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坦桑尼亚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

这篇农庄论文范文属于法律社会学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农庄方面学士学位论文,与曾经,坦桑尼亚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论文格式。适合农庄及国家及集体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农庄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1967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宣布《阿鲁沙宣言》,表示将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建设坦桑尼亚,发展集团式的农业,追求农业自主；而尼雷尔也提出“乌贾马计划”.将银行与企业国有化、建立统制经济与农业集体公社,以追求社会平等.

自力更生农业自主

就在独立梦想与期待逐渐消失之际,在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实行的社会主义巍然屹立,就像一座希望的灯塔,昭示着非洲或许会找到一条道路,走向非洲民族主义领袖们曾经幻想的那种崭新的社会.人们普遍认为,尼雷尔是具有卓越才华的非洲领袖,他正直廉洁,生活朴素,与其他非洲元首们那些名闻遐迩、普遍存在的奢华铺张和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既实实在在去关心、推动人人平等的主张,又强烈地憎恶精英优越论.他身材瘦小而结实,额头高耸,留着如牙刷一般的胡须,整个坦桑尼亚上上下下,人们都亲切地用一个斯瓦希里语词汇来称呼他――穆瓦里姆,即教师.他穿着朴素,没有任何兴趣去以权谋私,或是攫取财富,只是以传教士般的热情去追求自己的目标.的确,他经常发表讲话,可听起来与其说是政治演说,不如说更像是布道训诫.他本人也曾说过：“我本该在教堂的讲道坛上做一名传教士,而不该做一个总统的.”他才智过人.能够十分清晰透彻地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堪称他那个时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在世界舞台上,他扮演着“穷人中的最贫穷者”代言人的角色,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让穷人更多地享有世界财富.他甚至有时间将莎士比亚的两部剧本《威尼斯商人》和《尤利乌斯凯撒》翻译成了斯瓦希里语.在国外,有许许多多的人崇敬他、仰慕他.一位英国非洲问题权威专家玛杰丽佩勒姆在1961年出版的《清算殖民者》一书中这样描述他：“无疑,在我所见过的非洲领袖中,他是最为泰然自若、沉着自信、开朗外向.而且也确实是最为光华照人的一位.”他励精图治,为他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和相当可观的外援.在20世纪70年代,坦桑尼亚所得到的人均外援数额要比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要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一位学者戈兰海登写道：“对全世界的自由进步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那些渴望体验对新资本主义挑战实践的人们来说,坦桑尼亚成了政治上的麦加.”

实际上,尼雷尔是在单匹马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在他身边并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同志,在执政党内部也没有思想理论班子,对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宣传鼓动,没有富于战斗精神的农民阶级,也没有民众对彻底变革的期望.尼雷尔所拥有的只是其个人的抱负和意识形态,他自己的抱负和意识形态决定了政府的政策.

在付诸行动之前.他花了五年时间,阐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然后便以急促的节奏行动起来.当他意识到坦桑尼亚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贪婪的非洲精英阶层,而传统公共价值观正在受到侵蚀时,他发动了一场知识政变. 1967年2月,他颁布一份关于党的原则的宣言,这份称作《阿鲁沙宣言》的文件号召国家要自力更生,强调发展必须从农村基层开始,并坚持国家控制一切主要生产资料和交易手段的权利.他回忆说：“尽管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尽管我们仍在大谈社会主义目标,实际上.国家在随波逐流,没有任何方向可言.总而言之,我们制定了人人享有平等、人人享有尊严和全民政府等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但我们正在偏离自己的目标.”

自力更生意味着坦桑尼亚必须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他认为：“在坦桑尼亚,人们异想天开地空谈从国外获取资金.我们的政府也好,方方面面的领导人也好,时时刻刻地在考虑如何从国外筹措资金.”太多太多的部长和文官,除了吸引外国援助外,就想象不出还能有什么其他发展成果.满脑子都是“钱、钱、钱”,坦桑尼亚的领导人已经无法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承担起责任.

虽然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国家很贫穷,但是,将金钱作为我们所依赖的发展手段是愚蠢的.对我们来说,幻想通过财政援助,而不是靠自己的财政资源使我们摆脱贫困,这种想法同样是愚蠢的,说老实话,甚至更加愚蠢等首先,我们得不到金钱.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愿意给我们足够多的赠款或贷款,或是帮我们开办工业,让我们能够实现全部发展目标等即便所有富裕国家都愿意帮助贫穷国家,援助仍然是不够的.

况且,过度依赖外国援助,意味着坦桑尼亚将受制于人,从而削弱其独立自主的能力.

独立即意味着要自力更生.假如一个国家的发展要依赖别国的赠款和贷款,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独立.我们如何能够依赖外国政府和公司来实现我们的发展大业,而又不向这些政府和公司让渡我们自主行动的自由呢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尼雷尔给出唯一的答案是,依靠自力更生,放缓发展速度,并将重点放在发展农业经济上.他并没有排除外援,但希望将外援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努力的补充.

