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类型与“混混”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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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等类型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抑制“混混”的根本之策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

[关 键 词 ]乡村治理；“混混”；社会结构；类型比较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一、“混混”与社会结构的关联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农村研究者在农村做调研时,常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混混”.这个群体并不像黑社会组织那样有严密的分工,但与后者一样或直接依靠暴力或以暴力为潜在威胁,在乡村中谋取非正当之利益.他们通常以男性青年为主,但也不限于青年,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具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向.

如何界定这么一个群体呢一般将“混混”视为介于正常社会与黑社会组织之间的一种社会力量与群体.近来也有研究者从越轨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认为他们是一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的乡村越轨者”.

在国家关于农村综合治理政策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不同地区的“混混”活动状况相差甚大.导致这种情况当然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地方治理体系(主要是县乡村干部)态度与能力的区别造成的,二是由于乡村社会本身的区别造成的.就前一种可能来说,我们很难说它不存在,但一般来看不是主要原因.理由是,除了拥有丰富经济资源的乡村以外,大部分农村在经济上刺激县乡村干部袒护甚至主动为“混混”谋取私利的可能性大体上相差不大.同样,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县乡村干部在道德水平、个人素质和管理能力方面也应该是大体均衡分布的.

由此,“混混”在不同区域的表现之所以如此不同,最主要的缘由应该到乡村社会本身当中区寻找.从现实经验来看,凡是普通的农民比较团结的地方,“混混”进村逞能的机会就少,相反则多且肆无忌惮.如果从稍理论些的层面来看,普通的农民是否团结主要涉及的则是社会结构因素,不同社会结构状态下的农民团结程度迥异.以乡村社会结构作为一个基本维度来考察“混混”现象,可较清晰地呈现其在不同类型乡村的表现差异,从而能从较为基础的层面对“混混”的运行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农村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基础)予以解释,同时亦为对策思考略作铺垫.

二、“混混”介入村庄的机制

(一)核心家庭至上与“各个击破”

众所周知,核心家庭在当代乡村较之于以往变得更为重要.但从村庄整体层面来看,核心家庭至上却并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近几年的调查中,笔者发现在江汉平原的部分地区具有这样的特点.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村庄中最凸显的是核心家庭.

在水利灌溉活动中,常见到村民在遭遇旱灾时各自观望,等待着其他村民出钱抽水.如在荆镇(化名,下同),2003年7月笔者调查时碰到一个村民的稻田已干旱至泥土龟裂,他却对一个前来试图劝其合作抽水的下游村民表示自己田里不需要水.后者知道他是想不出钱而灌溉,故也放弃了抽水的打算.由于这样的案例太多,在大水利系统极其完备的荆镇,汉江及人工河中根本不缺水,该年竟有万余亩水稻因灾减产三成以上.

在核心家庭至上的社会结构类型基础上,村民间具有“各自扫门前雪”的特点.在“混混”试图向个别或部分村民施压时,其他村民不会出来反对“混混”,甚至个别村民还会试图利用“混混”的力量为自己“帮忙”.而从总体上来看,无论是观望还是利用“混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在村民人人求自保的前提下, “混混”能够将村民“各个击破”.于是“混混”不仅能介入村庄,而且少有遇到反抗.

(二)有关系弱组织与“打出头鸟”

在有地区(如华北平原),历来就缺乏强有力的宗族组织.在这里,就礼仪性活动如婚丧嫁娶而言,整个村民小组(以原来的生产队为标准)的村民都要相互支持.遇有一般的纠纷或急事,亲兄弟有无条件帮忙的义务.对于不孝道或婚外性关系之类的不良行为,公共舆论有较大压力.但是,在应对外来威胁时,这类村庄却没办法形成一致对外的集体行动.2005年5月笔者在冀豫交界处的东口镇调查时碰上不少此类的案例：当有村民发现自家来了小偷而呼救时,其他村民只会慢慢赶到,不会真花力气配合抓小偷,村民说“怕打出头鸟”.有一次,某村的四人巡逻队在夜间巡逻时碰上了几个开着拖拉机前来偷东西的青年,后者对他们说,“难道就凭你们几个人还想拦住我们不成不过看在你们也辛苦的份上,今晚我们就到隔壁村去算了.”次日,邻村果真因发生盗窃案到派出所报案.

