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用简陋武器击落五架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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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红军不但要与地面上围追堵截的敌军殊死拼杀,同时还要常常面对敌人飞机的空中骚扰和狂轰滥炸.当时,尽管红军没有任何一件制式防空武器,但仍在战斗中用极其简陋的步兵武器先后击落击伤十余架敌机.由于历史原因,这样的对空战斗很多没有记录下来,有的只限于当事人的回忆,但目前军事史料中有确切记载的仅击落敌机就有5架.

由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全新的战斗力,国民党军事当局以及东北、广东、广西等地方实力派军阀纷纷花巨资从国外进口飞机建立自己的空军力量,并首先用于军阀混战和对红军的进攻围剿之中.

1934年8月,为策应苏区反围剿斗争及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先导,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奉命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始了长征先遣行动的“西征”战略突围.8月底,红军在广西灌阳的文市附近举击溃广西、湖南军阀白崇禧、何健部8个团的进攻,于9月4日占领了西延县城.红军的这一战略行动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素以“小诸葛”著称的白崇禧为堵截红军人桂,一面紧急增调两个主力师迅速向该地区“进剿”,一面命令桂系空军马上派飞机前往侦察,从空中摸清红军的行动迹象,迟滞骚扰红军的作战行动,为其主力地面进攻做准备.

9月7日,桂系空军飞行员沈瀛、韦淳杰接到命令后,立即驾驶一架PO―637号侦察机飞临目标上空进行骚扰侦察,并很快在全县西延区大埠头(今资源县城以西)发现了红6军团17师的先头部队.由于桂系空军的这种侦察机在进口时进行了改装,可携带小型炸弹,并安装了对地面攻击的机,因此面对没有任何防空武器的红军,沈、韦二人按下机头突然俯冲下来,对准前进中的红军队伍便实施低空投弹、扫射,当场造成十余名红军战士伤亡.接着,敌机拉起机头在空中绕了一大圈后再次实施第二次攻击.愤怒的红军官兵决心教训教训这个趾高气扬的空中飞贼,于是立即组织前卫部队的步、机占领有利地形,集中火力对准盘旋后准备再次发动攻击的敌机.当沈、韦二人驾机第三次俯冲下来企图再跟毫无对空防护能力的红军玩“猫戏老鼠”的把戏时,却突然遭到地面对空火力的密集射击,飞机机身顿时被打出许多窟窿,油箱也被击中起火.失去控制的飞机在空中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向下栽的厄运,但不一会儿还是歪歪斜斜拖着一溜黑烟栽到了附近的稻田里.沈、韦二人狼狈地从着了的飞机中爬出来仓皇逃命,他们自知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便拒绝红军要其投降的喊话拼死向县城方向奔逃,但没跑多远就被红军战士追上,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沈、韦二人被愤怒的红军战士击毙.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击落的第一架敌机.

第二架敌机被击落是在1934年11月29日.当年10月21日晚,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及教导师和机关8万余人开始了长征战略大转移.当红军在湖南道县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后续部队辎重过多,行动缓慢,遭到敌薛岳、何健、白崇禧部的包围攻击,敌我双方在湘江两岸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大血战.战至11月下旬,双方伤亡极为惨重,敌薛岳、何健部死伤数万人,红军自己也由8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为围堵消灭红军于湘江地区,亲临前线坐镇指挥的急调国民党空军王牌第三中队从南昌紧急起飞,对红军实施空中打击.

被视为“空中骄子”的国民党空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首先被用于对红军的围剿进攻之中,仅在第五次大“围剿”作战中就出动了三个轰炸机大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给红军造成了极大损失.在此次湘江之战中,“空中轿子”们更是发挥了“超常的战斗力”,以多批次、多架次轮番对渡江红军进行轰炸、扫射,很快就将湘江变成猩红的“血江”.在敌空中优势的打击下,红军渡河的机关和掩护部队损失惨重,其中担任掩护的红5军团34师和红3军团一部几乎损失殆尽.面对敌机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担任预备队的红一军团二师一面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迅速组织优秀射手对空中敌机进行集火射击.经过激烈的对空火力抗击,红军用落后的很快就将一架正在疯狂俯冲轰炸的国民党政府刚进口不久的709号“弗力特”型驱逐机“请”了下来,创造了我军军事史上用打下高速战斗轰炸机的先例,并俘虏了狼狈跳伞的敌飞行员谢廷藩、魏德,此二人也成了国民党空军“剿共”作战中首次的“殉难”者.在这次出色的对空战斗中,红军给骄狂的国民党空军第三中队以迎头痛击,狠狠教训了这个在“剿共”内战中大出风头的“空中骄子”,使其以后在对红军的作战中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低空俯冲轰炸了.