作为《阿鲁沙宣言》的一部分,这份文件还专门制定了防止形成特权精英阶层的“领导准则”.

许多独立斗争领导人等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只是希望获得果实,而将独立看做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的确,很多独立运动中最积极的战士,不管是有意识也好,还是无意识也好,他们的动机无非是这样一种信念：只有独立,才能实现个人致富的理想.而这一理想,根据他们在当今社会所受到的教育或是经历,则是一个值得一搏的目标.

令人普遍惊讶的是,尼雷尔的“领导准则”规定,所有党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必须是“农民或工人,并且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瓜葛”.“准则”禁止他们持有公司股份；禁止担任私有企业管理人员；禁止赚取一份以上的工资；禁止拥有供出租的房屋.他们的额外福利被削减,奢侈品进口受到限制.尼雷尔认为,坦桑尼亚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过大收入差别,直接并严重地妨碍有效施行社会主义战略.“一些国家认为,它们可以通过培育出一个中产阶级而获得发展,甚至以中产阶级人口多少来衡量发展程度.而我们要建成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

为了执行《阿鲁沙宣言》,尼雷尔宣布大规模实施国有化政策.未经任何具体规划和法律准备,也未经内阁认真讨论,他宣布将所有私营银行和保险公司、几家主要食品加工企业及八家大型外贸出口公司收归国有.他还宣布政府打算占有绝大部分剑麻种植园、水泥、、鞋和啤酒等工业生产企业的控股权.后来,国有化计划还囊括了整个商业批发体系.在尼雷尔称为“扫尾工作”的行动中,全部商业性楼宇、公寓、甚至住宅(那些由房主自己居住的除外),凡价值在10万坦桑尼亚先令(约6000英镑)以上的,也都被收归国有.只有那些房龄在十年以下的建筑,业主才可能得到赔偿金,其理由是那些房龄老一些的建筑,业主已经获得足 够多的投资回报.国有化政策主要使亚洲裔社团那些有钱人造成了严重损失.

建立推行“乌贾马”

1967年9月,在一份题为《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的文件中,尼雷尔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建设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乡村,作为农村发展的基础.他将这种本土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乌贾马”(指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开始建立推行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组织形式,动员农户集中住进农庄,集中开展生产活动),这是一个斯瓦希里语词汇,他用英语将其定义为“大家庭”.他相信,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庭”的理念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就能够超出乡村社区,扩展到其他民族部落,在全国范围创立一种统一的社会生活范式.

总体上,我们的农业组织要成为那种为了大家的利益而共同居住、共同劳作的组织形式.就是说,我们大部分农业生产要由组织起来的人们去从事,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来生活居住,作为一个集体去生产劳动.他们会一起居住在一个农庄里,一起耕作,一起销售,并自行承办本社区的服务设施,提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他们的社区要成为传统家庭组成的集体,或其他任何根据“乌贾马”原则生活的人们组成的集体,考虑到现代化方式和20世纪人的需求,这些集体要有足够大的规模.社区所耕种的土地要被全体社区成员称作“我们的土地”,他们在那块土地上种出的庄稼要成为“我们的庄稼”,要由“我们的商店”向社区每个成员提供外来的日常用品.“我们的工厂”会烧制砖瓦,用来建造房屋及其他建筑,等等.

通过将农村散居人口集中住进“乌贾马”农庄,尼雷尔希望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能够用得上现代化技术设备,零散的农场和土地要由大规模集体组织所取代.建立大规模集体社区,便于政府向农村居民提供基础设施服务,诸如修筑公路、建造学校、开办诊所和提供饮水,等等.

农庄集体社区不仅能让每一个人受益,而且,“乌贾马”制度也会有助于扭转产生不平等阶层的发展趋势.

根本的一点,就是社区要作为一个集体去耕作,作为一个集体去生活等农业生产及其他一切活动所产生的收益,要由全体成员按劳动和需求来统筹分配,同时留出少部分税款,并留出适当数额(由社区成员自行决定)做日后再生产之用.没有任何必要将房屋、甚至牲畜等私有财产排除在外等

这种集体居住与工作的方式能够改变我们坦桑尼亚人的生活.我们不会自动地变得很有钱,但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变得比现在稍微富裕一些.最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生产的财富,哪怕有任何一点增长,都是“我们的”,它不会属于某一两个个人,而属于所有那些付出了劳动换来财富增长的人们.

尼雷尔强调,“乌贾马”农庄只能在自愿基础上推行.他毫不动摇地坚持,建立“乌贾马”农庄,既不能逼迫,也不能强制.“一个‘乌贾马’农庄是一个自愿组成的集体,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决定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共同居住、共同劳作.”