梁漱溟先生在分析农民分散性时,曾做了一个“有关系无组织”的经典概括.若将其稍作修改为“有关系弱组织”,笔者认为较为适合指称东口镇这类乡村的社会结构.在这里,“混混”根本不需要像黑社会那样高的组织程度,即可对村民产生足够的威慑作用.不过,由于村庄对内的公共舆论压力尚在,此类社会结构下的村民少有主动寻求“混混”为自己所用的.

(三)户族内外之别与“不管私事”

2006年5月笔者在关中平原的古都镇调查时发现了另一种社会结构模式,在这里日常互助一般在同姓但不完全按血缘远近为标准的20户左右范围进行(有的小姓也加入大姓的互助范围),例如灌溉即以此范围为准.对于这种模式,借用有的学者在关中其他地区调查的民俗概念可称之为“户族”.

户族这种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中.据村民反映,1980年代的户族在村民间纠纷处理等问题上还是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年轻人慢慢在家庭中取得了主要决策权,他们慢慢将户族的权威性抛到了一边.虽然户族的名称与范围大体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此结构中的村民关于公私界限的分别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前,古都镇的村民普遍认为户族中的某一户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纠纷,是该户人家的“私事”,而户族“不管私事”.故而,如今户族不像宗族那样有维护内部合作并一致对外的功能.在面对“歪人”或“二道毛”(村民对“混混”的称呼)的侵犯时,户族成员各求自保.这样,“混混”虽然人数少却根本不担心面对团结起来的“大多数”.

(四)宗族衰落程度不同村庄的对比

宗族处于急剧衰落过程中地区的“混混”则具有独特的宗族色彩.2005年至2007年间笔者在湘东南的金陵乡调查时发现,由于不同村庄宗族衰落程度并不相同,一些宗族意识仍较浓厚的村庄在客观上为青年“混混”提供了组织资源.

在金陵乡及附近乡镇的诸多村庄中,村民宗族意识普遍急剧弱化,村庄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弱化,实施惩罚的能力则几近消失.但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个别村庄中村民的宗族意识虽亦弱化,却较前一类村庄强得多.这类村庄中青年人常以宗族纽带结成关系较紧密的群体,在107国道上专门找一些过路司机的麻烦,对其进行敲诈.同时,他们也常到周围的宗族意识已较弱的村庄偷摩托车和狗.在笔者长期蹲点调查的桥村,近年就有10余辆摩托车被邻村的 “烂桶子”(村民对“混混”的称呼)“偷”去.这些摩托车或者被卖到外地,或者由失主花一定的价钱赎买回家――即使是失主亲眼见某“烂桶子”(因是邻村熟人,故认识)骑走自己的摩托车.

简言之,在宗族这一社会结构均在衰落的情况下,衰落较快的村庄往往无法抵挡衰落较慢的村庄中基于宗族纽带形成的“混混”.在金陵乡也有不少村动寻求“混混”力量为自己“摆平”纠纷,但从总体上来看,更多的情况不是他们利用“混混”“摆平”别人,而是被“混混”“摆平”了自己.

三、村庄拒斥“混混”的机制

(一)宗族的认同及其动员能力

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宗族仍是农村的重要社会结构,村民的日常互动与宗族关系纽带有很大的关系.在这类社会结构基础上,宗族认同使得村民构建起了一个较为紧密的生产与社会共同体.

2005年12月,笔者在赣中某县田镇调查时发现,该地大多数村庄的村民宗族认同都是比较强的.首先,从村庄外观上来看,这些村中仍有大量的祠堂存在.这些祠堂大多建于解放前,但最近一次的维修工作都是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完成的.维修祠堂的钱主要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按该祠堂所在姓氏(或房支)的男丁数量摊派,另一部分则来自捐赠,其中后者为主体.其次,村民的宗族认同影响到了村干部的产生,村干部往往是宗族中较有威望者.

由于宗族这一社会结构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村民之间有较强的凝聚力.同时,又因为有颇具权威的村干部作为带头人,此类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村民在遇有突发事件或外来威胁时,很容易被动员起来,且具有一定规模.面对这样的情况,即使“混混”再强大,也不敢介入村庄扰乱社会秩序,因为这将可能招致激烈的反抗乃至暴力惩罚.

