,变成了全党的一种共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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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内的地位逐步确立以后,的解释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为了让党内接受他的解释,开始了整风运动,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通过.认识这一段历史,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贯穿到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中去.实践证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成功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首要的前提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防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和教条式理解,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践,是使我们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时候,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论断.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确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党的建设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经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的思想统一,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旗帜下团结一致.要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把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群众路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力量源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好的认识世界的发展形势,进一步贯彻好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云南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

【注释】

①《选集》（第3卷）,199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69页.

②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7页

③④⑤档案馆：《文件选集》（1934～1935）（第9册）,北京：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456页,第492～493页.

⑥《选集》（第1卷）,1991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54～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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