尽管积极鼓励,但“乌贾马”运动进展缓慢.截至1968年底,还不到180个村庄达到“乌贾马”项目标准.于是,尼雷尔开始采取利益诱导的方式.1969年第一号总统文告宣布说：“我们必须动员起党和政府去帮助他们实现达标,在他们与个体生产者之间,我们必须在贷款、技术保障和推广服务方面优先照顾他们,而不是后者.”到了1973年年中,“乌贾马”农庄总数已经增加到5000个,涵盖约200万人,相当于全国约15％的人口.但是,其中有许多之所以成立组建,无非是为了获得供水服务、建造学校、或是其他政府支持,很少有采取合作方式来经营运作的.一些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上,他们大多不愿将宝押在集体农场的运气上,而宁愿把现有的土地留在自己手中.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得到实惠利益的主要是一批又一批党的官员、农业部门的职员和社区开发管理人员一他们拿着政府工资,像苍蝇一样待在“乌贾马”农庄蹲点.

这样的结果让他无法容忍,于是,尼雷尔宣布在三年内强制安置全部农村人口的计划.1973年11月,他在无线电广播中对自己的这一决定作出解释.他提醒坦桑尼亚人民、政府为农村居民做了大量好事、实事――改善学校、提供清洁饮水、发展卫生设施,等等.接着,他质问农民,你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来报答这一切言外之意,他们实际上一事无成,仍然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逃避自已的责任,没有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最后,他说,他知道自己不能强迫人们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政府所能做的,无非是确保每个人都能住进某一个农庄.他希望这项工作能在1976年年底前完成.他宣布说：“在一

这篇农庄论文范文属于法律社会学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农庄方面学士学位论文,与曾经,坦桑尼亚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论文格式。适合农庄及国家及集体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农庄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1973年到1977年期间,大约有1100万人被安置在新农庄,成为非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迁居活动.尼雷尔断言,这势不可当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完全是自愿的.“在坦桑尼亚,不可能以强迫方式让1100万人迁居.我们没有人力、物力去做这样的强制迁居,我们所充分拥有的是人们对迁居的渴望.”

然而,关于高压、强制乃至野蛮暴力的传闻数不胜数.一位大学研究人员从马拉发回的报告称：“官员们决定,人们必须立即搬迁,于是,、军队、国民服务队和民兵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移民搬迁.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人们受到坦盟(TANU,全称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成立于1954年7月,时为坦桑尼亚执政党)官员的粗暴对待、骚扰和惩罚,当有人提出质疑,所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尼雷尔的命令.’”一位高级文官从辛扬加发来报告说：“在一些地方,发现有人搬迁几天后,又返回到以前的家中居住,于是,这些房屋就被烧毁.”伊林加一位研究人员写道：“为确保人们留在新农庄生活,他们的旧房屋一般要把门窗拆毁,土坯墙捅出几个大洞,甚至将茅草屋顶放火烧掉,使它不能再居住使用.有时候,存贮在室内屋外的粮食也会烧起来,一家人的口粮就这样被毁之殆尽.”

一位法国作家西尔万厄弗对坦桑尼亚的实践持赞同态度,他在《坦桑尼亚：一个非洲社会主义者》一书中写道：

1974年8月至11月间,如同一场海啸冲击着整个国家,数百万人口被专制强横地迁离故土,有时甚至是一夜之间被迁至荒郊野外,要他们在那种地方建造村庄,开垦农田.在许多地方,不惜动用军队来迫使那些不愿搬迁的人们就范,以“武力强制”将他们搬迁.10月间,这个国家就像刚刚经受了某种全国性灾难.路边用树枝树叶搭建的简陋棚户,横七竖八,随处可见.

坦桑尼亚新闻媒体也做了类似报道,描述了人们背井离乡,弃之荒原,在未开垦的荒野上营造自己村落的情景.法国农学家雷内杜蒙写道：“客观地讲,整个行动 根本没有任何计划,官僚们纸上谈兵,下令实行‘村有化’,根本不知道基层究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再加上基层官员热衷于雷厉风行,迅速行动,最大限度地把人们塞进移民队伍,以显示自己的勤奋努力.”没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道路

“村有化”计划带来了混乱,几乎酿成灾难性结局.粮食产量急遽下降,饥馑的幽灵随处游荡.1974年至1977年期间,粮食缺口超过100万吨.干旱更是雪上加霜.粮食短缺要靠进口来弥补,可是国家的外汇储备很快花得一千二净.1975年,政府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协助安排的无偿援助、贷款和特别金融工具救助,并接受了20万吨食品救济.尼雷尔的“乌贾马”计划非但没能帮助坦桑尼亚实现自力更生,减少对国际市场经济的依赖,反而使得这个国家连生存都要靠外国施舍救济,而且也没能让公社化农业的思想生根发芽.到了1979年,90％的农业人口都迁入了“乌贾马”农庄,尽管如此,公社化耕地产出的农产品仅占5％.