(二)小亲族的内聚力与团结性

由于“混混”群体一般并不大,且其组织程度不如黑社会组织那般高,故而其实也未必需要宗族那么强大的组织才能将“混混”拒斥在村庄之外.只要村民之间够团结的话,规模比宗族组织小一点也无妨.小亲族就是这么一种社会结构,它的规模一般比宗族小,但由于内聚力非常强而使得其成员团结性非常高.例如,在黄淮海平原,就较为容易看到这种社会结构.

小亲族俗称“家”、“门”,同一小亲族的村民称自己的亲族为“本家”.由于小亲族的存在,村民间在日常中的竞争十分激烈.即便是村民自己不愿意花大力气竞争,同一个小亲族的其他村民也会通过施加压力推着该村民参与竞争.如果该村民对本小亲族其他村民施加的压力置之不理的话,意味着该户人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必然被其他村民边缘化.例如,有调查表明,在黄淮海平原某地农村,由于小亲族之间竞争的需要,婚丧嫁娶等事是村民必须大办特办的.原因即是这些事不光是单个家庭的事,而且是其所在小亲族的事,办的好与坏,直接关切到该小亲族在村庄中的名声与地位.

由于小亲族的内聚力和团结性很高,凡事一致对外,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上, “混混”是不敢轻易进村找村民麻烦的.一些试图依靠暴力为后盾谋取非正当利益的青年,主要集中在村庄之外的集镇活动.

(三)分配型经济与村民竞争

并不是所有的具有内聚力的村庄都是因为血缘纽带而具有很高的团结性,例如,有的村庄中,由于存在较强大的集体经济,村民的利益受集体分配型经济影响很大,故而在应对外来威胁者时显得较为团结.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江浙及不少内地城郊型地区(宗族或强或弱),即使宗族仍较强,其重要性都已经让位于经济利益结构.由于有着巨大经济利益刺激而引发的动力,这类社会结构基础上的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十分高,且常为了维护经济利益而形成种种集团进行较量.由于这些集团常因经济利益变动而常重新组合,其行为具有很鲜明的利益结构特点.

正因为这种村庄拥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往往具有较之于其他地区农村较强的警力.这样,从外部环境上来说,“混混”进入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就要小一些.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来看,留给“混混”的空间也不大.由于经济利益过大,村民要么就是在合法的规则基础上竞争,要么就是援引带有一定黑社会性质的力量而不是组织程度不高的“混混”,来压倒其他竞争者,从而在集体利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

(四)高度地域认同与村庄行为

除了以上提到的经济因素可能带来血缘纽带以外的高度团结性,地缘因素也可有相同的作用.正如孙兆霞等人在分析贵州屯堡社区时所发现,虽然此类社区缺乏强有力的宗族组织,每家每户都是直接与社区对接的,村民的村寨认同感却很强.笔者的调研也发现,村寨认同感在我国西南地区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例如,2006年4月笔者在西南某县的柳树乡调查时发现,不管是否为同一个宗族、是否为同一个民族,只要是同一个村寨的村民,都有很强的村庄认同感.在应付外来利益挑战时,村庄更是具有整体性的动员能力.如在争夺山林权的纠纷中,毫无例外都是整个村寨出动.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基于高度地域认同的“农户一社区”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不符合社区规范的行为很容易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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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以上所述证明,“混混”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农村青年越轨行为的结果,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常态”持续存在,乃是因为有其特定社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就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类型.在宗族、小亲族、分配型经济和高度地域认同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具有拒斥“混混”的能力.在核心家庭至上、有关系弱组织、户族以及宗族急剧衰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村庄拒斥“混混”的能力则弱得多.相应地,从村庄层面来看,作为“混混”的青少年犯罪在前一类村庄中也较少.时下我们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抑制“混混”现象滋生亦是其重要内容.而关于“混混”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分析给我们的启示则是,若要根除“混混”存在的社会基础并减少农村青少年犯罪,还应从增强村民间的社会纽带入手,提升村民的合作能力和组织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