第三架敌机是在贵州茅台镇上空被红军中革军委警卫营防空连(也有史料称之为教导师机连)用重机改装的高射机击落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在的正确指挥下,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战术,先后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牵着围剿大军的鼻子打圈圈战.在遵义附近,红军一次就歼灭敌军两个师和黔军8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迅速获得了战略主动权.红军作战行动的变化,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不明白红军为何能很快打破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令他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不断化为泡影.于是,他频繁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企图发现新的线索和红军主力的确切位置.据时任红军中革军委教导师机连连长的叶荫庭将军回忆：3月18日,该连随纵队行进到茅台镇附近的山路时,三架敌机在部队隐蔽的丛林上空盘旋一阵后,突然开始轰炸,造成部分红军伤亡,连苏区银行的钞票都被炸得满山飘落.战士们纷纷要求教训一下这些空中飞贼,在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的指示下,机连(防空连)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架起4挺由重机改装的“代用高射机”,形成相隔10至20米的对空火力网.这时又有三架敌机飞临红军主力休整地的茅台镇上空进行侦察,早已做好准备的机连待敌机进入预定目标区后,立即用自己的土“高射机”对准从云层里钻出了的敌机一阵猛烈射击,领头的敌机驾驶员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打了个“倒栽葱”,连人带机拖着长烟扎进了茅台附近的赤水河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茅台城下闪出一道火光,随即升起一团浓烟.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夹起尾巴,哀鸣着逃走了.”叶荫庭将军说.

1935年5月,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空气稀薄的大雪山,粉碎了数十万大军南攻北堵消灭红军的梦想,于6月18日与红4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红军1、4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使得在南京、成都、重庆来回穿梭奔忙十分震惊,他不甘心自己变红军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破灭,在大骂薛岳、刘湘、刘文辉等围剿将领无能后,他一面命胡宗南部协同薛岳、刘湘、刘文辉部重新进行围堵部署,一面命令国民党空军加强空中侦察,以图寻找 到消灭红军的新战机.7月17日,国民党空军第三中队副队长朱嘉鸿和飞行员郭诗东奉命驾驶一架303号波音p-12E驱逐机(战斗轰炸机),前往四川黑水地区做侦察飞行.在石碉楼上空,敌机发现了正在行进中的红4方面军后续部队.本该返航回去报告的朱嘉鸿二人惊喜之余,突发奇想地决定对红军实施突然打击,企图以“显赫战绩”洗刷第三中队在湘江之战中被红军用落后的步兵武器打落飞机的耻辱.于是,两人忘记了上次的教训,按下机头对准红军队伍就是一阵俯冲扫射.但当他们将飞机拉起转弯后准备再次俯冲扫射时,却立刻遭到地面红军密集火力的回击,303号机身瞬间布满了弹孔.这回,红军战士又一次用落后的将先进的敌机“请”了下来.被打中尾部失去平衡的敌机像醉汉似的在空中翻滚挣扎,最后只得在附近的河坝地区迫降.看到刚才还在空中耀武扬威的敌机顷刻就被打落在地,红军战士马上欢呼跳跃地向敌机包围上去,俘获了长征以来第一架国民党军飞机(红军曾于1930年2月28日,在鄂豫皖苏区大别山南部的宣化店陈家河俘获过国民党军一架飞机,后起名“列宁号”).敌机飞行员朱、郭二人在弃机逃跑中被追捕的红军击毙.这架飞机后来因无法带走,被红军在当地销毁.

第五架敌机是在1935年8月3日被击落的.同年7月中下旬,为打开北上通途,红军在指挥下,在毛儿盖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与国民党军在这一带防堵的胡宗南部十多个团展开激战.7月14日至16日,红1方面军主力发起毛儿盖之战,歼灭敌守军600余人.与此同时,红4方面军主力向胡部独立旅和第2旅发起猛攻,并将敌王牌第1旅和增援之敌两个团击溃,毙伤敌团、营长以下数百人,迫使敌全线溃退.红军在毛儿盖激烈战斗的声震惊了,他在严令胡宗南死守的同时,马上派出飞机为胡宗南助战.在的督令下,国民党空军配合胡宗南的地面作战,几乎每天都出动飞机对红军所在地区进行侦察和轰炸,有时在同一时间和区域就有6架飞机同时扫射、轰炸.8月3日,国民党空军第六中队队长王伯岳带领队员谢集泰亲自驾驶装满的601号轻型轰炸机与另外两架飞机前往战区执行对红军的低空打击任务.在飞临四川腊子山、羊角塘一带时,他们很快发现大批红军部队正向被围的胡宗南守军发起进攻,于是王伯岳下令向红军展开攻击.三架敌机立刻俯冲下来对红军进行扫射、轰炸,但很快便遭到红军密集弹的回击.王伯岳驾驶的601号飞机多处中弹,另外两架敌机也被打得狼狈逃散.为躲避红军的密集弹雨,王伯岳慌乱中驾机撞到了附近的迁流水山坡上,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顿时机毁人亡.其余两架敌机见势不妙,慌忙掉转机头逃回去向报丧去了.

消息传到正在成都督战的那里,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不知何故竟联想起唐朝刘禹锡的《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手捏电报大骂：“这些白痴,怎么把王、谢两个人安排在一架飞机上呢这次好了,王、谢真的成了堂前燕了！”周围的人不知所云,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据说,此时正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参加党政治局会议的在得知王、谢毙命的战报后,也吟诵起了这首《乌衣巷》.当然,他的欣喜与的沮丧两者心情是截然不同的.