在尼雷尔的社会主义方略中,其他领域的事业也未得到很好的发展.他的国家控制计划繁衍出大量国营企业,它们效率低下,管理不善,人浮于事,并且债务重重.截至1979年,建立起大约300家大型国有企业――国营工厂、国营银行、国营农场、国营供销机构和国营商店.经营这些企业的厂长经理们,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官僚,他们以文职官吏的方式统治着自己的领地.在相当程度上就像是自己的独立王国.工人们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自己这份工作就会得到国家的保障.1977年,在一次题为《阿鲁沙宣言十年回顾》言辞坦率的讲话中,尼雷尔严厉批评国营企业的经理和工人们工作效率低,责任心差,懒散懈怠.“我们必须加强劳动纪律.工作懒散,拿着工资不出力,这些都是剥削行为,剥削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劳动.而这种懒散现象,毫无疑问,自《阿鲁沙宣言》颁布以来愈加严重了.”

然而,国营企业仍在继续以原来的方式经营,蒙受着巨额亏损.在国有企业中,有十家农产品管理部门臭名昭著.例如,除虫菊管理局,在1980年其管理费用的花销比销售的产品还要多.还有剑麻管理局,1980年的企业管理费超过坦桑尼亚当年剑麻出口所得.与此同时,农民们出售农产品常被压价,而且长期拖欠货款,有时拖欠期达一年之久,结果,他们只得求助于黑市,或是耕种一些维持生计的口粮.在70年代里,剑麻、腰果和除虫菊等出口农作物生产急遽大幅下降.

70年代末,坦桑尼亚几近陷入绝望困境.它的贸易逆差一直在扩大,1980年出口额仅为进口额的40％,外债大幅攀升.由于世界油价急速上涨,致使它的进出口比率持续恶化.石油进口,在1972年仅用去出口收入的10％,1980年则占到了60％.1970年,出口一吨茶叶可以买回60桶石油,而到了1980年只能买4.5桶.外汇短缺影响了工厂和农场的经营.由于缺少零配件和原材料,机械设备和卡车已经无法运转.通货膨胀和旱灾更是雪上加霜.肥皂、食糖、食用油及其他基本消费品短缺,滋生了黑市、腐败和人们称为“马间道”的活动.1980年,制造业产量下降到产能的三分之一.1979年到1982年间,农业减产了10％.1977年到1982年,国民产值减少大约三分之一.1975年至1983年,平均生活水平下降近50％.1981年12月,在庆祝坦桑尼亚独立二十周年的广播讲话中,尼雷尔坦承,“相比1972年,今天的我们更为贫穷”.

然而,不管坦桑尼亚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尼雷尔牢牢坚持着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拒绝接受任何关于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或许有错误的意见.他承认,国家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也没有做到自力更生,但是,他仍辩称,政府的政策避免了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尤其是避免产生一个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1977年,他把社会主义比作接种疫苗,“我们就像是一个人,因为接种了牛痘疫苗,而没有患上天花.他的手臂会有些酸疼,好长一段时间里感觉像生病了一样.假使他从没有见过天花对人造成何等的影响的话,在那段时间里他会很不开心,甚至后悔不该同意接种疫苗”.1982年,在一次执政党代表大会上,尼雷尔承认,坦桑尼亚存在许多“非常严重的”、而且“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不在其列.他说：“我们有好的政策；我们有好的计划；我们有好的领导集体.”

尼雷尔在任期间,在坦桑尼亚,没有人质疑他所开创的事业,人们将这一事业视为事关意识形态信仰的大事.的确,事关政治问题,从未进行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在坦桑尼亚制度下,议会没有行动能力,新闻媒体缄口不语.实际权力都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总统府,在党的委员会,操控在官僚统治阶层手中,而他们都不能容忍反对派存在.尼雷尔本人也从不反对利用坦桑尼亚的防范性拘留法去封住批评者的喉舌.在非洲国家中,坦桑尼亚的政治犯多年来一直保持居高不下态势.

由于尼雷尔的努力,坦桑尼亚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尤为突出的是在教育、卫生和社会事务领域.小学入学率从学龄儿童的25％增加到95％,成人识字率从10％增加到75％.十分之四的村庄有了清洁自来水,十分之三有了诊所,人均寿命也从41岁增长到51岁.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进步是靠外国援助取得的.在70年代,坦桑尼亚获得的外援不少于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西方.1982年一年就达到6亿美元.没有这些资金,坦桑尼亚就会陷入贫困拮据之中.可以说,尼雷尔取得的成就与他实行的社会主义道路成败无关,而应当归功于他的游说才能,他使外国捐助者相信,他的目标是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